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最怕什麼

王小波的文章〈知識分子的不幸〉發表於1996年第二期《東方》雜誌，收錄於《沈默的大多數》書中，也被選錄入《知識分子應該幹什麼》一書。我是今年偶然買了後者（一本書皮發黃的二手書）才讀到。發表這篇文章之後第二年4月，他就因隱性心臟病猝死了，只有45歲。這篇文章差不多是遺作。

文章開頭先拋出了這個問題：「什麼是知識分子最害怕的事？」他說有答案，「自以為經得起全球知識分子的質疑」，那是「知識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不理智的年代的例子是，伽利略低頭認罪的年代、老舍跳進太平湖的年代。

這很易被簡單理解為反對信仰狂熱，但王小波所說的比這個要深刻一些。

他批判「國學」，明顯接上了魯迅反封建禮教的思路，而有新的演繹。這不是針對認真研究史學或哲學的人。他說的是國學「成為棍子的潛力」：「我對國學的看法是：這種東西實在厲害。最可怕之處就在那個“國”字。頂著這個字，誰還敢有不同意見？」

難道知識分子不應有民族精神和道德信仰？不，他這樣說：「對於什麼叫美好道德、什麼叫善良，我有個最本分的考慮：認真地思索，真誠地明辨是非，有這種態度，大概就可算是善良吧。」又說：「在古希臘，人最大的罪惡是在戰爭中砍倒橄欖樹。在現代，知識分子最大的罪惡是建造關押自己的思想監獄。」

我猜想，寫這一篇的時候，他有想起自己的父親的不幸。那是另一段故事了。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6/12/2024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