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餐牌

在一間街坊茶餐廳搭枱，同枱的老伯帶著行動不便的老妻喫下午茶。他拿著過了膠的餐牌，在問侍應阿姐，餐牌怎讀。侍應阿姐也有耐心，指點說：「這些是三文治餐，自選款式，這是西多士餐，這是公仔麵餐…。」

這看來是老伯與老妻很久以來第一次喫下午茶。他喃喃道，30元一個餐這麽貴，兩個人喫一個，另外叫飲品可以嗎？侍應阿姐說，淨飲不化算的。

老伯拿著餐牌，翻轉兩面看完，又不知如何是好，再叫侍應阿姐來解說。又講了一回，見阿姐移步要走，老伯急了，說：「先上一客西多士，兩杯熱檸茶。」

我見他還是拿著餐牌煩惱，以為他不大識字，又不熟規矩，忍不住提他，一杯飲品也要19元，你可以叫一個22元的多士餐。

他有點不好意思地說，現在的餐牌很難看得明，她又耳聾不知人講什麼。

熱檸茶來了，老伯從枱面取紙包糖，讀了出來：「Brown sugar…」字正腔圓。

西多士也來了，老伯一見卻發急：「這是我點的嗎？」

我才恍然知道，自己是老人科出身也走漏了眼。他不是不識字也不是初來喫下午茶，而是腦退化了，看不懂組合式的茶餐選項，記不住侍應的解說，和自己點過什麼餐。

人在狂潮失常性

前天看電視直播立法會辯論，何秀蘭引述網上文章講「路西法效應」（Lucifer Effect），痛斥政府驅使警隊扮演鎮壓角色，令正常警察也變凶殘，鏡頭轉向特寫保安局局長，他的面色很難形容。

何秀蘭可能是讀了之前幾天《蘋果》博客「股榮」的網誌。「股榮」引述fb上朋友轉貼的梁文道在2007的一篇文章；梁文道的文章是一篇書評，推介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當年出版的書The Lucifer Effect: 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書中首次詳敘述了作者在1971年進行的「史丹福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的經過。讀者可以在「新知文庫」網站讀到此書中譯本的逐章簡介。 (http://www.taaze.tw/sing.html?pid=12100079440)

在「史丹福監獄實驗」，24名被評定為正常健康的志願者被帶到模擬監獄，一半人扮演獄警，職責是維持監獄秩序，另一半飾演囚犯。第一天還有說有笑，第二天「獄警」開始濫權，「囚犯」設法反叛，換來更嚴重的虐待，包括脫光他們的衣服、讓他們空手洗馬桶。五人出現嚴重的歇斯底里症狀退出，但實驗繼續進行，虐待變本加厲，兩名「囚犯」精神崩潰，到第六天，實驗叫停。

我在大學時讀過這段實驗，當時似乎還未有「路西法效應」這個名堂(Lucifer是墮落天使，變成魔鬼撒旦)。當年讀時，對人類集體行為生起戒心。

面對老人的醫療

月前應邀到新加坡參與衛生部下面設立的醫療生產力策略小組會議，讓我通盤地見到新加坡醫療面對的挑戰。

新加坡醫療的整體效率是世界之冠。香港和南韓亦在前列位置，但各自面對迫切問題未有解藥。

新加坡人口開始老化，令急症室服務和醫院床位緊張。需入院的病人在急症室等上八小時甚至十多少時才能上病房，情況與香港無異。

比起香港，新加坡人口還算年輕，但高齡的老年人入院需求高，已令醫院叫苦。另一個問題是老人兼有多種病患，各自為政的專科服務與老人的醫療需求不大對應。這些問題亦與香港無異。

我談了一些香港公立醫院早年發展老人醫療服務的經驗。在他們自己的診斷，新加坡老人醫療服務的最大弱點是「割裂」(fragmented)，急症服務、康復、療養、以至社區護理各環節，既不銜接亦少對話，策略發展上亦不同步。近年致力推動將服務連貫化 (integrated care)，背景在此。

他們眼中香港公立醫院值得研究的服務之一，竟然是我們在九十年代後期開始建立的老人外展醫療服務。在十年間逐步發展至覆蓋全港近九成的護理院舍床位，他們覺得不簡單。

我昔年有參與老人外展醫療服務的發展，高興聽到讚賞和認同，但也有點感慨：十多年前的模式，今日的新加坡同行視為「先進」，但其實香港面對的挑戰比新加坡更迫在眉睫！老人外展醫療服務連貫了醫院和院舍，但現今公營醫療的壓力點在急症醫療服務。香港的思路是以「公私營合作」減壓，是否能見效仍有待時日。

專科為本的服務能否就老人的需要而變身，亦是要害。變身是殊不容易。

原載 《東周刊》「一葉一杏林」專欄，2014年12月3日，經修節。

這場風雨後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昨天在澳門說，相信香港經歷過「佔中」這場風雨後，可讓香港居民擦亮眼睛，看清楚香港民主發展應該走一條什麼的路，才有利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才能真正實現香港居民的選舉權。他又說，廣大香港市民應會(因此)更珍惜《基本法》規範的民主。

支持運動的人會說，這場風雨是爭取民主的一次洗禮，令市民覺醒。

我認為歷時近70天的佔領運動雖然來到尾聲，它的影響實在未可知。這場風雨刮開城市的表皮，下面是一層又一層的歷史沉積物，挖出什麼來？可能要三五年才能考察清楚。

朱牧師自責

朱耀明牧師在三子宣佈自首的記者會上老淚縱橫，自責未能如最初立願那樣，帶大家平安回家。

這個許願假設了牧者的帶領角色能貫徹整個運動，但由學民思潮衝公民廣場，到警方施放催淚彈，再到旺角與銅鑼灣開新佔領區，行在前頭「帶領」的概念已失效。

故此我認為朱牧師無謂自責，收拾心情與陳日君主教一起等待特區的人間審判好了。

流血與理性

學生領袖為前晚圍堵政總行動失敗向受傷的示威者鞠躬致歉，我還是想起上月25日在這兒寫的幾句，「民間運動從來是贏少輸多的，勝負之外能否有意義地發展下去，才是真實的問題。」

身邊有人辯論流血是否值得。「如果流血只是換取憤怒和憎恨，兩個多月的不平凡努力只餘衝擊與暴力的影像記憶，是否太浪費？」一人說。

梁麗幗可能是學生領袖中自始至今最不失初衷的一個。不要在憤怒中失去理性，她說。

吳清源去世

同事轉來一條消息：《讀賣新聞》報道，吳清源昨天凌晨1时11分于日本神奈川縣小田原市去世，享年100岁。

他記得我欽敬這一位被尊為「昭和棋聖」的圍棋大師，而且為他不平凡的一生感嘆著迷。

吳清源在圍棋世界的獨特位置可能相當於愛因斯坦之於物理學：以近乎異想天開的思維顛覆了傳統，成就革命性創新。

我特別著迷他在19歲(1933年)下的一局棋。這局棋他以兩目之差輸了。他14歲從北京遠赴日本學棋，幾年間嶄露頭角。這一年《讀賣新聞》主辦了「日本圍棋選手權戰」，由當時實力最強的十六名棋士進行淘汰賽，勝者可獲受先與秀哉名人對弈一局的榮譽。

秀哉名人是當年是日本棋壇的「神」級人物，對局中擁有特權，即可以隨時叫暫停，自己想好下一著再弈，中間更可與其他人商量。在這「不平等規條」之下，吳清源只下了第1、3、5三著，已令全日本哄動，更有人罵他對秀哉名人不敬，認為豈有此理。因為他以「三三、星、天元」的順序開局，而按秀哉名人領導的本因方棋院，「三三」位置是開局第一手不准使用的「禁手」。

這一局棋從1933年10月16日弈至1934年1月29日，用時三個半月，共暫停13次。秀哉名人一直居於劣勢，最後一次暫停後通宵與弟子研究，才下了第160手妙著而得小勝。

吳清源25歲入了日本籍，36歲時失日本籍，有兩年無國籍，38歲(1949年)恢復中華民國籍，直到1979年，為家人生活關係重入日本籍。時代與國籍令人顛倒，那是另一個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