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教育與意識形態

談到性教育，每個人都有些見解。有些見解基於知識，更多是基於自己的價值觀和道德直覺。在今天的香港，更多了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影響。

怎麼說？純就效果而言，過去通識科的框架其實比較適合用於性教育，因為可以多角度討論，容許一些開放性，不同的學校（例如教會學校、不同文化背景的中學）也較容易調整。通識教育本來是重視多元和自由討論的教育，並不是教人放任肆意地自由。但是當通識教育被政治污名化，取而代之的公民教育框架特別重視灌輸「正確」的思想和價值觀，在設計課程上，很容易走向「統一思想」的方向。例如把「合乎情禮」用作性教育的綱領，或者就反映了這樣的思想（統一價值觀是好的）。

隨之而來的發展是揉合中國傳統文化。這衍生一個問題：中國文化的性觀念是以甚麽為準？孔子？宋明朝的理學家和道學家？傳統中國社會有沒有一以貫之的性觀念？

以性同意年齡為例，我在澎湃新聞讀到中國政法大學羅翔教授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在民國初期，合法性行為年齡定為12歲以上，這被認為過低，借鑒西方之後，在1928年提高到16歲，卻又有人質疑太嚴，因為農村與都市的實際情況也不同。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立法者決定將性同意年齡定為14歲，沿用至今天。作者提出了一些改進的主張。

一國兩制，香港應該保持以16歲為界線，但也要有一點認知：在國家法律，15歲也有相當的自主。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9/9/2024刊出。

 

情禮，情理

新一學年開課前夕，初中公民、經濟與社會科（「公經社」科）有關性教育的教材被議員指不合時宜、未能追上現代社會發展，教育局刊登文章回應指評論並不正確，解釋說，性教育是德育及公民教育的重要一環，藉以幫助學生建立尊重他人及負責任的正面價值觀與態度。這兒的關鍵詞是「價值觀」。

公經社科在2021年出世，取代被取消的通識科。今年中三級的教材有性教育單元，以「合乎情禮的親密關係」為主題，有中國文化特色，一方面肯定嚮往親密關係是自然的發展（發乎情），另一方面提醒學生必須謹守規範（止乎禮）。關鍵詞是「合乎情禮」。

發乎情，止乎禮義，出自《詩經．大序》，我個人喜歡《詩經》，但懷疑用文言文來教初中生建立正確的性與親密觀念，是否有效和合宜的框架。

性教育與一般的價值教育不同。它是跨科際的，涉及生理、情感、法律、倫理、醫學。在初中，性教育有額外的挑戰：青春期的騷動不馴，對成人世界的不服氣以至不甘服從，令單向的自上而下的道德價值灌輸事倍功半，甚至牛頭不對馬嘴。這件事不能簡化為灌輸正確價值觀的道德任務；更不要貪心地「法乎上、取乎中」，把調子提高到文化理想中的「禮」，順便灌輸傳統儒家思想。

回歸基本情理比較好。「相約打羽毛球」被國際媒體取笑，不必太介懷，「有則改之」是古訓。更重要的是借此想想，香港是怎樣與世界的常情常理漸行漸遠的？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6/9/2024刊出。

 

回歸前長者說香港

長者朋友張文達在2003年去世，晚年旅居香港，住得舒心，也有感情。近期重讀他的文章，有點著意看他在97回歸前怎樣說香港。

《忘憂草》有一篇寫於回歸前不久，談50年代新中國的「進步人士」，「有一些人在政治運動中表現『左』得出奇，比共產黨還要『進步』，還要『左』。這些人的心理狀態可分兩種，一是『邀功』，也就是『邀寵』，另一是保護自己。」他寄語，「希望香港的親中人士千萬不可學這類人的樣，不要討好爭寵，要立得正、站得穩，以香港人的利益為依歸，不要做牆頭草。」

〈苟安自得〉一文觀察當時香港社會的苟安心態。「有條件移民的絕大部分已經走了，留下來的人對未來的香港心存恐懼而無可奈何，苟安心態由此而來。」另一方面香港社會依然「自得」，充滿活力，作者說，這和苟安並不矛盾，更是奇妙的結合。他希望回歸以後，中央實現諾言，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政策上實行放鬆，「則香港人的苟安心理可以消失，活力繼續發揚。」文章結語：「既然說香港是一隻生金蛋的鵝，就切不可使出種種辦法使這隻鵝變成呆頭鵝。極左派最慣於使用這種辦法。但願上帝保祐香港！」

連寫多篇稿憶記長者，始於網上讀到胡文飛寫〈趙樸初與民進會員張孝權的世紀情誼〉。「人民政協網」新近轉載了這篇文章，看來是是對長者(本名孝權)愛國心的肯定。若然，這兒引述他對香港的寄望並非不合時宜，更不是事過境遷。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3/9/2024刊出。

 

 

寄身他鄉是羈旅

接連寫了幾篇已故長者朋友張文達，又重讀了書架上他的散文集，想起昔日在他家中聽他隨意談歷史與世事，多在90年代回歸之前。他經歷苦難，閱世深，看政治目光如炬。他對國家民族有深情，心靈深處是江南，那是文學中的江南，更是自己少年成長的記憶。晚年他在香港度過20年，有文章說此心安處便是吾鄉；然而又有文章從柳永詞寫「羈旅」，說一個「羈」字令人百感交集。「羈旅」是寄身他鄉。他在香港是羈旅。

這兩篇文章都收入1993年出版的散文集《忘憂草》（台灣：大川出版社）。後一篇〈羈旅之思〉最後一段說自己祖籍湖南但心中的故鄉是杭州和上海。抗戰勝利後他從四川回杭州，母親早已去世，祖母還在，仍有一個「家」；再過幾年重返，祖母也去世了，弟妹他遷，訪故居人事全非，身在故鄉卻似羈旅。他說，這大概是工業社會不可避免的情況，安土重遷已經被打破。

然後筆鋒一轉：「人們習慣於流動，只是我們這一輩人的情況有些不同，完全是被動的，或者可以說是上天(即命運)的安排吧。我不知道現在由香港移民去外國的同胞有沒有故鄉情，會不會起羈旅之思……。」

重讀這一段，在30年後今天的香港，別有滋味。

先前我說1991年出版的《微念滄浪》選篇謹慎，全書沒有觸及「六四」，也沒有觸及香港回歸前的焦慮 (〈縱筆觀世變〉，8月25日)；但是《忘憂草》有數篇文章對香港回歸有感，下篇談。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31/8/2024刊出。

 

 

香江夢痕

書架上有7本已故長者朋友張文達的散文集，昔日初讀時最喜歡《牛棚雜憶》（與季羨林回憶文革的書同名），近日重讀，有感於心的是《香江夢痕》，這不僅因為書以香江為名。

在書序中，作者引述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白居易原文是「歌詩」）合為事而作」，說自己服膺此說，書中的文章多有感而發。書序寫於1996年6月。他說文章即使是回顧過去，也不忘掉現在。「歲月之逝有若落花流水，但他日回顧起來，或者可以如魯迅先生所說，若流星之閃爍吧！」

〈一聲河滿子〉一文記述收到16年未通音問的世妹的信。她是民初教育家朱經農的女兒朱文曼，作者妹妹的大學同學。朱經農留學日本和美國，與胡適是朋友，國民政府時期曾任湖南教育廳長十年。朱文曼在信中說，「我覺得你的文字藴含著太多的痛苦」。但朱的一家其實在新中國也經歷了很多。

信中抄錄一首短詩，詩的作者在解放時已是一個副教授，主動積極申請參軍，但「由於我們都能想到的原因，他一生都在新疆當教師」。

詩用英文寫成：「My race is run, /My best is done, / I’m not sorrowful. // But only tired of /Everything that /I ever dreamed of.」中譯：「我的賽程已終／我的全力已盡／我不感到憂傷／但卻僅僅倦於／曾執著追求的／我的全部夢想」。

時代夢痕大概常是新舊相疊的。舊的墨迹淡去，新痕也漸成舊迹。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8/8/2024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