還有幾天(11月2日)便是李澤厚（1930-2021）去世4周年。近來我讀了很多對他的訪談紀錄、從70到90歲，以及其他人對他的紀念與評價(包括批評)的文章，有點是在補償一向對他的忽視。在1980年代「文化熱」的中國，他紅得發紫，我對他的美學和哲學理論卻毫無感應。1990年代「李澤厚熱」迅速冷卻，其中有政治和社會變化的因素。
這時期我常有機會去內地，訪書店尋書，還是完全無視他的著作。
他去世前一年，「獨立中文筆會」網頁輯錄了他的文章，談1980年代的幾本書，文中李澤厚梳理和闡述了他1980年代幾部重要作品的寫作脈絡，我讀著才知道自己錯過了什麼。
1980年代他的著作炙手可熱，大學生宿舍房間隨處可見，還有手抄本。這些書在當時有思想啟蒙的作用，推動思想解放，但反而不是他自己最珍視的。在一生的論著之中，李澤厚特別重視後來寫成的理論著作，包括《人類學歷史本體論》和《倫理學新說》，因為具原創性和哲學深度。
可惜來到今天，像「人類學歷史本體論」那樣的大理論變得不相干了。讀著他晚年接受的採訪，擲地有聲的反而是他重申理性啟蒙的重要性，觀點很清晰，立場堅定。例如80歲接受《南方人物周刊》專訪，肯定中國文化傳統，但是力言「返回古典要建立在現代性基礎之上，不要現代性的古典是種倒退。」「中國仍然需要啟蒙。十年前我就講過，有的人是『蒙啓』，把啓蒙過的東西又蒙起來。」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7/10/2025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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