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走或留，近日在想，如果最終決定不走，那是為了什麼？
第一個念頭是，會不會是之前香港兩次移民潮都沒有走，「留」已經成為慣性？
學者說，香港現代史上的移民潮，今回是第三次。第一次是1982年中英談判至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訂；第二次是1989年「六四」到1997年回歸。
前兩次留下來有很多得著，這一次香港丕變，何不再次達觀留守？
可是如今留下來似乎需要特別的論述。上兩次「信是吾土」在我是自然而然的－－那時還未流行「我城」前「我城」後地表達「身土不二」－－如今人面不知何處去，驚嚇的事倒是接踵而來，好像再也不能自然而然地訴說對香港的感情，也難以暢快地散發正能量，對周遭的殘酷視若無睹。
怎樣論述留守？一個合理的論述是「拒絕末日悲情」。這還可以有兩種變調：(a)散佈負能量是不負責任的；(b)本來無末日，何必自製悲情。
第二個可能的論述是「此生不作異鄉人」。即使「走得好」，到底心下不踏實。「此心安處是吾鄉」太文藝了，不真實。
第三個論述是：「人是會適應的，也應該學習適應」。不適應是苦，珍惜我們擁有的安全，就能適應轉變。我們連新冠瘟疫也能適應，輕易習慣了疏離的社交新常態。而且，香港抗疫有成，病毒不侵，何苦走去病毒肆虐的他方？
第四個可能的論述是，「不要離棄承受著苦難的人」。不止是為了他們，也是為了他們在守護的制度、文化、記憶、空間和價值觀。這與偏重「兩制」無關。有價值的東西能跨越兩制，對一國也是好的。
凡此種種「留守」論述總在腦海中縈繞不散，與之相對而勢均力敵的，則是如今「依法治港」用權者的「快、狠、準」，以及媒體各界在新時期對「大破大立」的謳歌和應。那天我讀到一篇社評的中英對照，把「大破大立」譯作Tear down the walls to rebuild Hong Kong，十分傳神而又觸目驚心。留守是否意味著也要出一分力，阻止用權者肆意過火地tear down Hong Kong？這需要一些天真的勇氣。在公民社會逐步被瓦解以至紛紛自我解散的今天，勇氣稀薄有如高山上的空氣。因為不宜攀登，所以前人才會遠遠地「高山仰止」，說一聲「雖未能至，心嚮往之」吧？
再說，勇氣只可以反求諸己，不能成為普遍的論述。作為普遍的道德要求，能持不忍之心已經很不錯了。
原載「我的菠蘿游」網頁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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