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2日 星期二

「三家村」餘生:廖沫沙歷劫仰天笑 (「文革」倒影.七)

政治冤案多文字獄,離不開羅織罪名、上綱上線。它厲害的地方還在於:明明是硬扣帽子,但即使受害者他朝平反,「帽子」罪名卻已深入民心成為標記。「三家村」就是這樣:所謂「三家村反革命集團」只是無中生有,但日後文革歷史卻常是從「三家村」說起,彷彿當年真的有三個志同道合的人物組織這麼一個「三家村」,要觸碰毛主席的什麼底線。事實剛好相反: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應邀合寫專欄,「三家村」只不過是一個有文學意味的比喻:人口寥落的一條小村,只有三戶人家也自安居。

這個本來平常不過的專欄起源於1961年秋天,北京市委理論刊物《前線》的編輯想雜誌更加親近讀者,邀約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合寫新專欄。三人各有文才,並無統一風格宗旨,文章多是說古論今,談讀書治學、待人接物等;個別篇章會批評一下社會現象,但行文自有節制,因為三人在北京市各有要職,加上這是黨的刊物,下筆不會越雷池半步。《三家村札记》專欄從196110月開始,到19647月被迫結束,前後近三年才共發表了60多篇。我早年略讀過其中一些文章,說實在話,覺得溫和得很,甚至可以說有點平淡。

當時,毛主席正在下決心,要瓦解代表著劉少奇路線的北京市委,「三家村」便成為江青及其文化打手班子的標靶,這是掀起腥風血雨的第一擊。

批鬥《三家村》是連著鄧拓本人另外在《北京晚報》寫的專欄《燕山夜話》綑綁進行的。《燕山夜話》從19613月寫至196210月,140多篇。此前,吳晗的《海瑞罷官》文章和京劇本也是箭靶。

《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记》的文章一般在千字以內,沒有長篇大論,也不故弄玄虛,平易近人因而深受讀者歡迎,在當時的文壇成為一縷清風,各地省市報刊紛紛仿效,短文形式的專欄一時蔚然成風。文革號角吹起,「三家村」在一夜間被打成「反黑幫」,全國各地趕快檢討,揪出許多「小三家村」「四家店」來,被株連的文化工作者數以千計。

「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

置人於死地的批鬥文章有多狠毒,如今我們不會有胃口細讀,但那些兇惡語言在今天的香港也有不少倒影,歷史的確是鏡子。這兒選一些片段,讓讀者感受一下鬥爭語言的霸道。196658日,《解放軍報》登出江青寫作班子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指鄧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櫃」、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頭目」,痛批《前線》、《北京日報》和《北京晚報》全是射出大量毒箭」的反黨工具,「猖狂地反黨反社會主義制度」。(深圳新聞網,摘自羅平漢,〈被拋到風口浪尖的「三家村」〉,《文革前夜的中國》第5章第4節。)

兩天後,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同步刋登姚文元近2萬字的重磅文章《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怒斥「三家村」是「鄧拓、廖沫沙、吳晗合股開辦的一個黑店」,指三人發表的各種言論「絕非單幹」,是「精心策劃的、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有指揮的向黨進攻。」文章更指控「三家村」活動的目的是「配合美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支持封建勢力和資本主義勢力」,以「顛覆黨的領導,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最後作出這樣的結語:「三家村裡的黑幕多麼驚人,這一小撮人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懷著多麼強烈的階級仇恨,他們對右傾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者如何無所不至地吹捧和支持。他們盼望中國變顏色,從紅色中國變成黑色的中國。」(鳳凰網,〈十年動亂第一案:「三家村」冤案內幕〉,選自季羨林主編《我們都經歷過的日子》。)

 紅色中國有變成黑色中國的危機,學生要起來保衛毛主席,這種宣傳在文革初期一下子泛濫,紅衛兵便聞風而起。

頑強而自得其樂

「三家村」之中,鄧拓被定性為叛徒」後在家中自殺以明志,吳晗被投獄,家破人亡,只剩廖沫沙一人歷劫餘生。廖沫沙被關入黑獄8年,之後又勞改3年。他在獄中堅決不肯認罪,被糟蹋折磨得不成樣子,到底也活過來。19792「三家村」被平反,廖沫沙還親眼見證到四人幫」下台。198011月,在北京審判林彪和江青的特別法庭上,廖沫沙是作證者。

他是怎樣挨過冤獄的?廖沫沙的性格頑強,在關押期間設法自得其樂。他以香煙盒作紙、火柴當筆寫詩,日後結集出版為《餘燼集》。其中有詩句「書生自喜投文網,高士如今愛折腰」,半是自嘲,半是諷刺知識分子卑躬折腰;另一首描述自己被紅衛兵批鬥,詩句改寫自宋代程顥《春日偶成》:「雲淡風輕近午天,彎腰曲背舞台前。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閑學拜年。」彎腰曲背是當時常用的「噴射機式」折磨方式,被鬥者雙臂擰後,頭被壓低至只能望地。

文革中期監獄允許家屬探視,他的家人送來橘子,廖沫沙用大頭針和指甲把吃剩的橘皮刻上小兔、蝴蝶等動物形象,烘乾壓平放在窗臺上自娛。後來他刻花朵,利用「放風」的機會偷拾松柏小枝,作為橘皮花的綠葉,觀賞作品自成天地。(〈秤砣不含饃饃渣,幽默之中見莊嚴——廖沫沙書劄所見〉)

廖沫沙在1975年出獄,隨即被押送江西的山林場勞改,途中專案組解除了監護,他得以讀報刊和聽廣播。當時報刊鋪天蓋地都是「形勢大好」,廣播也一律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廖沫沙不服氣,就從報紙上收集各種語言的「好」字的譯音,在香煙包紙上寫了一首打油詩《頂好歌》:「拿哈依提雅克西(維吾爾),依赫賽那(蒙古)亞古都(藏),恩特拉那(鄂倫春)古牙古牙(藏)瓦吉瓦(彝),費力鼓搗(英)火來熱(俄羅斯)…」他認為把very good譯為「費力鼓搗」是得意之作。

「最難過的時候,我就要笑」

日後,廖沫沙在朋友面前常把劫難拿來說笑,常說,文章只能寫輕鬆的:「最難過的時候,我就要笑。」劫難的創傷未必真的那麼容易淡去,每當提起吳晗和女兒吳小彥的厄運,他就難過得說不出話來。他解釋為什麼自己在那種逆境下能比吳晗想得開:「因為我過去坐過牢,而吳雖是研究歷史的,但對實際鬥爭卻沒有多少親身經歷,所以這次運動一來,就把他搞蒙了。」 (〈歷史上的今天:19911227日 廖沫沙逝世〉,新湖南網。)

文革初期流行一首類似順口溜的政治兒歌:「鄧拓吳晗廖沫沙,一根藤上仨黑瓜,打!打!打!我們堅決打倒他!」兒童在街上唱,在小學課室裡唱,跳橡筋繩時也唱,街知巷聞,成為很多小學生對文革的集體回憶。

無知的兒歌與辛辣的批鬥文章一樣能傷害人。廖沫沙結束監禁生活回北京不久,年輕朋友劉茵去朝陽醫院拜望他,說出版社打算結集出版《三家村札記》。廖沫沙迸出笑聲:「哎呀,你不怕成為我們『三家村』的走卒嗎?」劉茵說,你們「三家村」四海揚名,連小孩都知道,只此三家,別無分店,想參加而不得呢!她把「仨黑瓜」兒歌為廖沫沙唱一遍。廖沫沙聽了,先是笑得前仰後合,繼而激動狂笑,笑而含淚:「哈哈哈…這…這得感謝江青那些陰謀家,她竟使我這個小人物舉世聞名、童叟皆知了!哈哈哈…」 (閻綱,〈廖沫沙長歌當哭〉,新湖南網。)

劉茵說,頓時被笑聲震撼了。

 

「文革」倒影.七.《明報》世紀版

20201215日刊出

 


  

2020年12月21日 星期一

Al Jonsen:走進生命倫理學的歷史

生命倫理學領域的一位奠基人Albert R. Jonsen (1931-2020) 於本年1021日在三藩市的家中去世,享年89歲。我在今年中接手醫學院的生命倫理學課程統籌工作,檢討內容時,剛把他有份首創的「四盒子方法」(4-cell method,或 4-quadrant method,一譯為「四象域方法」)添加了進去,讓同學知道在日常醫學實踐中,倫理原則如何可以和個案情景、病者的價值觀、醫學判斷並行使用,以助特別複雜的倫理道德抉擇。聽聞他與世長辭時,我卻先想起家中書架上一本他的著作The Birth of Bioethics (Oxford: 1998)  

這本書是我在千禧年前後窺探生命倫理學世界的其中一道門口。我對生命倫理學的興趣是在九十年代中開始的,其時幾位中文大學、城市大學、香港大學的人文和法律學者共同籌備創立香港生命倫理學會,我和兒科及遺傳學醫生林德深加入為創會委員。加入之後我才逐漸知道生命倫理學的課題從何而來,為何值得關注,它為何需要跨學科的對話,與社會有什麼關係,它與醫學倫理的交集與張力所在。

 Al Jonsen (他的同儕暱稱他做Al”) 被視為第一個把生命倫理學帶到臨床的先驅。1982年初版的 Clinical Ethics: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Ethical Decisions in Clinical Medicine (與醫生 Mark Siegler和律師 William Winslade合撰) 成為經典。他在去世之前還與兩位作者在準備第9版。

The Birth of Bioethics寫生命倫理學於六、七十年代在美國誕生的故事,要言不煩,書中人物躍然紙上。這本書我應是在2001年左右從Amazon訂購的。當年正值我在九龍醫院主管的康復科服務在快速擴展,工作太忙就沒有馬上細讀,多年來也是斷斷續續看,現在作者都走進歷史了,我才讀最後的一章。這一章的最後數節,他回顧也反思生命倫理學在美國發展中,載有的美國哲學和文化性格,非常有洞悉力,而且謙和敦厚,沒有一絲美國主義的味道,以下節譯一二。

他說,我們可以注意到,所謂美國精神」常是預設了和期望著進步,樂觀相信未來總會比現在更好,他用 "Meliorism"(社會改良論」,一譯淑世主義」)一詞作為概括。社會能不斷進步的觀念,在美國歷史上隨處可見到證據。這並不是形而上的或天賜的發展,美好的未來並非注定要寫入人類的歷史,它必須經由個人的辛勤努力工作匯集而成。 這道信念也是美國倫理學的一個標誌:它首先是個人主義的。 從最根本起點,每個人算作一個個體,不多不少,個人是一個自由的主體,也負載社會期望,活於世上要成為對自己負責的社會一員。 這個體的精神也與基督教加爾文主義的個人救恩教義、福音派對個人承諾追隨耶穌的感召、啟蒙運動個人天賦權利觀念,以及資本主義崇拜的自由企業有關。但Jonsen也隨即指出,這種重視個人主義的思想不是把人視為一粒孤立的原子。 每個人是平等的,關於自己如何生活的自由選擇必須得到尊重,但個人與他人也是合作的,共同實現淑世主義所設想的美好的未來。

Jonsen並沒有天真地以為美國社會的現實就是那樣美好。六、七十年代的美國生命倫理學者是常常對現實抱持清醒的批判的思考。二戰後,科學和醫學騰飛看來預示了美好的醫療未來。醫療技術無疑是真正有益的發展,賦予了醫生前所未有的神奇力量,但同時它也帶來了複雜的倫理問題,以傳統的道德框框剪不斷理還亂。稀缺的新醫療技術也引起與分配上的公義難題,而醫患關係中的倫理規範也需重新定義。隨著醫學被科技主導,來自神學和哲學訓練的生命倫理學者開始質疑由科技與專家主導的醫學走向。

Jonsen1967 年畢業於耶魯大學,獲宗教研究博士學位。他原是受命的羅馬天主教神職人員,但 1976 年離開聖職。他曾任加州三藩市大學校長(1969-1972 年),期間在大學醫學院兼任巡迴生命倫理學家」("roving bioethicist”) 1974年,在美國一些醫學研究倫理醜聞被揭露之後,總統委任了一個國家委員會,檢討和制定指引以保護涉及人類的生物醫學和行為研究的對象。《貝爾蒙特報告》(the Belmont Report)在1979年發表,樹立了美國和日後世界通用的研究倫理規範,Jonsen是委員會的主力也是《貝爾蒙特報告》的撰寫人之一。

他在1987年加入華盛頓大學醫學院擔任醫學史與倫理學系,把它從一個專注於醫學史的學系轉變為一個包含生命倫理學培訓、研究和臨床倫理服務的中心。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剛於今年10月委任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的倫理學者Prof. Nancy Jecker為顧問,Jecker是嚴謹的哲學學者,1988年被Jonsen羅致加入正在重新出發的華盛頓大學醫學史與倫理學系,成為多年的同僚和好友。她寫了一篇細膩可感的文章A Tribute to Albert R. Jonsen, PhD (1931-2020),誌記這親愛的尊敬的先驅。我特別喜歡其中提到,Jonsen生前常愛半開玩笑地把道德理論和實踐(例如醫學科技應用)之間的關係比作熱氣球和自行車之間的關係。Jonsen解釋說,原本哲學就像一個熱氣球,給世界一個寧靜,宏偉的視野,但大多數人並不生活在氣球上,所以他要像騎自行車一樣,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岩石間的小路上。在Jecker看來,Jonsen和整整一代哲學家一起,通過引入可行的範式和方法,讓以後的一代倫理學者不會離地,靠近社會具體分析生命醫學中實際的倫理問題。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20201221

 



2020年12月18日 星期五

告別2020

下星期五是聖誕假期,本版不出,這篇便是2020年的告別篇了。在此預告:新一年專欄會起個新名字,換一個寫法,以不同的心情寫。

「醫醫詩詩」專欄是在去年66日開業的,起初的構思一如欄名,每周一首小詩,配搭散文,試著以自己對醫事的感受入詩。可是我沒有守住初衷。「反修例」抗爭狂飇時,無論如何慣於冷靜也難以無感。城市的激盪和遽變時刻牽引著心緒,腦海浮生的詩句十之八九也是繫著這個漸病漸危之城,其他意念全在潛意識中讓路了,結果是一路寫來,只得三數篇是符合原來的構思。

在大學時代我曾寫詩但沒有發表,四十年後才在專欄寫,下筆覺得青澀,但當中也有些體會。有一路現代詩稱為「朦朧詩」,之所以朦朧並非故作隱晦或是刻意追求風格,可能在某種創作狀態感應複雜的世界時,驅動文字的心緒本身就是ambiguous amorphous 的。這兩個同為a字頭的英文字不好譯,混沌朦朧難以名狀,總之就不是來自條理分明的左腦。

回頭看這年半間的詩,大多呈現著一個自由城市在經受「日鑿一竅」的折磨,同時也是在梳理心中的糾結。言之不足故詠詩,不是說療癒這麽嚴重,但每周一寫確是舒了鬱悶之氣。

2019 年香港令人激動難過;2020年香港丕變令人難消受;施政用權𢱑爛本來面目讓人看著難堪。感應著這一切一切寫啊寫,寫到今年深秋時,覺得自己對城市的哀感都暴露過又掩埋了。近日腦中浮起這樣兩句,偷換自辛棄疾的詞:

驀然回首

那城已在燈火闌珊處

這可以擴充為一首小詩的,但我沒有這樣做,反而冒起一個念頭:是時候暫且卸下那個以詩緒驅動書寫的我,換一種寫法。這樣想時,心中忽地豁然:以專欄每周寫詩,如果一直寫下去,可能不經不覺會僭稱「詩人」吧?我畢竟不是一個詩人,可以說是詩的朋友,或者說,有時以詩為伴。

那麼,在2021年為專欄起個新名字吧。什麼名字?就用「驀然回首」好了。。

 

《蘋果日報》「醫醫詩詩」專欄,20201218日。




 


2020年12月11日 星期五

錯誤的魚

今年聖誕不讓人感覺平安,燈光不甚璀璨,陸續還有更多疫症,還有更多人被捕,上庭和入獄。社會上各方面的政治清洗已經漸漸成為新的常態,或者要多清洗一年,城市的面貌才會令施政者比較放心吧。配搭不上新時代的人將陸續離開,這也會令施政更加順利。奇怪地,這樣一個聖誕將至時,我的心情倒不再那麼糾結了。未必是物極必反,溫水煮蛙更不是,或者那是緣於一點輕輕的放下和領悟。

這小詩寫於上月21日,警察開進中大校園、搜證調查學生在畢業日遊行犯禁事件的翌日。

《錯誤的魚》

 

夜漸,還有光時

錯誤的他們在新的錯誤𥚃釀造

新的錯誤日子

 

他們在這兒呑吐著口號

如一尾一尾拒絕被捕獲的魚

 

從前這下面的海灣未填

還有棹船

一隻一隻殘舊木艇

欸乃一聲山水綠

我真的聽見欸乃

划船搖槳戛軋的聲音

那天重雲

向午狂暴風雨驟至

 

那時他們尚未出生

他們父母的祖國在重新開放

錯誤歷史有些已成陰影

歷史的幽靈在暗自變形

未出生的人不會知道命中含罪

在下一個錯誤的年代

他們要走入網羅

 

日遠,還有光時

常有不肯繫泊的舟

穿著烏衣的他們執著如斯

烏江,烏坎,烏溪

歷史永遠不是詩

去兮,如兮

那是否他們的文學老師的錯

 

《蘋果日報》「醫醫詩詩」專欄,20201211日。

 

2020年12月4日 星期五

不自由城市

偶然聽到兩個朋友之間一小短話,談論著人有沒有真正的自由意志。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坦然地說,越來越覺得沒有。我有些驚訝。按照教義,人能自主行善,亦能作惡,所以要為自己的抉擇負上責任。如果人沒有被神賦予天生的自由意志,那麼最後的大審判怎樣可以合理地把人「分流」到天堂和地獄?

不過,如果我們凝視正在這個城市發生的事,整體上的確看不見多少自由。所有互動只向一個方向轉,逆時針順時針也好,都是螺旋向下。這不是灰心不灰心的問題,客觀是這樣。

我常會想,那些熱烈催促中央收拾香港的人,是否只有「凡事擁護」的意志?他們是否堅信中央對港的方針必須如此高壓管控,不可能有一絲一毫寬鬆空間?整肅人民是有效管治的唯一選項?連國家領導人也沒有自由可言?

試想像一個沒有任何自由意志的人,無論做甚麼事也只能依性格執著或是隨波逐流而行,連問心無愧自我救贖也可省掉,那真的太恐怖。另一廂,到如今負隅抗爭的人是否已經完全沒有選擇?很多香港人掙扎著該移民還是留下,去與留是否同屬身不由己?

退一步想,此時此地朋友仍會討論自由意志,也很難得。問到底,本身也是在實踐自由吧。

 《奔》

 

未來鑄在此刻

急不及待

眼看未來快將到來

他們狂奔

向著唯一正確的終局

揚棄其他所有可能

所有期待

 

我走不進那樣的未來

實在走不進去了

有一天他們是否也會顫抖

當自由凝固

或枯竭

 

有些樹常綠

有些樹落葉

像那些歷史、那些城市

他們明白不明白

   

《蘋果日報》「醫醫詩詩」專欄,20201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