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與阿城的八十年代

陳丹青講起八十年代，他眼中的作家阿城：「(我們)都是右派的孩子，都他媽老知青。」

文革結束三年後(1979) 相識，一見如故。陳丹青比阿城先離開中國(1982年去美國)，「一大早阿城到（美術學院）校門口送我，他要上班，不能和大家一起去機場…那時連擁抱都不會，就那麼扶著胳膊，流他媽眼淚。」(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Oxford版，頁75。)

1983年秋，陳丹青忽然收到阿城寄來一篇小說，「寫在練習本那種破紙上，寫我們這類傢伙流浪，夜裏在火車站的事。」

阿城一炮而紅的作品《棋王》的故事也從火車站開始，但這兩頁練習本破紙並不是的《棋王》的前身。阿城說那只是習作。

愛文藝的人，人人都有少年習作，這有什麼特別？陳丹青看出了我們不會看見的一種劃時代的意義：「這簡直太刺激了：在我們青少年時代，除了五四一代小說，就是解放後的革命小說，總之，就是那種印出來在書店裏賣的小說書。我從未想像一個我認識的傢伙，一個同代人，也寫小說…現在這篇小說捏在我手心裏，兩張破紙，可那是小說呀！」

阿城在1985年到美國。談到初到異地的感想，他的感想有點出人意外。其他文化藝術人，像作曲家劉索拉等，出國後往往經歷「失重」的階段：本來正在一個浪尖上，出國一下子變成了一個普通人，而且有語言和文化隔閡。阿城出國時，《棋王》已大紅大紫，他有沒有這種「失重」感？

阿城卻道：「還高興，因為發現常識還在，比如說最基本的信用，比如助人。你知道在美國經常碰到有人來問：要幫忙嗎？這個中國原來就有，『要搭把手不？』『不用，謝謝了，您忙您的』，到文革，尤其是現在，沒有了，以前有啊！學雷鋒助人為樂？這不是罵人呢嘛！這是最起碼的教養啊。」

阿城說，在美國時心下踏實，因為自己從小慣了被推到邊緣，沒有什麼打入主流社會的壓力。「你只需要跟人家說真話，你做什麼不做什麼都很安心嘛。」「一路遇到的人，都是不懷疑你的，只要你按照久違了的常識去做，你就不會出錯。安心。所以，我等於出去休息了十幾年。」

八十年代終結於1989年。阿城說，從政治上說，「我是比較清楚的感覺到，八十年代是一個要彌補信用的年代，但結果1989年信用徹底崩潰了，沒有了。」

〈大夫小記〉2007年1月2日及3日，經修訂。題目新擬。

八十年代中國的人

昨夜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夢裡在看一輯旅遊照片，三對夫婦共遊，妻和我之外，一對是我的大學同學，一對是我中學同學和他太太。照片中的自己比兩個不同年代的同學更多白髮。那是像 Alice in Wonderland 有點莫名其妙的驚奇心情：咦，應該是他們比我更多白髮才對。

這個夢之前我在想著寫一篇帖文，以兩篇昔日閱讀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的隨想，撮合重新寫一篇《八十年代的中國人》。

做這個夢，腦袋在時光中攪亂了，醒來時，題目也攪亂，變成「八十年代中國的人」，更有意思。那個年代的中國，那個年代中國的人，比現今的「中國人」有意思。咦，這是懷舊心情，難怪白髮忽然多了。

「镜头下的80年代中国彩照」（组图）

圖片來源：

www.pian.baike.com

見錢之後

整理昔日文章，見到下面這一篇。當年香港剛推出措施方便內地人名正言順來港產子；當年曾蔭權宣佈競逐連任特首，承諾「做好呢份工」。

只不過隔了6年，覺得簡直是前世和今生之別。承諾多給公共醫療撥款是兌現了，人手和病床卻嚴重告急；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緊急停掉了，港人港「x」(港「奶」、港「地」甚至港「營」) 頓成主調，捍衛核心價值的信心則漸失。

見錢

新措施啟動，內地來產子的孕婦不再是欠數的「大肚婆」，而是香港歡迎的「準媽媽」。她們很有秩序地排隊，在公立醫院的預約櫃位拿出一疊疊大鈔，五百元一張是七十八張，一千元一張是三十九張。而且她們沒有財大氣粗，言談坦率又得體。一百位預約的準媽媽就要數幾千張鈔票，各區醫院合共收了十幾萬張大鈔。

這一天，恰巧是曾蔭權宣佈競逐連任特首的日子。他說，若成功連任，將全面改革公共醫療體系，並投放更多資源。目前公共醫療衛生開支是323.4億元，5年內可望逐步加至約400億元。

併在一起看，公共醫療是否又從「緊日子」走向「寬日子」了？九十年代初，醫院年年有「新錢」搞新服務，好日子又回來了嗎？

我看還是冷靜一些為好。複式計算，323.4億元在5年內加至約400億元，相當於每年增4%。未來幾年，香港和世界經濟會由通縮走入通脹，醫療通脹增加更比一般通脹快。4%是很慷慨了，但扣除通脹之後，可能僅堪應付老化中的人口的需求而已。醫療融資改筆始終是重要的。

候選的特首說，要「全面改革公共醫療體系」，這又不只是談醫療融資了。見到錢好過見不到，可能還要十二分努力，錢才會來。

〈大夫小記〉2007年2月6日，經修訂。

政治耳語：敢怒不敢言？

晚飯時有人說，不明白湯顯明在任廉政專員五年，為什麼期內種種飲食酬酢交際送禮的灰色行為，在內部無人見到有問題？廉署不是恆常出勤，教育各公營機構如何預防灰色行為的嗎？

於是就有「解人」：「根據某政治吹風專欄，消息人士透露，內部很多人早已看不過眼，只是『敢怒不敢言』。」

在政治專欄以私密耳語形式吹風，是香港媒體近年興起的現象。公關放料，由來已久，也許不值得大驚小怪，但近年的政治耳語專欄多了新特色：

第一是煞有介事地講「內幕」，暗示其中有不為世人所知的「事實」；

第二是訴委屈，永遠有官員借「內幕」「事實」訴寃，不是「左右做人難」就是「難為了家嫂」，十分之「粵語長片」。

根本那些「內幕」是否「事實」？抑或是藝術描寫？真是只有天知地知，他知你不知。

現在我閱讀這些政治專欄私密耳語，會退一步看「消息人士」的心態。「消息人士」以為「敢怒不敢言」的描寫會讓公眾同情那些沉默的同謀者？有助廉政公署與湯顯明劃清界線？

這是什麼年代的機構管治心態？

「只因為傾訴訴得太久，把話說盡了，把詞用窮了後，為了繼續訴苦，於是就把情況誇大來說。把一堆堆更可怕的詞彙硬併上自己的感受上，好讓自己和聽眾繼續沈醉在那個苦難的氛圍之中…。」

-〈訴苦有害〉(摘錄)

圖文來源：www.lovelyishHK.hk

讀者看：新加坡不是香港

寫新加坡的幾篇帖文，在醫管局網頁和這兒先後得到一些認真的回應。今天摘錄幾條，加按語。

關於「社會的形態和發展模式一環扣一環」：

「From the socio-economic point of view, public health is also an income re-distribution similar to public housing and education. The only difference in HK is that there are no thresholds for public health. The policy that ‘no one should be denied adequate medical treatment through lack of means’ places a great burden on the public health system in HK under the existing socio-economic culture.  本港的堅尼系數多年來都超過0.4的警戒線，更長期領先其他先進經濟體。資料顯示，2006年本港堅尼系數一度高達0.533。貧富懸殊情況最大，可能因本港有較多百萬美元收入的富豪，據《福布斯》今年三月的公布，本港有19名億萬富豪，而新加坡只有2名。」

〔筆者按：讀者的意思或者是，香港公共醫療總見窘迫，因為它不只負責救急扶危，更是全包的、不設服務上限的社會福利，間接用作處理貧富不均問題的工具。〕

「區醫生，我認為新加坡的醫保制度，在香港真的難以實行。因為新加坡的公積金制度要求僱員的供款比率比香港高(以我所知年青僱員每月需要撥出薪金20%作為供款)，我相信不少香港人會認為如果在他們的薪金裡除了強積金外再減去一部份作出醫療開支的供款，在現時我們的強積金表現強差人意、退休保障制度仍然不健全的情況下，即使政府早前承諾動用500億元鼓勵市民自行購買醫保，在未來一段日子都難以令市民自發起來。」

〔筆者按：社會不接受新加坡式的醫療融資，是香港公共醫療困局的一方面。在使用服務模式方面，兩地差距亦大。〕

讀者對〈臨淵不羨魚〉帖文的回應：「新加坡實行開明專制，大政府小市場，決策及執行高效率但符合理性，因為政府廉潔，尊重人才，政策沒有向大財閥傾斜，沒有顯著的用人唯親，沒有一套不利政經發展的移民政策，不用聽命於外來權力而出賣本土利益，能以公道的價格購買食水，不用耗費鉅款興建經濟價值不高的基礎建設，不用耗費大量公帑培育大量外來大學生，可以自主決定興建賭場以充實庫房，等等。」

〔筆者按：香港百病叢生無得搞？然而不容否應，香港並非沒人才和財力來好好建設。〕

新加坡的公立醫院俱設三級病房，較能設合社會需求，但沒有香港這麼平等。

二等病房規格是五床配一厠浴間。

三等病房：十床配一厠浴間，不設冷氣，但設計上有良好通風。

新加坡一行的兩點隨想

上星期在醫管局內聯網發了一篇帖文〈新加坡一行的兩點隨想〉。兩點隨想：

新加坡近年依規劃擴張人口(主要由人才輸入和移民)，十年間人口從三百多萬增至今日的近六百萬，對醫療、教育、運輸服務形成壓力。因此，近年大興土木加快基建。

我在個人網誌「區聞海小記」 寫下一點感想：社會的形態和發展模式一環扣一環，新加坡大政府大規劃，香港不能移植。但有兩點隨想可以補記：

一是他們比我們開放。這包括制度與思維。以我們訪問其中的Alexandra Health為例，三成醫生由海外輸入。我不是說輸入那麼多海外醫生就一定是好事，但他們看人才流動的問題的確是比較開放。香港這方面的討論侷促。他們對國外的醫療服務管理方式有好奇心，見到可取的地方能有條理地引入。我們参觀了一家開了三年的新醫院Khoo Teck Puat Hospital (KTPH)，500張病床，到處見到好的觀念在實踐。

二是他們在比較合理的醫療與收費制度內運作，因此有較裕如的空間讓醫護前線人員做好自己的專業。例如大家也熟悉的Medisave、Medishield和Medifund三項醫保計劃；住院與急症室收費較香港合理；特殊檢查另項收費，減少濫用。按人口比例他們的醫院病床數目不比香港多，但遠不似我們這樣長年告急。 

KTPH醫院外望，這美麗小湖以前是污水湖。遠處一列盡是公共房屋。醫院定位是社區的園林醫院。

SARS十年：怎樣放下

去年某日，兒科醫生朋友阮嘉毅忽然來電話說：明年是沙士十周年，我和一些醫護朋友想出版一本小書作為回顧紀念，你可否也寫一篇？我口中即便說好，心裡卻有問號：這是不是個好主意？

我是想，沙士一役，要回顧難免再揭開創痛，紀念時也容易掉落「歌頌肯定」的濫調。而且，我想，自己有什麼話要說？

前幾天偶然在總部見到這本書。啊，印出來了。

是一本質樸的書，書名《我們也與死亡擦身而過：沙士十年祭》，原來是非賣品，香港天主教醫生協會贊助印製的。索取地點：塔冷通心靈書舍，電郵：sars10th@gmail.com。

這兒轉貼我寫的一篇。

SARS十年：怎樣放下

我的記憶力不是很好，曾經在另一篇邀約文字這樣寫道：

「有些人天賦精確恆久的記憶能力，能像照相一樣把細節留住；我相反，對往昔細節的記憶很快就洗去，剩下的，不是連繫着『感性』，就是連繫着『意義』…」(〈法住的兩段印象〉)

對SARS的記憶也就是這樣，很多細節都忘了。寫這篇文章時，我重讀了《記得SARS這一年》。這是2003年我在《明報》「大夫小記」專欄的文章結集。讀著時，一些蘸滿各種情緒的記憶浮現腦海。其實在2003年，我的工作崗位早已離開病房的最前線，甚至也不在急症醫院。當年在醫院負責統籌抗疫，但心理上尚能保持「安全距離」，而且一邊抗疫一邊得以借專欄的書寫抒發感受，並不覺得這場惨烈的戰事對自己有什麼恆久的影響。

然而在這一刻，我無端想起：SARS那一年，可說是我寫作的分水嶺。2012年五月，我停掉在《明報》寫了19年的副刊專欄，轉寫網誌「區聞海小記」。2003年是我在《明報》寫專欄的第十年，剛好在中間點。回頭看，從那一年起，微妙地，開始不大安於專欄的方塊天地。《記得SARS這一年》與我其他幾本結集出版的書是不同的 ¾¾ 裡面有一絲對生命存在的焦慮。

對於一些身在急症病房前線的同行，那一百多天的作戰當然不是如此輕描淡寫的。當「小我」融入了抗疫前線「大我」之中，當一個一個同袍在戰線上獻上生命，「同體」的感受都變成烙印。對於不幸染病、熬過生死邊緣的病者，後遺症更是不簡單。

烙印式的創痛經驗，有些會變成恆久的心理病徵，這是所謂「創傷後遺症」，特點是創痛記憶會以flashback的形式重襲。有些「創傷後遺症」需要專業治療，這是「他助」；「自助」也重要：放下創痛有多於一種模式，走出陰霾有不只一條路。

這篇短文不是侈言勸勉 ¾¾世上沒有單一的智慧能開解所有心結，創痛烙印的本質亦並不只是一種心結。但依我所見，放下創痛的模式大約有三種：

一是放進內心的儲物室，像一個記憶盒子，每當活得比較平穩的日子，不妨打開，撫觸一下。日子久了，熟悉它的那些感覺，就可以一起生活。

二是像一盆小植物那樣把它栽種著，看它自然生長。它不是記憶盒子裡的死物，有自己的生老榮枯規律，今天的記憶與昨天的記憶不是同一記憶，記憶也許永不會消失，但昨天的烙印可以放下。

三是讓創痛化為意義，每一個烙印是生命路途的一處印記。活出意義就是告別創痛。

放下創痛，更能細緻與深切地紀念過去，以及步向未來。SARS十年，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