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禮教與現代倫理學的主要分別是,前者是天經地義的,不容置疑;後者重視推理和討論,使道德理性化。「天經地義」一詞出自左丘明的《左傳》:「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這本來只是說,禮是貫徹天道和人倫的準則,並沒有的教條主義絕對真理的意思。
《左傳》日後成為《春秋》三傳中最具史學價值的一本。另外兩本是《公羊傳》和《穀梁傳》,其中《公羊傳》在漢代成為官學。漢代獨尊儒術,把孔子之學「詩、書、易、禮、春秋」提升到「五經」的地位,各置博士。
博士專門負責經學的傳授,有眾多弟子,讀經通過考試可以當官,人數愈來愈多,東漢初博士弟子員有五十人;至漢朝末年竟增至三萬餘人。
官方儒學熱鬧,難免變得眾說紛紜。東漢又混雜天道啟示的讖諱之學,更紛紜了。來到章帝(東漢第三個皇帝),詔令滿朝大夫、博士、議郎等儒生在洛陽白虎觀開了一個經學大會,議論五經同異,統一經義。會議長達一個多月,會上眾人逐項辯論議決,不能形成共識時由英明的章帝裁決。
會議由史官詳細紀錄為《白虎議奏》。據說景帝又命班固撰寫《白虎通義》,這像禮教的大義通覽。雖然不少學者認為《白虎通義》未必直接來自白虎觀會議,也未必是班固手筆,但它的內容無疑總結了漢朝的禮教規矩,包括成為中國文化基因的三綱五常。經皇帝認可的禮教思想對後世社會的影響可能比孔子的《論語》更深遠。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30/10/2024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