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教育與意識形態

談到性教育，每個人都有些見解。有些見解基於知識，更多是基於自己的價值觀和道德直覺。在今天的香港，更多了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影響。

怎麼說？純就效果而言，過去通識科的框架其實比較適合用於性教育，因為可以多角度討論，容許一些開放性，不同的學校（例如教會學校、不同文化背景的中學）也較容易調整。通識教育本來是重視多元和自由討論的教育，並不是教人放任肆意地自由。但是當通識教育被政治污名化，取而代之的公民教育框架特別重視灌輸「正確」的思想和價值觀，在設計課程上，很容易走向「統一思想」的方向。例如把「合乎情禮」用作性教育的綱領，或者就反映了這樣的思想（統一價值觀是好的）。

隨之而來的發展是揉合中國傳統文化。這衍生一個問題：中國文化的性觀念是以甚麽為準？孔子？宋明朝的理學家和道學家？傳統中國社會有沒有一以貫之的性觀念？

以性同意年齡為例，我在澎湃新聞讀到中國政法大學羅翔教授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在民國初期，合法性行為年齡定為12歲以上，這被認為過低，借鑒西方之後，在1928年提高到16歲，卻又有人質疑太嚴，因為農村與都市的實際情況也不同。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立法者決定將性同意年齡定為14歲，沿用至今天。作者提出了一些改進的主張。

一國兩制，香港應該保持以16歲為界線，但也要有一點認知：在國家法律，15歲也有相當的自主。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9/9/2024刊出。

 

情禮，情理

新一學年開課前夕，初中公民、經濟與社會科（「公經社」科）有關性教育的教材被議員指不合時宜、未能追上現代社會發展，教育局刊登文章回應指評論並不正確，解釋說，性教育是德育及公民教育的重要一環，藉以幫助學生建立尊重他人及負責任的正面價值觀與態度。這兒的關鍵詞是「價值觀」。

公經社科在2021年出世，取代被取消的通識科。今年中三級的教材有性教育單元，以「合乎情禮的親密關係」為主題，有中國文化特色，一方面肯定嚮往親密關係是自然的發展（發乎情），另一方面提醒學生必須謹守規範（止乎禮）。關鍵詞是「合乎情禮」。

發乎情，止乎禮義，出自《詩經．大序》，我個人喜歡《詩經》，但懷疑用文言文來教初中生建立正確的性與親密觀念，是否有效和合宜的框架。

性教育與一般的價值教育不同。它是跨科際的，涉及生理、情感、法律、倫理、醫學。在初中，性教育有額外的挑戰：青春期的騷動不馴，對成人世界的不服氣以至不甘服從，令單向的自上而下的道德價值灌輸事倍功半，甚至牛頭不對馬嘴。這件事不能簡化為灌輸正確價值觀的道德任務；更不要貪心地「法乎上、取乎中」，把調子提高到文化理想中的「禮」，順便灌輸傳統儒家思想。

回歸基本情理比較好。「相約打羽毛球」被國際媒體取笑，不必太介懷，「有則改之」是古訓。更重要的是借此想想，香港是怎樣與世界的常情常理漸行漸遠的？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6/9/2024刊出。

 

回歸前長者說香港

長者朋友張文達在2003年去世，晚年旅居香港，住得舒心，也有感情。近期重讀他的文章，有點著意看他在97回歸前怎樣說香港。

《忘憂草》有一篇寫於回歸前不久，談50年代新中國的「進步人士」，「有一些人在政治運動中表現『左』得出奇，比共產黨還要『進步』，還要『左』。這些人的心理狀態可分兩種，一是『邀功』，也就是『邀寵』，另一是保護自己。」他寄語，「希望香港的親中人士千萬不可學這類人的樣，不要討好爭寵，要立得正、站得穩，以香港人的利益為依歸，不要做牆頭草。」

〈苟安自得〉一文觀察當時香港社會的苟安心態。「有條件移民的絕大部分已經走了，留下來的人對未來的香港心存恐懼而無可奈何，苟安心態由此而來。」另一方面香港社會依然「自得」，充滿活力，作者說，這和苟安並不矛盾，更是奇妙的結合。他希望回歸以後，中央實現諾言，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政策上實行放鬆，「則香港人的苟安心理可以消失，活力繼續發揚。」文章結語：「既然說香港是一隻生金蛋的鵝，就切不可使出種種辦法使這隻鵝變成呆頭鵝。極左派最慣於使用這種辦法。但願上帝保祐香港！」

連寫多篇稿憶記長者，始於網上讀到胡文飛寫〈趙樸初與民進會員張孝權的世紀情誼〉。「人民政協網」新近轉載了這篇文章，看來是是對長者(本名孝權)愛國心的肯定。若然，這兒引述他對香港的寄望並非不合時宜，更不是事過境遷。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3/9/2024刊出。

 

 

寄身他鄉是羈旅

接連寫了幾篇已故長者朋友張文達，又重讀了書架上他的散文集，想起昔日在他家中聽他隨意談歷史與世事，多在90年代回歸之前。他經歷苦難，閱世深，看政治目光如炬。他對國家民族有深情，心靈深處是江南，那是文學中的江南，更是自己少年成長的記憶。晚年他在香港度過20年，有文章說此心安處便是吾鄉；然而又有文章從柳永詞寫「羈旅」，說一個「羈」字令人百感交集。「羈旅」是寄身他鄉。他在香港是羈旅。

這兩篇文章都收入1993年出版的散文集《忘憂草》（台灣：大川出版社）。後一篇〈羈旅之思〉最後一段說自己祖籍湖南但心中的故鄉是杭州和上海。抗戰勝利後他從四川回杭州，母親早已去世，祖母還在，仍有一個「家」；再過幾年重返，祖母也去世了，弟妹他遷，訪故居人事全非，身在故鄉卻似羈旅。他說，這大概是工業社會不可避免的情況，安土重遷已經被打破。

然後筆鋒一轉：「人們習慣於流動，只是我們這一輩人的情況有些不同，完全是被動的，或者可以說是上天(即命運)的安排吧。我不知道現在由香港移民去外國的同胞有沒有故鄉情，會不會起羈旅之思……。」

重讀這一段，在30年後今天的香港，別有滋味。

先前我說1991年出版的《微念滄浪》選篇謹慎，全書沒有觸及「六四」，也沒有觸及香港回歸前的焦慮 (〈縱筆觀世變〉，8月25日)；但是《忘憂草》有數篇文章對香港回歸有感，下篇談。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31/8/2024刊出。

 

 

香江夢痕

書架上有7本已故長者朋友張文達的散文集，昔日初讀時最喜歡《牛棚雜憶》（與季羨林回憶文革的書同名），近日重讀，有感於心的是《香江夢痕》，這不僅因為書以香江為名。

在書序中，作者引述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白居易原文是「歌詩」）合為事而作」，說自己服膺此說，書中的文章多有感而發。書序寫於1996年6月。他說文章即使是回顧過去，也不忘掉現在。「歲月之逝有若落花流水，但他日回顧起來，或者可以如魯迅先生所說，若流星之閃爍吧！」

〈一聲河滿子〉一文記述收到16年未通音問的世妹的信。她是民初教育家朱經農的女兒朱文曼，作者妹妹的大學同學。朱經農留學日本和美國，與胡適是朋友，國民政府時期曾任湖南教育廳長十年。朱文曼在信中說，「我覺得你的文字藴含著太多的痛苦」。但朱的一家其實在新中國也經歷了很多。

信中抄錄一首短詩，詩的作者在解放時已是一個副教授，主動積極申請參軍，但「由於我們都能想到的原因，他一生都在新疆當教師」。

詩用英文寫成：「My race is run, /My best is done, / I’m not sorrowful. // But only tired of /Everything that /I ever dreamed of.」中譯：「我的賽程已終／我的全力已盡／我不感到憂傷／但卻僅僅倦於／曾執著追求的／我的全部夢想」。

時代夢痕大概常是新舊相疊的。舊的墨迹淡去，新痕也漸成舊迹。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8/8/2024刊出。

 

 

縱筆觀世變

想念起已故的長者朋友張文達先生，就重讀了書架上他的幾本散文集。這些文章來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報章專欄，大半寫於70歲前後，現在我差不多是他當時的年紀了。人生各有軌迹，他那一代的經歷不是我們這一代可以比擬的，但我好像很早就能讀出他筆下的多層次的感慨。現在自己經過一些歲月，在一個不同的世道，重讀時，有些感知變成切身體會了。

1991年出版的《微念滄浪》，文章取自《信報》專欄《縱筆》。作者在自序中說，欄名來自「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

這是蘇軾〈前赤壁賦〉的起段。乘一葉小小的蘆葦舟，行於茫茫無邊的江面上，有人解為作者自覺人在天地間的渺小，是誤解。蘇軾記述與客人在舟上的對話，客人在感慨人渺小如滄海一粟，哀人生短暫；相反，蘇軾看天地卻見到江上清風，山間明月，是「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的樂趣。

縱筆也像江上縱舟，自覺渺小是一種心態，自在享用江風明月是另一種。但是「自在」並不是客觀的自由。〈前赤壁賦〉寫於蘇軾剛從文字獄死裏逃生、貶謫黃州後第一年。在「烏台詩案」，他前半生的詩文多被搜羅，一字一句都是罪名。出獄後寫文章步步小心，不是自由的。

長者在書序中說「縱筆」也有「縱覽世態之姸，撫觀天下之變」的意思。書在91年出版，選篇沒有觸及「六四」事件，也沒有觸及香港當時的焦慮。縱筆觀世變不無謹慎。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5/8/2024刊出。

 

活潑情誼

胡文飛寫〈趙樸初與民進會員張孝權的世紀情誼〉，娓娓道來，難得在沒有把政治旋律硬塞進兩個活活潑潑的人物中。

趙樸初(1907-2000)是中國佛教界領袖，張孝權(張文達的本名)的年長朋友；張文達是我昔的日年長朋友，但兩者是不一樣的，他們之間有半個世紀共哀樂的活潑情誼，詩文書信往來分享喜與悲，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都沒有完全斷絕。

趙樸初是安徽太湖人，在太湖縣北寺前鎮有趙樸初文化公園。網上文章〈趙樸初與民進會員張孝權的世紀情誼〉的作者胡文飛的工作單位就在文化公園，文中有許多溫暖細節，相信是來自對兩人幾十年間通信的整理。這兒選兩個小故事。

1979年，趙樸初從北京到上海度假，上張孝權的家敘舊，進門就說：「孝權啊，今天就在你家午飯，你別拿那貓咪舔過的碗招待客人。」這裡面有故事。文革時，張下放農村後回到上海轉為煤渣磚廠工人，家中與小貓為伴。有一次，張的保姆返鄉，他要自己做家務，想出一個省事的洗碗妙法，請自家小貓將碗中油膩舔得乾乾淨淨，用自來水沖一下便完成。他寫信告訴了趙樸初，是為「貓咪舔碗」的來歷。

張曾與趙樸初的內弟陳邦炎共事，文革時又與陳一同下放農村。趙樸初多寫詩詞作，常抄寄張陳兩人，戲言「譬如款存銀行，不虞遺失耳。」這在日後證明是明智之舉。後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洋洋大觀的《趙樸初韻文集》，就是陳邦炎編輯完成的。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2/8/2024刊出。

 

感慨繫之

已故作家張文達昔日是我的長者朋友，他的本名是張孝權。他去世21年了，最近才知道「張文達」這個筆名是胡菊人代他起的。八十年代初張先生為剛創刊的《中報月刊》寫了一篇分析中國問題的時評，總編輯胡菊人問他想用真名還是筆名刊出，他說筆名吧，你隨便起一個便可。胡菊人提議用張文達，因為張的祖父諡號就是文逹。張文達的祖父張百熙是前清一品官，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的創辦人。

他以這個筆名為多份香港報章和刊物寫稿，但是在《明報》寫專欄用的筆名是林洵。第一本散文結集《倒影》在1986年出版，作者名也是林洵。

書中的選篇分為5輯，第一、二輯的文章接近我讀專欄時心中的印象：淡雅而深遠，自然地透著人生和歷史的感慨，他自己常在文章說「感慨繫之」。這是出自王羲之《蘭亭集序》，但取意不同。

第一輯有文章〈大江東去海西頭〉，自述文革下放到上海奉賢縣濱海的「牛棚」，每天在海堤內的農地「勞動改造」，挑水擔糞插秧施肥什麼都做。休息時站堤上看大海，羨慕天邊的風帆，想著自己彷彿一下子被凍結的生命。

後來居港時他常去石澳海邊，在巖石上獨坐，喝一點葡萄酒，想一些往事。有時得到寧靜，有時感受寂寞——歷史的寂寞。其實他在香港的文化圈朋友很多，也有逸興遄飛的聚會，社交上並不寂寞，石澳海邊的寂寞是與下放時在東海之濱的看海交疊著的，撫今追昔，感慨繫之。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9/8/2024刊出。

 

 

「香港 張文達」

在我的情感記憶中，有一個特殊的忘年朋友。張文達 (1921-2003，本名張孝權，另有筆名林洵)在1980年來港定居，千禧年後返回上海養病。他逝世前最後的日子是在靜安區一處寓所度過的，我去看望過他。在香港，我曾是他的醫生，有十年他在我的醫院門診部看病。

最初我是寫信給他的年輕讀者，我常讀他在《明報》《信報》的專欄，被他對文革與中國的刻骨感慨觸動，最初寫信是婉言勸告不要溢哀，還引述了《詩經》哀而不傷之意。那是1986年前後，為他看病是後來的事。

在醫院門診看病之外，我有時到銅鑼灣他的寓所看望，坐在他寫稿的大書桌旁，聽他談歷史和世事。來香港之前他並非一般的文壇作家，1945至49年是年輕的政治新聞記者，採訪過國共內戰。他講人物故事靈動鮮明，但我聽明白的少於八成，能接話頭傾談的更少。

近來想起他是讀到胡文飛寫〈趙樸初與民進會員張孝權的世紀情誼〉，活現先生的面貌。2000年5月，趙樸初逝世，位於北京市西城區的的老家接待來賓弔唁，「四合院裡哀樂低回，氣氛肅穆凝重。在熙攘的憑弔人群中，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顫顫巍巍地在來賓簿上寫下『香港 張文達』。他飽含著淚水，跪倒在趙樸初靈位前。」

有內地網頁介紹張文達時說他居港20餘年，「已經同化」。我認為不確，他還是他。他的子女在他去世後說他在香港「走過了最舒心的歲月」，這是香港與他的情分。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6/8/2024刊出。

 

奧運獎牌排行榜

朋友注意到，媒體對今屆奧運會的報導，少見了每日獎牌排行榜。我們都是長者年紀，按照共同的有些依稀的記憶，以前不是這樣的。每日的獎牌排行榜更新訊息無處不在。

我隨口說，這應與我們現今接收資訊的方式有關。社交媒體和社交網路平台已經主導了大部分新聞流量，和流傳的內容。短小的感人故事、激動人心的時刻，加上圖片，可以吸引流量甚至瘋傳，枯燥乏味的獎牌統計圖表不會流傳。讀者愛有笑有淚的故事，不理會數字上的驕傲。在這屆奧運會，我讀到運動員的故事花的時間很可能比觀看比賽還要多。

但似乎還有另一種解釋。日經中文網上有一篇文章〈「和平的盛典」的尷尬〉(2021年8月11日)，本身為日經新聞編輯委員的作者北川和德提到，《奧林匹克憲章》規定「奧運會是個人項目或團體項目的運動員之間的競爭，不是國家間的競爭」、「不能按照國家進行世界排名」。

當時東京奧運(因新冠疫情推遲一年在2021年舉行) 卻是每天在東京奧組委的官方網站上刊登按照各國和地區排名的獎牌榜。民間學者以不符合奧運理念為由，要求東京奧組委重新考慮獎牌榜的問題。

他們得到的回覆是：「在過去的奧運會，國際奧委會也是允許的，不存在問題」。又辯解說，這不是按國家地區，是按各奧委會的排名。我聽來覺得牽強。無論從奧運精神的「初心」抑或白紙黑字的憲章理解，奧運都不是國家民族之間的比拼。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3/8/2024刊出。

 

道不同不相為「榮」？

看奧運不只是觀賞最高水平的運動競技，也是分享運動員的激情和悲喜，以至背後的故事。視乎你怎樣看，其中有豐富人性、文化符號、也有政治意涵。中華臺北隊在羽毛球男雙項目擊敗中國隊奪金、烏克蘭在女子佩劍團體賽反勝南韓奪金，各自贏得第一面金牌，在家鄉激勵人心，都有濃烈的政治意味。

儘管如此，在正常情況下，最好不要將體育和體育精神「政治化」。因為在四分五裂的地球，像奧運那樣的接近普世認同、所有國家地區可以大致公平地和平競技的場域，已經不多。

江旻憓奪金，率真的激動反應一時讓全城喝彩，「引以為傲」、「與有榮焉」、「香港精神」的讚賞此起彼落，然後開始神化她「文武雙全」(史丹福大學學士、現在是中大法律博士生)，然後她被政治起底，就讀中國人民大學寫的碩士論文也流出。這篇論文的題目是《透過「佔中事件」反思香港特區選舉制度完善路徑》，觀點當然是追隨官方對「佔中」禍害和「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論述。

於是，在未曾正視處理2019後的社會撕裂的香港，產生了這樣一個問題：如果運動員的政治立場與自己完全對立，還要不要為他╱她的驕人成績引以為榮？抑或要劃清界線，道不同不相為「榮」？

我的想法是，那些「引以為傲」、「與有榮焉」的集體榮耀感，本來就是過度的。她是她你是你，毋須跳進集體主義的認同。廣東話「戥他們開心」就比較正常。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0/8/2024刊出。

在讚揚「精神」之前

「精神」是真真實實存在的。例如「體育精神」，有抑或沒有，清楚分明。「民族精神」也是真實的，這與狹隘排外仇外的民族主義要好好分辨。今屆奧運香港運動員的表現亮麗，展現精神，表揚「香港精神」是理所當然，我卻總有些疑問。

這一般被理解為「永不言敗」、「堅持到底」，常用於後來居上打不死逆轉勝的情況。但是在某些一瞬間定生死的運動，例如體操，這定義好像套不上。

中國在男子體操團體賽痛失金牌，在大好形勢下，臨危受命的後備選手蘇煒德接連在跳馬和單槓嚴重失誤，金牌拱手送給在最後一輪仍落後很多的日本隊。蘇煒德未能頂住巨大壓力，是否欠缺「中國精神」？他的體操運動員生涯是否要就此完結？抑或在下屆奧運之前，有可能重拾「精神」？

賽後他被中國網民狠批，「蘇煒德你是日本人吧？到手的冠軍就给小日本了」、「蘇煒德自己去投塞納河」，這些網民是否很有「中國精神」？抑或這根本是被默許的網上集體欺凌？

HK01有一篇張家朗的深度專訪，作者李思詠把訪問重點放在他從上屆東京奧運得金牌之後的成長路，法國教練Greg是關𨫡。因著這位傑出的教練，在今次發揮「香港精神」之前，張家朗得以成長。希望蘇煒德也有一個好教練，能夠啟發他在挫折後成長，不會被體制冷酷地打入永不錄用之列。在讚揚「精神」之前，宜先關顧心理健康——個人的和民族的。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7/8/2024刊出。

 

 

蘇軾的罪證

蘇軾20歲進士及第，65歲前去世，一生處於北宋變法、新舊黨相爭的時代。他的仕途常是以貶謫之地標記，最好的文學作品也是在貶謫中寫下。1082年有詞作〈定風波〉，末句：「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同年作〈念奴嬌・赤壁懷古〉，起句：「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都是千古名句。這些是他經歷「烏台詩案」(1079年)入獄、受嚴刑審訊、險死還生後被貶謫到黃州時期的作品。

烏台詩案審訊的經過有詳盡紀錄，得到有心人保存、抄記，幾十年後才在南宋時面世，至清朝錄入《四庫全書》。今天我們可以細看這場文字獄是由誰挑起，如何構陷，想怎樣釘死蘇軾。

起初是蘇軾奉調湖州，到任時寫《湖州謝上表》呈皇帝謝恩，其中有一句「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被人檢舉，再被朝中新派官員上綱上線，指「難以追陪新進」分明是鄙視新派；「生事」是諷刺皇帝新政。

這時變法的領袖王安石己經退休，他的學生李定等人佔據朝中高位，包括負責審理蘇軾案的御史台(當時御史台俗稱「烏台」) 。《湖州謝上表》未足以構成死罪，這夥新派官員動用御史台全部力量，從全國搜集蘇軾的詩文舊作幾百種；民間的變法追隨者熱心參與，其中有蘇軾視為友人、後來在中國科學史知名的沈括。蒐集的詩詞被斷章取義作為罪證，在連月審訊中逐句質疑蘇軾誹謗朝政。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8/2024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