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著長辮的文化自尊

英國著名作家、戲劇家毛姆（Somerset Maugham）於1919年到中國各地遊歷，寫了58篇散文，結集為《在中國的屏風上》，其中有一文〈哲學家〉是辜鴻銘訪問記。他的洞悉力和留有餘地的文學筆觸，呈現一個中國人自己反而不能恰切理解的辜鴻銘。

這是一個精通多種語言、深諳西方文化，然而極有中國民族自尊心的哲學家。當時外國人流傳一個說法，在中國，你可以不去參觀紫禁城，但一定要去敲辜鴻銘的大門。毛姆先是透過中間人聯絡辜鴻銘，碰了釘子，因為中間人叫辜鴻銘前來會見毛姆，辜鴻銘多日不回覆。毛姆修書致歉，力表誠意，才得以登門。

見面坐下，上了茶，辜鴻銘就譏諷說：「你想來見我真使我感到三生有幸，你們英國人只與苦力和買辦打交道；所以你們認為中國人只有兩種：不是苦力定是買辦。」

之後他們打開了話題，談中西方的哲學，談得順暢。毛姆記述，開始時辜鴻銘講話的聲音很細，可是談到當代的自由主義，聲音變得宏亮，情緒異常激動。在辜鴻銘眼中，這些從國外大學學成歸來的人，是用褻瀆的雙手無情地撕毀這個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

然後辜鴻銘的小女兒悄悄地走進來，偎依在父親身旁。辜鴻銘把她攬在懷裡，親吻她，對毛姆說，小女兒在辛亥革命的當天出生，「她是我們這個偉大民族秋天裡的最後一支花朵。」又說，「你看我留著一條辮子，它是一個象徵。我是古老中國的最後一個代表。」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9/10/2024刊出。

 

菊殘猶有傲霜枝

香港每年都變得更熱，幾乎沒有秋天了，卻是燠熱的中秋節之後，幾天雨帶來秋意。想起一副對聯：「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上句夏天將盡，下句寒冬將至。

我有一對墨青色紙鎮，刻的就是這兩句。以前辦公室的桌面夠寬，一對紙鎮常放案頭；退休後書桌變小，紙鎮不知幾時入了儲物箱。近日有感，覺得這兩句的意思很適時，卻記不起紙鎮「儲」到哪兒去了。

這是蘇軾〈贈劉景文〉詩的前兩句，隱喻不畏風霜的挺立人格。後兩句「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勉慰好友，人生的秋季是最有色彩的時節。

這也不單是說人生階段。中國士人的政治生命常隨時代浮沉。每逢舊世界衰落，借用這兩句比喩不改志節，就像「百搭」。

民國初年有兩個人物堅持留辮子不剪。一個是北洋軍帥張勳。他在清末任兩江總督時，曾號令全軍蓄髮留辮，人稱「辮帥」；更出名的是辜鴻銘，在蔡元培的北京大學校園內身穿長袍馬褂拖著辮，特立獨行。辜鴻銘曾書寫這兩句詩送贈張勳賀壽。後來胡適記述在一次宴會上，辜鴻銘開玩笑說，「傲霜枝」代表辮子猶在，「擎雨蓋」就是清朝官員的大帽。

辜鴻銘的「辮子教授」形象深入人心，有人說他是滿清遺老。其實他「半唐番」，生於馬來西亞檳榔嶼的華僑家庭，母親是葡萄牙與馬拉混血兒。青少年時期在英國成長，在歐洲遊學，25歲前還未能用中文寫文章。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6/10/2024刊出。

 

光怪時空

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哲學家Antonio Gramsci (1891-1937)死於法西斯主義的監獄中。在年復年的囚禁中他寫記很多思考，逝世後被輯錄為三卷《獄中筆記》（Prison Notebooks)。

上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歐洲思想界對於我是陌生的；他也是意大利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我對那段歷史更是無知。最近略為接觸到他的生平和思想，緣起是月前在大學圖書館打書釘。

在一本二十一世紀小說論著的扉頁，作者借用了Gramsci一句名言，令我想起魯迅的冷峻文采。這句話原本是對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歐陸丕變的觀察，但在一百年後有新的共鳴：這簡直是在描繪我們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啊！

英譯不只一個版本。我讀到的是這個：The old is dying and the new cannot be born; in this interregnum there arises a great variety of morbid symptoms.

中譯有更多版本，直譯是這樣：「舊世界正在死去，新世界還無法誕生；在此期間，各種病態的症狀全都出現了。」

有一個文雅的中文版本卻是這樣譯：「舊世界已死，新世界未生，於此明暗交錯之際，怪物浮現。」明明是「病態的症狀」，怎麼譯成了「怪物」？那是當代哲學家 Slavoj Zizek 用容易意會的措辭將Gramsci這句話的後半句改為 ”…now is the time of monsters”，中譯便是怪物出現的時代。

我的意會是：在青黃不接的時空，光怪陸離的病態紛現。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3/10/2024刊出。

 

 

精華糟粕憑誰定

當我稍為認真地閱讀中國禮教思想的源流，一個感想是，所謂中國禮教，其實是漢族的道德倫理思想；第二個感想是，繼承傳統多麼容易變成教條。

這些規範，大致上是西漢和東漢前後兩朝的儒生和博士為皇帝制訂的。西漢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東漢的代表人物是班固。禮教規範全是天經地義的真理；君臣父子夫婦「三綱」的尊卑主從秩序，在以下二千年深入中國文化骨髓。

這些禮教思想，來到現代依然處處可見，只有夫婦的綱常之道稍被時代沖刷，但「男主外女主內」的角色定型也沒有完全刷掉。

有一句早已變成陳腔濫調的話：我們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糟粕是造酒剩下的渣滓，比喻粗劣無用的事物；精華是純粹美好的成分，但是繼承統傳統文化並不像造酒。造酒的人不會分不出酒與酒渣，自命弘揚傳統文化的人卻不一定有能力分辨精華與糟粕。

自從漢朝由官方統一儒學思想，精華與糟粕的判別必須經由皇帝蓋印認可，官學有標準考試範圍，禮教有標準答案。這與《論語》中的孔子相反。孔子會直接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如果沒有了仁心，即使有禮制又如何？) 到了東漢，班固修撰的「禮」早已變成臣子的恭謹論述。

來到當代，馬克思主義是新的綱常。依官方說法，馬克思主義是「人類精神的精華」。要繼承傳統禮教精華，也要糅合馬克思主義的精華，這是未曾充分解答的題目。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30/9/2024刊出。

 

 

 

前司長的勸諫

律政司前司長梁愛詩在「蛻變計劃」的一段影片中，苦口婆心呼籲社會接納在反修例事件中，已知錯並承擔法律責任的年輕人。「蛻變計劃」是學者宋恩榮2020年成立的組織，致力輔導及協助服刑後的年輕人，支援他們重返社會。梁愛詩說，社會一向是希望幫助釋囚重投社會，如果沒有工作機會，便無法重投社會。

這是兩個多星期前的新聞了，至執筆時，不見有任何和應，勸言落入了虛空。

這是當然的。說「社會」應該給犯事認錯的年輕人機會，沒有人會反對，但誰是「社會」呢？並沒有抽象的仁慈社會，只有具體的僱主、公司和機構。想呼籲有效，可能要向具體的僱主和機構直接游說。

具體問，誰會不怕麻煩去聘請有可怕政治案底標籖的年輕人？估計絕少。我以前的工作是醫務，試想如果犯事的年輕人是醫護人員，私家醫院和公立醫院會不會從寬聘用？相信會有很大顧慮。萬一被攻擊「包庇（前）黑暴」，麻煩會有多大？

近日我在讀中國禮教思想，剛讀到東漢史家班固一篇論「諫諍」。他說，倫理道德有仁、義、禮、智、信「五常」，諫言也有「五諫」：諷諫、順諫、窺諫、指諫、陷諫。譯為白話是婉轉以諷喻勸諫、順對方的思維勸諫、靜靜伺機勸諫、指出錯誤直諫，以及冒險犯難進諫。前司長在委婉地順諫，但是僱主怕陷入麻煩，畢竟聘用這些年輕人也是政治冒險呢！想見到社會變得寬容，可能首先政府要釋放OK的信號。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7/9/2024刊出。

 

禮教與吃人

在傳統中國，每個朝代都追求長治久安，儒生和謀臣提出各種長治久安之道，但是歷史上沒有實現多少長治久安。儘管如此，禮法秩序的傳統思想卻穿越時代發揮作用，十分長壽。

當前香港特區的長治久安之道，核心思想似乎是絕對不可以「亂」。善用法律利器制亂之後，或者會回歸傳統，重構禮樂？

重構禮樂是荀子思想的重要主題。他對「禮」的看法頗為合乎情理，在《禮論》提出，人生來自有欲望，想要的東西得不到就會追求，追求而沒有界限便互相爭奪，爭奪致亂，最終陷入困境。禮可以節約欲望，人的欲望受制約，行為受規範，才可以合群。

如何制約？不是靠個人知足常樂。荀子自問自答：「人何以能群？曰：分。」

「分」是身分、地位、角色。安守本分、不以下犯上、不可有非分之想，要區分尊卑長幼，這些全是以「分」為基礎。

對「禮」的重視，到漢代成為制度性的國教，之後主導政治和社會近二千年，直至清朝覆亡。五四新文化運動掀起，反禮教成為熱點，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是先鋒；吳虞（1872-1949）受啟發，寫成一篇〈吃人與禮教〉，1919年11月在《新青年》刊出，風行一時。

文章劈頭便說，讀了〈狂人日記〉不禁想，「我們中國人，最妙是一面會吃人，一面又能夠講禮教。吃人與禮教，本來是極相矛盾的事，然而他們在當時歷史上，卻認為並行不悖的，這真正是奇怪了！」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4/9/2024刊出。

書生兩種

我在重新閱讀中國禮教思想，但有些心野，首先想起傳統中國的書生，因為傳統上「知書識禮」是「有教養」的基本：女性知書識禮可以為「淑婦」；男性知書識禮是考功名的起步，都很實在，不是抽象的理想。

書生常被與「士」等同，我看是有分別的。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泰伯》) ，可不是立志做個書生。那麼誰是書生？或者可以從自稱書生的詩句入手。

清代黃景仁有〈雜感〉詩句傳誦至今：「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書生多遭世人白眼，不是風生水起的「知識分子」。黃景仁是黃庭堅的後代，四歲喪父，但母親把他教養得很好，十六歲考童子試，三千人中名列第一。乾隆時得任官職，但全無官運，窮得要跟戲班粉墨登場維生，更為避債遠走太行山，34歲死於肺病。他留下一千多首詩。

「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是鄧拓的詩句，在1960年5月游東林書院時有感而發，感慨知識分子在1957年反右運動受迫害。反右運動前一年「大鳴大放」，全國報刊都要積極參與，鄧拓是《人民日報》社長，卻決定讓《人民日報》保持沉默，不隨笛起舞，結果被毛澤東指斥為「書生辦報、死人辦報」。文革前夕再被算帳，自殺於家中。

另一詩句「文章滿紙書生累」，是他在1959年離任《人民日報》社長時，在社內舉行的歡送會上念誦的。書生是一種會因文章受累的人。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1/9/2024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