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最怕什麼

王小波的文章〈知識分子的不幸〉發表於1996年第二期《東方》雜誌，收錄於《沈默的大多數》書中，也被選錄入《知識分子應該幹什麼》一書。我是今年偶然買了後者（一本書皮發黃的二手書）才讀到。發表這篇文章之後第二年4月，他就因隱性心臟病猝死了，只有45歲。這篇文章差不多是遺作。

文章開頭先拋出了這個問題：「什麼是知識分子最害怕的事？」他說有答案，「自以為經得起全球知識分子的質疑」，那是「知識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不理智的年代的例子是，伽利略低頭認罪的年代、老舍跳進太平湖的年代。

這很易被簡單理解為反對信仰狂熱，但王小波所說的比這個要深刻一些。

他批判「國學」，明顯接上了魯迅反封建禮教的思路，而有新的演繹。這不是針對認真研究史學或哲學的人。他說的是國學「成為棍子的潛力」：「我對國學的看法是：這種東西實在厲害。最可怕之處就在那個“國”字。頂著這個字，誰還敢有不同意見？」

難道知識分子不應有民族精神和道德信仰？不，他這樣說：「對於什麼叫美好道德、什麼叫善良，我有個最本分的考慮：認真地思索，真誠地明辨是非，有這種態度，大概就可算是善良吧。」又說：「在古希臘，人最大的罪惡是在戰爭中砍倒橄欖樹。在現代，知識分子最大的罪惡是建造關押自己的思想監獄。」

我猜想，寫這一篇的時候，他有想起自己的父親的不幸。那是另一段故事了。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6/12/2024刊出。

 

入場看《爸爸》

入場看《爸爸》，事先有點遲疑。影評口碑好是一回事，對於把慘案拍成電影，我有不小的戒心。一篇讚賞的文章說它的講故事方式有些像日本電影《新活日常》，那是我喜歡的電影，這就可以去看了。果然有些像。兩者都有散文感覺，不是以緊湊的方式吸攝觀眾的心神。

看了很喜歡。我量度有多喜歡的尺，是想一想上次有同樣程度喜歡的電影是哪一部。上一部是《窄路微塵》，看了兩次。

導演翁子光（也是編劇）有好好善待這個家庭的每一個人，和貓。沒有誰被隨意放在背景配角位置來烘托主角或渲染氣氛。這是有點需要以「上帝全知」角度說的故事，但是導演沒有選擇俯視人間苦難的視角。觀眾的同理心被耐心地引導，不輕浮也不故作悲情，這是很難得的。

《爸爸》取材自慘痛的真實血案，倖存者活著、活下去、活過來，𥚃面有人的尊嚴和不離不棄；《窄路微塵》的故事設定是童話般的人間善良和相濡以沫，但角色互動令人信服。兩齣電影並不同類，可是為什麼同樣讓我覺得親近？甚至，隱隱有共通的感動？細想一下，第一是女角（劉青雲精釆，但驚喜是谷祖琳）。她與《窄路微塵》的袁澧林同樣讓我有再入場看第二次的意欲。

二是草根社區，輕輕地拍出有血肉質感的香港人。這個橫遭慘劇的家庭在荃灣，那是我少年時代居住和成長的社區。近年我又常在荃灣出沒了。《爸爸》拍出一些荃灣氣味，有本色，我感到親切。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5/12/2024刊出。

 

瓊瑤的信息

瓊瑤在本月4日下午1時許在家中去世，兩小時後秘書依她意願在網頁貼出千字遺書和最後的一首詩，《當雪花飄落》。詩的結尾是「我心翩然自如奔放快樂 ／當此刻…當此刻… ／有如雪花與火花同時綻放 ／我將飛向可以起舞的星河」。媒體報道時，標題難免用上「輕生」兩個字，不然的話要怎麼說呢？難道像某些嘩眾的網媒那樣，說她「陳屍家中」？抑或冷靜直接地說「自殺」、「自盡」？

關於死亡，我們能使用的詞彙實在有些貧乏。「殺」與「輕」，都是折射旁邊的人的意識和社會的道德判斷。在她自己，當然不會想著要「殺」死自己。她也不是要「輕」視自己的生命。

她對死亡的看法是一以貫之的，沒有任何衝動輕率。她說「死亡」是每個人必經之路，也是最後一件「大事」。她「不想聽天由命，不想慢慢枯萎凋零」，要為這最後的大事「作主」。這是有點兒西方式的、十分之現代的人生觀，不要不由自主，拒絕被動地、無可選擇地存活在枯萎狀態。主張安樂死的人，提出的理由常是要解除痛苦和痛楚，其次便是不想失控（loss of control)，然後是要有尊嚴地離世。反對的理由常是生命始終可貴，「好死」不一定要自主死亡，抑鬱和孤獨需要好好關顧，善終照護要更加到位。正與反的思維其實在不同的層面，並不能有效對話。

瓊瑤遺給世人(或是贊成或是反對安樂死)的信息是什麼？我想或者是，怎樣死（包括安樂死）是值得認真討論的事。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0/12/2024刊出。

 

 

香港的現代化「下卷」

月來想著中國傳統思想與現代接軌的問題，讀了／重讀了一些金耀基教授的文章和訪談錄。其中兩篇我覺得深刻，與當前香港的去向也很相干。心想，如果特區的主政者也能參考就好了。

第一篇〈中國現代化的終極願景是「文明」〉，是《時代周報》2013年的訪問，從金耀基教授的1966的成名作《從傳統到現代》談起。教授說，中國一個半世紀的莊嚴的現代化運動有三個旋律：從農業到工業化、從帝制到共和、從經學到科學。工業化與科學興國，在數十年間解救了中國歷史文化的危亡；來到今天，科學已經是現代中國工業文明的知識根核。在此之上，終極願景是要建構一個有中國文化性格的現代文明秩序。現在尤其需要倫理和人文價值與科學科技並行。由此想到，香港的視野也不能止於科技經濟。

第二篇是教授的文章〈中國的出路只有現代化一途──回首60載中國研究路 〉，去年4月刊於《灼見名家》。金耀基說，在中國170年的現代化歷史中，每個時代志士仁人心中鼓動着的無不是強烈的「救亡圖強」的意念。在「救亡圖強」之外，更積極性的目標是建構一個中國的現代文明。

我聯想，香港「由亂入治、由治及興」，是否輕輕重演了一幕「救亡圖強」？回歸至今，特區在寫下卷了，也可以有視野參與建構有中國文化性格的現代文明？想起教授一句話：「中國的現代化運動不只忠於中國的過去；更（要）忠於中國的將來。」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9/12/2024刊出。

 

 

似乎缺了「現代」

上月底公布的《文藝創意產業發展藍圖》有4大發展方向、6大原則，71項措施，要將香港打造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這讀來有點平淡欠精神，隨後政府便宣布局長免職。

那幾天在讀著金耀基教授談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的挑戰，腦子裡把「傳統／現代」變成一組概念，見到藍圖第一個發展方向「弘揚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發展香港特色文化內涵」，第一反應是：缺了「現代」兩個字。「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理應與「香港現代特色文化」互相映照？

香港的文化特色，可以放進產業的，似乎都是本土的，像大坑舞火龍、城寨變電影。新近大熱的《破．地獄》是道教文化，不算本土，但因為這些喪事儀式在內地已經不大存在，也就算是香港特色了。

香港曾經是華人社會最具現代性的城市，但是「現代化」與「西化」不分。現在中西不和，加上社會動盪後重建新秩序處處設防，文藝創作也步步為營，前衛的、批判性的、顛覆傳統文化的創作不合時宜。然而現代性還是有價值的。

金耀基與內地文化學者劉夢溪昔年有一次關於中國文化與現代性的對話，談到傳統文化解構的過程令人感到不忍。金說：「中國的事，（只有）軟心腸不行，我有軟心腸，有時也只好硬起心腸。」再加說明：「德國的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說過，他研究社會學就是要看看自己能忍受多少，看到真相，有時是痛苦的。研究中國文化也是這樣。」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8/12/2024刊出。

 

 

AMD不急不忙

AMD是「預設醫療指示」的英文簡稱。香港為AMD立法的旅程頗長：醖釀多時後在2019年作公眾諮詢；2020年發表晚晴照顧諮詢報告並宣布起步草擬法案；草案框架在2023年交立法會討論；今年初條例草案刊憲後經法案委員會逐條審議。期間吸納各方意見，一邊做最後的細節修訂，一邊也有醫學、倫理和法律三方溝通斟酌，最終來到11月20日在立法會三讀通過，算不算大功告成？

《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的主體包AMD和DNACPR（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兩個部分，另外也有一些相關的法例修訂，早在今年中起動。這個工程不小。我有機會從頭到尾近距離看條例從「懷孕」到成長，也得以提供一些意見，現在它出世了，感到很欣慰。然而里程碑也就是下一階段的起步點，尤其在醫學／護理／社福界，這是專業人士和服務機構下工夫的時候。好好利用條例實施前的過渡期，及早為有需要的病人和長者準備支援。

條例通過了，沒有見到什麼即時的社會上的迴響。這當然因為經過政府多年籌謀諮詢，民間又有很多人推動「平安三寶、五寳」等，如今晚晴與死亡相關的生命規劃不是禁忌了。此外，一般人甚至專業人士要好好消化鉅細無遺的新法例，也不能操之過急。

不急不忙是好事，但也不能若無其事，讓一年半過渡期無聲無息地溜走！在我個人，這也是考慮為自己訂立AMD的好時候。先通讀條例，再與家人討論，會是我的起步方式。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3/12/2024刊出。

 

 

 

失憶少年的九龍城寨

昨天談到，今年寫成一本未有機緣出版的小說《想著生和死》。小說名字有個副題：「2020年相連的12人」。第一個把其他人相連起來的角色是個腦創傷的高中生，名叫家行。

他是怎樣受傷失憶的？一直是懸念。在故事的中段，他已經出院回家了，不放心的爸媽仔細地觀察著他，不敢讓家行離開視線怕他找不到回家的路。疫情下，他們試著帶他到離居所不遠的九龍寨城公園認路，結果家行的康復與寨城連結起來了。當他復元到重拾學業，這也成為他開啟學科和成長生命的一道門。

故事有相當的部分是關於九龍寨城的歷史。這以前是寨城，後來港英政府定名為「九龍城寨」，回歸前被剷掉，建成的歷史公園又復稱為「寨城公園」。家行因寨城公園之行顯得雀躍。爸媽覺得奇怪，原來喜愛漫畫的家行收藏了司徒劍僑、余兒的《九龍城寨》的典藏版。這套香港漫畫2014年在日本獲獎。寫時並不知道快將上映的城寨電影就是以這套漫畫為藍本。

疫情過去，家行康復後與好朋友泳怡相約去寨城公園，由他做歷史導賞。公園有些景點是紀念早年獻身服務寨城民眾的傳道人，其中有女傳道人潘靈卓：「她在1966年孤身由英國來港，在城寨二十多年，勸黑幫改過、妓女從良、癮君子戒毒，面對黑社會干擾也不退縮。」

寫時也不知道，今年80歲的潘靈卓仍然健在。近日樹仁大學向她頒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我非常高興。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12/2024刊出。

 

寫了一個故事

年近歲晚稍為回顧，比較特別的是今年寫完一個去年動筆的小說故事，約7萬字，卻沒有出版。更特別的是，故事本來是有回顧與紀錄的意思，有些內容卻像預見了兩部賣座的港產電影題材，《九龍城寨之圍城》和《破‧地獄》。

小說名為《想著生和死 》，故事從2020年元旦日展開，寫 12個人在香港三年疫情下的歷程，他們偶然與不偶然的生命連繫，死與生、道別與相知、記憶與重整。

故事的意念始於新冠抗疫宣告結束、但疫情沒有完結的曖昧時分。那時回望，才不久之前，內地仍在堅持苦戰清零，香港全城人的生活也彷彿只為抗疫而運轉，那些掙扎會就此了無痕迹嗎？在疫情下，人們在各自的生命中並不容易地生活著，如常地面對老去、傷病、覊絆、無常，其中的取捨和抉擇應該是值得書寫的。

因為故事設定由一個少年在2020年元旦日因腦創傷失去記憶做起點，開展出來的12個人的連繫自然隱隱帶著城市經歷2019社會創傷的餘味，包括離散。但是主線就如書題一樣，是關於面對生死的抉擇，包括醫療照護上的意願與取捨。

在故事之後，我寫了一個題為〈讓活著和死亡自在一些〉的「外篇」，談善終服務、我們對死亡的認知和恐懼、靈性與宗教。這部分為香港的生死教育而寫。現在，《破‧地獄》令生死成為熱門話題了。

故事也有不少篇幅寫九龍城寨。寫時並不知道有一齣城寨電影快將面世。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12/2024刊出。

 

王小波與許倬雲

本來是在讀祝勇編選的《知識分子應該幹什麼》，有點過分認真地思考這個在今天已經褪色的問題，但是因為書的封面特別標示「王小波等著」，就先讀了他那一篇，繼而延伸閱讀這個只活到45歲的自由作家的故事。

他比我稍長幾歲，文革時是上山下鄉的「知青」，文革後才上大學，入讀人民大學貿易經濟系，畢業後先被分配去教書，然後在太太李銀河之後去美國深造，留學過程頗為坎坷。從人民大學學畢業，他有數學和統計學的功底，會編電腦程式，但申請美國大學時，卻因英文差而望門興嘆，最後勉強在匹茲堡大學東亞系修讀中國學碩士文憑。

這個學系主要是訓練美國學生學華語，王小波沒有什麼可學。李銀河在匹大讀社會學博士，其中一位學位導師是歷史學家許倬雲教授。匹大有「獨立學習」的選科，可以由老師個別指導學習，一對一。許倬雲讓王小波註冊在他名下上課，每週兩小時，討論文學、歷史，談自由、民族，中國的前途等，不一而足。許倬雲認為王小波的文字精煉不足，也給他改文章。

王小波回國後開始寫小說，書稿都寄給許倬雲看。成名作《黃金時代》在台灣《聯合報》得獎，就是許倬雲推薦的。他這樣評價王小波作品：「很真情，不虛偽。用他的筆寫出了一代人想說卻說不出的想法，反映了他這一代人共同的經歷。即使批評，也是厚道的，不尖酸刻薄，不是謾罵，而是帶著憐憫和同情寫他所處的時代。」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6/11/2024刊出。

 

 

 

「百度百科」搞錯了

今年有讀書緣，年初中大書節期間撿到二手好書，其中一本蔡尚思《中國禮教思想史》在本欄介紹過。近日讀另一本，《知識分子應該幹什麼》(時事出版社，1999)引發更多思考。這本書對千禧年前後的中國有特別意義，二十多年後來到我身邊，在今天的香港讀來更有感覺。

網上延伸閱讀，第一站是「百度百科」。近年瀏覽「百度百科」多過「維基百科」，特別是關於中國文化和歷史的條目，匯集資料常比「維基」豐富。這次讀「《知識分子應該幹什麼》」一條，它這樣簡介：「《知識分子應該幹什麼》是1999年時事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王小波。本書是作者對對知識分子的辭源進行考證。」完全搞錯了！

王小波是文革後中國的自由作家，小說《黃金時代》因情色內容成為禁書，主流文壇視他為不入流的媚俗作家。他的雜文嬉笑怒罵戳痛腐朽偽善的正經社會，他怎可能一本正經地「對知識分子的辭源進行考證」？

《知識分子應該幹什麼》是「獻給五四運動八十年」的文章選編，封面標示「王小波等著、祝勇編」。選錄近50篇文章，由余英時、徐復觀、錢穆、魯迅開始，中間有許紀霖、陳曉明、王小波等；壓軸有陳平原和金耀基。

王小波45歲猝死，死後爆紅，成為年青一代的偶像。這本書收錄王小波的文章〈知識分子的不幸〉，篇幅佔全書還不到四十分之一，但封面特別標示「王小波等著」，相信是面向市場吸引讀者，這卻誤導了「百度百科」。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5/11/2024刊出。

 

 

戰場上／一切如常

電視台的台慶節目《戰場上》採訪戰火底下的烏克蘭，遭到政治投訴，十集播出了兩集便腰斬。那幾天剛讀到一篇文章，作者向外國朋友說香港一切安好如常。大學時代看張愛玲小說，連帶讀了一點胡蘭成的散文，文筆漂亮，但看到一段心生牴觸。胡蘭成描述在戰火中的中國，自己如何依然感受著山河歲月靜好。1944年，胡蘭成與張愛玲自立婚約，其中有「願使歲月靜好，現世安穩」一句，就是胡蘭成所寫。

在特定的時空，有人覺得一切如常，有人覺得一切還好，有人覺得變幻無常，是不是完全主觀的呢？是否瞎子摸象，只能摸到近在自己身邊的一片？又或者其實是「見」得到整頭灰色的大象，只是不在意牠的眼神？

夜裡浮生一首詩的起句，「戰場上／一切如常」。詩感停留在這一句，沒有動筆變成詩。要能寫出來的話，這必定不是一首感傷的詩，不會「感時花濺淚」，但也不可以是從外太空俯望地球蒼生的詩。詩遙寄烏克蘭和巴勒斯坦，這不能是廉價的同情和希望。

無心動筆，不如請AI一起創作。來回斟酌修訂，有兩節像散文詩：

「我們現在的平常戰爭：乾淨的手，污濁的屏幕。如今導彈跟隨Twitter信息，將軍們在加密的Substack上發佈戰略。」

「我們都是兵卒，隨著密碼和軟件更新打著微型戰爭。敵人無處不在又無處可尋，是機器中的幽靈。我們是數字政治肌體中的病毒。」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7/11/2024刊出。

 

無聲，難以說話

「無聲的中國」是魯迅在1927年2月應邀來香港作的兩場演講之一。「維基百科」說這是2月16日的演講，我相信有誤。魯迅是在17日從廣州到港，18日才講第一場。這是政治氛圍緊張的時期，魯迅演講後返回廣州，不到兩個月之後，廣州就發生「4.15」慘案，國民政府全面清黨，廣州戒嚴，60多名中國共產黨黨員被拘押入獄，有人被秘密處決，另有兩千多人被臨時關押。

在那個年代，「無聲的中國」讓人聯想到白色恐怖。然而，面對香港群眾，魯迅是從文化和歷史角度說「無聲」。他說，發表思想和感情需要用文章，「然而拿文章來達意，現在一般的中國人還做不到。這也怪不得我們；因為那文字，先就是我們的祖先留傳給我們的可怕的遺產。」他說的是古文難以用來書寫多災難的當代中國，不能我手寫我心。

還有歷史原因。為什麼中國人總是不能將想說的話說出來？「這不能說話的毛病，在明朝是還沒有這樣厲害的，他們還比較能夠說些要說的話。待到滿洲人以異族侵入中國，講歷史的…尤其是講時事的自然也被殺害了。」暗指清朝文字獄。

魯迅說，要恢復這多年無聲的中國，是不容易的，像命令一個死掉的人活過來。他支持白話文運動，推崇胡適提倡的「文學革命」，說「革命」這兩個字在有些地方是一聽到就害怕的，但是與「文學」兩字連起來並不是那麼可怕，「不過是革新，改換一個字，就很平和了，我們就稱為『文學革新』罷。」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4/11/2024刊出。

 

魯迅演講

魯迅在民國初期是批判古老中國的時代啟蒙者，中年之後自我否定「導師」的角色，轉向支持左翼的革命文學，死後在新中國給捧上高高的神壇。據說在文革期間，魯迅是毛澤東以外唯一一個有語錄本被印行的人。八十年代他被「新啟蒙」潮流熱捧，此後開始退潮，千禧年後逐步走下神壇，2010年他的文章也要從中學教科書撤退，漸漸有人批評，說他醜化自己的民族文化、只識得駡人，沒有建設性，等等。

我向來有個想法，要恰如其分地認知魯迅，也許可以從他的演講入手。面對現場聽眾的魯迅，既不肯說門面話，又會拿捏分寸，真實地回應身處的激盪抑壓、紛紜錯亂的時代。2007年有《魯迅的聲音：魯迅演講全集》面世（珠海出版社），已經絕版，幸好網上可以讀到編者傅國涌詳盡的前言。

據傅國涌，魯迅一生做過60多次演講，包括在北京居住時期10次、廈門居住時期5次、廣州居住時期10次，人生最後9年居住上海時期有38次。

魯迅居住廣州不到9個月便離開，與許廣平一起往上海。在廣州期間，他兩次到香港演講，1927年2月是應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邀請。港英政府不歡迎他來，民間又有反對者派人索取入場券，收藏起來，使別人不能去聽。後來他給朋友寫信說：「17日到香港去演說，被英國人禁止在報上揭載了。真是釘子之多，不勝枚舉。」

在上環的一次演講題為《無聲的中國》，現在讀來還隱隱見到煽動性。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9/11/2024刊出。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9/11/2024刊出。

 

 

不要做空頭文學家

周海嬰活到82歲，在2011年去世。2019年是他誕辰九十周年，中國美術館開了一個紀念攝影展，這樣介紹他：「魯迅和許廣平先生的獨子，自幼喜歡攝影，在近70年裡用鏡頭定格了私人影像、市井百態、城鄉景象，記錄了重要的歷史時刻，展現了廣闊的社會圖景。」他23歲才在新中國入讀北京大學物理系，畢業後在廣電總局工作，最後的職位是電視部副部長。一如父親臨終前的叮囑，他沒有做「空頭文學家」，但是業餘攝影讓他成為一個攝影美術家，這大概不算是有違魯迅的意願。

魯迅臨終的那段話很決絕，對當年只有7歲的周海嬰應是記憶烙印。他告誡周海嬰，待長大成人，「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誰是「空頭文學家」？可能魯迅說的就是自己的前半生。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他的小說與雜文批判傳統文化，對青年人是思想啓蒙，他是時代的導師。然而，到了1926年，離開北京、孤身在廈門大學的魯迅很「灰」。這年10月，他選1907年到1925年文章，編成雜文集，取名為《墳》。書稿已付印，又補寫一篇〈寫在《墳》後面〉，其中展露很多鬱結。他說「我至今終於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麼」，又說自己從未想過要做國人的「導師」，更未想過去為別人「引路」。他否定了昨天的自己。

翌年他在上海演講，說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是沒有力量的人講的，大炮的聲音或者比文學的聲音要好聽得多。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8/11/2024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