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筆觀世變

想念起已故的長者朋友張文達先生，就重讀了書架上他的幾本散文集。這些文章來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報章專欄，大半寫於70歲前後，現在我差不多是他當時的年紀了。人生各有軌迹，他那一代的經歷不是我們這一代可以比擬的，但我好像很早就能讀出他筆下的多層次的感慨。現在自己經過一些歲月，在一個不同的世道，重讀時，有些感知變成切身體會了。

1991年出版的《微念滄浪》，文章取自《信報》專欄《縱筆》。作者在自序中說，欄名來自「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

這是蘇軾〈前赤壁賦〉的起段。乘一葉小小的蘆葦舟，行於茫茫無邊的江面上，有人解為作者自覺人在天地間的渺小，是誤解。蘇軾記述與客人在舟上的對話，客人在感慨人渺小如滄海一粟，哀人生短暫；相反，蘇軾看天地卻見到江上清風，山間明月，是「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的樂趣。

縱筆也像江上縱舟，自覺渺小是一種心態，自在享用江風明月是另一種。但是「自在」並不是客觀的自由。〈前赤壁賦〉寫於蘇軾剛從文字獄死裏逃生、貶謫黃州後第一年。在「烏台詩案」，他前半生的詩文多被搜羅，一字一句都是罪名。出獄後寫文章步步小心，不是自由的。

長者在書序中說「縱筆」也有「縱覽世態之姸，撫觀天下之變」的意思。書在91年出版，選篇沒有觸及「六四」事件，也沒有觸及香港當時的焦慮。縱筆觀世變不無謹慎。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5/8/2024刊出。

 

活潑情誼

胡文飛寫〈趙樸初與民進會員張孝權的世紀情誼〉，娓娓道來，難得在沒有把政治旋律硬塞進兩個活活潑潑的人物中。

趙樸初(1907-2000)是中國佛教界領袖，張孝權(張文達的本名)的年長朋友；張文達是我昔的日年長朋友，但兩者是不一樣的，他們之間有半個世紀共哀樂的活潑情誼，詩文書信往來分享喜與悲，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都沒有完全斷絕。

趙樸初是安徽太湖人，在太湖縣北寺前鎮有趙樸初文化公園。網上文章〈趙樸初與民進會員張孝權的世紀情誼〉的作者胡文飛的工作單位就在文化公園，文中有許多溫暖細節，相信是來自對兩人幾十年間通信的整理。這兒選兩個小故事。

1979年，趙樸初從北京到上海度假，上張孝權的家敘舊，進門就說：「孝權啊，今天就在你家午飯，你別拿那貓咪舔過的碗招待客人。」這裡面有故事。文革時，張下放農村後回到上海轉為煤渣磚廠工人，家中與小貓為伴。有一次，張的保姆返鄉，他要自己做家務，想出一個省事的洗碗妙法，請自家小貓將碗中油膩舔得乾乾淨淨，用自來水沖一下便完成。他寫信告訴了趙樸初，是為「貓咪舔碗」的來歷。

張曾與趙樸初的內弟陳邦炎共事，文革時又與陳一同下放農村。趙樸初多寫詩詞作，常抄寄張陳兩人，戲言「譬如款存銀行，不虞遺失耳。」這在日後證明是明智之舉。後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洋洋大觀的《趙樸初韻文集》，就是陳邦炎編輯完成的。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2/8/2024刊出。

 

感慨繫之

已故作家張文達昔日是我的長者朋友，他的本名是張孝權。他去世21年了，最近才知道「張文達」這個筆名是胡菊人代他起的。八十年代初張先生為剛創刊的《中報月刊》寫了一篇分析中國問題的時評，總編輯胡菊人問他想用真名還是筆名刊出，他說筆名吧，你隨便起一個便可。胡菊人提議用張文達，因為張的祖父諡號就是文逹。張文達的祖父張百熙是前清一品官，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的創辦人。

他以這個筆名為多份香港報章和刊物寫稿，但是在《明報》寫專欄用的筆名是林洵。第一本散文結集《倒影》在1986年出版，作者名也是林洵。

書中的選篇分為5輯，第一、二輯的文章接近我讀專欄時心中的印象：淡雅而深遠，自然地透著人生和歷史的感慨，他自己常在文章說「感慨繫之」。這是出自王羲之《蘭亭集序》，但取意不同。

第一輯有文章〈大江東去海西頭〉，自述文革下放到上海奉賢縣濱海的「牛棚」，每天在海堤內的農地「勞動改造」，挑水擔糞插秧施肥什麼都做。休息時站堤上看大海，羨慕天邊的風帆，想著自己彷彿一下子被凍結的生命。

後來居港時他常去石澳海邊，在巖石上獨坐，喝一點葡萄酒，想一些往事。有時得到寧靜，有時感受寂寞——歷史的寂寞。其實他在香港的文化圈朋友很多，也有逸興遄飛的聚會，社交上並不寂寞，石澳海邊的寂寞是與下放時在東海之濱的看海交疊著的，撫今追昔，感慨繫之。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9/8/2024刊出。

 

 

「香港 張文達」

在我的情感記憶中，有一個特殊的忘年朋友。張文達 (1921-2003，本名張孝權，另有筆名林洵)在1980年來港定居，千禧年後返回上海養病。他逝世前最後的日子是在靜安區一處寓所度過的，我去看望過他。在香港，我曾是他的醫生，有十年他在我的醫院門診部看病。

最初我是寫信給他的年輕讀者，我常讀他在《明報》《信報》的專欄，被他對文革與中國的刻骨感慨觸動，最初寫信是婉言勸告不要溢哀，還引述了《詩經》哀而不傷之意。那是1986年前後，為他看病是後來的事。

在醫院門診看病之外，我有時到銅鑼灣他的寓所看望，坐在他寫稿的大書桌旁，聽他談歷史和世事。來香港之前他並非一般的文壇作家，1945至49年是年輕的政治新聞記者，採訪過國共內戰。他講人物故事靈動鮮明，但我聽明白的少於八成，能接話頭傾談的更少。

近來想起他是讀到胡文飛寫〈趙樸初與民進會員張孝權的世紀情誼〉，活現先生的面貌。2000年5月，趙樸初逝世，位於北京市西城區的的老家接待來賓弔唁，「四合院裡哀樂低回，氣氛肅穆凝重。在熙攘的憑弔人群中，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顫顫巍巍地在來賓簿上寫下『香港 張文達』。他飽含著淚水，跪倒在趙樸初靈位前。」

有內地網頁介紹張文達時說他居港20餘年，「已經同化」。我認為不確，他還是他。他的子女在他去世後說他在香港「走過了最舒心的歲月」，這是香港與他的情分。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6/8/2024刊出。

 

奧運獎牌排行榜

朋友注意到，媒體對今屆奧運會的報導，少見了每日獎牌排行榜。我們都是長者年紀，按照共同的有些依稀的記憶，以前不是這樣的。每日的獎牌排行榜更新訊息無處不在。

我隨口說，這應與我們現今接收資訊的方式有關。社交媒體和社交網路平台已經主導了大部分新聞流量，和流傳的內容。短小的感人故事、激動人心的時刻，加上圖片，可以吸引流量甚至瘋傳，枯燥乏味的獎牌統計圖表不會流傳。讀者愛有笑有淚的故事，不理會數字上的驕傲。在這屆奧運會，我讀到運動員的故事花的時間很可能比觀看比賽還要多。

但似乎還有另一種解釋。日經中文網上有一篇文章〈「和平的盛典」的尷尬〉(2021年8月11日)，本身為日經新聞編輯委員的作者北川和德提到，《奧林匹克憲章》規定「奧運會是個人項目或團體項目的運動員之間的競爭，不是國家間的競爭」、「不能按照國家進行世界排名」。

當時東京奧運(因新冠疫情推遲一年在2021年舉行) 卻是每天在東京奧組委的官方網站上刊登按照各國和地區排名的獎牌榜。民間學者以不符合奧運理念為由，要求東京奧組委重新考慮獎牌榜的問題。

他們得到的回覆是：「在過去的奧運會，國際奧委會也是允許的，不存在問題」。又辯解說，這不是按國家地區，是按各奧委會的排名。我聽來覺得牽強。無論從奧運精神的「初心」抑或白紙黑字的憲章理解，奧運都不是國家民族之間的比拼。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3/8/2024刊出。

 

道不同不相為「榮」？

看奧運不只是觀賞最高水平的運動競技，也是分享運動員的激情和悲喜，以至背後的故事。視乎你怎樣看，其中有豐富人性、文化符號、也有政治意涵。中華臺北隊在羽毛球男雙項目擊敗中國隊奪金、烏克蘭在女子佩劍團體賽反勝南韓奪金，各自贏得第一面金牌，在家鄉激勵人心，都有濃烈的政治意味。

儘管如此，在正常情況下，最好不要將體育和體育精神「政治化」。因為在四分五裂的地球，像奧運那樣的接近普世認同、所有國家地區可以大致公平地和平競技的場域，已經不多。

江旻憓奪金，率真的激動反應一時讓全城喝彩，「引以為傲」、「與有榮焉」、「香港精神」的讚賞此起彼落，然後開始神化她「文武雙全」(史丹福大學學士、現在是中大法律博士生)，然後她被政治起底，就讀中國人民大學寫的碩士論文也流出。這篇論文的題目是《透過「佔中事件」反思香港特區選舉制度完善路徑》，觀點當然是追隨官方對「佔中」禍害和「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論述。

於是，在未曾正視處理2019後的社會撕裂的香港，產生了這樣一個問題：如果運動員的政治立場與自己完全對立，還要不要為他╱她的驕人成績引以為榮？抑或要劃清界線，道不同不相為「榮」？

我的想法是，那些「引以為傲」、「與有榮焉」的集體榮耀感，本來就是過度的。她是她你是你，毋須跳進集體主義的認同。廣東話「戥他們開心」就比較正常。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0/8/2024刊出。

在讚揚「精神」之前

「精神」是真真實實存在的。例如「體育精神」，有抑或沒有，清楚分明。「民族精神」也是真實的，這與狹隘排外仇外的民族主義要好好分辨。今屆奧運香港運動員的表現亮麗，展現精神，表揚「香港精神」是理所當然，我卻總有些疑問。

這一般被理解為「永不言敗」、「堅持到底」，常用於後來居上打不死逆轉勝的情況。但是在某些一瞬間定生死的運動，例如體操，這定義好像套不上。

中國在男子體操團體賽痛失金牌，在大好形勢下，臨危受命的後備選手蘇煒德接連在跳馬和單槓嚴重失誤，金牌拱手送給在最後一輪仍落後很多的日本隊。蘇煒德未能頂住巨大壓力，是否欠缺「中國精神」？他的體操運動員生涯是否要就此完結？抑或在下屆奧運之前，有可能重拾「精神」？

賽後他被中國網民狠批，「蘇煒德你是日本人吧？到手的冠軍就给小日本了」、「蘇煒德自己去投塞納河」，這些網民是否很有「中國精神」？抑或這根本是被默許的網上集體欺凌？

HK01有一篇張家朗的深度專訪，作者李思詠把訪問重點放在他從上屆東京奧運得金牌之後的成長路，法國教練Greg是關𨫡。因著這位傑出的教練，在今次發揮「香港精神」之前，張家朗得以成長。希望蘇煒德也有一個好教練，能夠啟發他在挫折後成長，不會被體制冷酷地打入永不錄用之列。在讚揚「精神」之前，宜先關顧心理健康——個人的和民族的。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7/8/2024刊出。

 

 

蘇軾的罪證

蘇軾20歲進士及第，65歲前去世，一生處於北宋變法、新舊黨相爭的時代。他的仕途常是以貶謫之地標記，最好的文學作品也是在貶謫中寫下。1082年有詞作〈定風波〉，末句：「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同年作〈念奴嬌・赤壁懷古〉，起句：「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都是千古名句。這些是他經歷「烏台詩案」(1079年)入獄、受嚴刑審訊、險死還生後被貶謫到黃州時期的作品。

烏台詩案審訊的經過有詳盡紀錄，得到有心人保存、抄記，幾十年後才在南宋時面世，至清朝錄入《四庫全書》。今天我們可以細看這場文字獄是由誰挑起，如何構陷，想怎樣釘死蘇軾。

起初是蘇軾奉調湖州，到任時寫《湖州謝上表》呈皇帝謝恩，其中有一句「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被人檢舉，再被朝中新派官員上綱上線，指「難以追陪新進」分明是鄙視新派；「生事」是諷刺皇帝新政。

這時變法的領袖王安石己經退休，他的學生李定等人佔據朝中高位，包括負責審理蘇軾案的御史台(當時御史台俗稱「烏台」) 。《湖州謝上表》未足以構成死罪，這夥新派官員動用御史台全部力量，從全國搜集蘇軾的詩文舊作幾百種；民間的變法追隨者熱心參與，其中有蘇軾視為友人、後來在中國科學史知名的沈括。蒐集的詩詞被斷章取義作為罪證，在連月審訊中逐句質疑蘇軾誹謗朝政。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8/2024刊出。

 

香港精神

江旻憓終於奪得奧運金牌，決賽堅韌反勝，感動全港。那一晚我旅遊回來，人覺累但大腦皮層活躍，半夜便醒來，恰好是她決賽的直播時間，卻懵然不知，眼睜睜錯過了扣人心弦的決戰。之後看很多片段作為補償。她在香港記者面前真情流露，很有魅力，激動的喜悅真是可以摸得著。

她的廣東話腔調有些不純正，心急時偶爾會詞不達意，卻反而顯得率真。「我終於、終於冇輸喇，次次都輸，我今次有贏。」「我唔想冇打出呢個香港精神，咁樣放棄。」成為金句，網上瘋傳。

激動人心的勝利會被各取所需，成為正氣正能量，是正常不過，「香港精神」也是其中之一。有一段時間，「香港人」和其他「香港」字頭的詞語幾乎是政治敏感詞，彷彿突顯香港就會有「本土」氣味，就是對一國的身份認同有牴觸。試想像幾個少年，穿著印了大字的純色T恤，前面是「今次終於冇輸」，後面是「香港精神」，在某些日子結伴行到某些地點，會不會招惹特別關注？

這種敏感有它的緣由，但未免太過壓抑，令人難以舒暢。因此，江旻憓一句率真的話，在特殊的官民同喜情景中，近乎打救了「香港精神」。現在可以放心把「香港精神」寫在胸前和背後了。

「香港精神」並不是運動員奪獎牌的時候才有的。「風之后」李麗珊在主持電視直播中說得很好：無緣進入決賽的石偉雄與江旻憓「大家都係斷咗韌帶」，艱苦努力同樣值得敬重支持。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4/8/2024刊出。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重讀老子《道德經》，今次從第28章入手。結尾「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論施政的根本，明顯是應世的，乍看不見得有多玄妙，卻是入門的好鑰匙。有人提示，這一章要連著第58章一起讀，我依從讀了，果然是好建議。

第58章有兩句「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是人所皆知的老子智慧。然而，完整地看上文下理，它說的並不只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不是教人淡然看待人生得失。說的是施政管治。

上文是：「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察察」的一般注解是「嚴厲、苛刻」，我看可以中性地理解為精細繁瑣的監察管控。「缺缺」是「狡黠」。全句的字面意思是，政治嚴苛，人民就變得狡黠。有一個時期內地官場有流行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就是在下位者的狡黠。

做過行政管理的人都知道KPI績效指標，是量度工作表現不可或缺的工具，但精細得包羅萬有的指標也會做成「走精面」交功課的弊病。這也是「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甚至在我們重視的大學排行榜，國際上也開始有人質疑，是否盯住評估的指標，聰明地提升排名就是成功？

說禍與福相倚伏，老子在這一章關心的不是好運和惡運。凌厲的施政禍福相倚，「其政察察」是雙刃劍。本章結尾說「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音「貴」），為政者方正有棱角也好，不要銳利到割傷人民。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9/7/2024刊出。

蘇轍的認真

這一回重讀老子《道德經》，對蘇轍的《老子解》特別感興趣。前篇提及，歷代對《道德經》的注解之中，王弼的《道德經注》和蘇轍的《老子解》有特別的地位。論哲學天賦，蘇轍不及王弼，王弼是魏晉玄學的奠基人。他是天才型，24歲便死於癘疾，已有《道德經注》這樣成熟的著作。蘇轍最少有一方面卻是勝過王弼的，那是他兼具一生從政的真實歷練，屢見苛政下百姓的苦況，故此能讀透《道德經》的政治思想。

《老子解》是蘇轍42歲時被貶謫到筠州時期開始寫作的，經最少3次修訂，至晚年才最終定稿。筠州是小州，但是佛教和道教寺廟不少，僧道在此遊聚，蘇轍曾與禪師道全談道，闡述自己對儒釋道三家可以融會的觀點。

貶謫到筠州的起因是哥哥蘇軾因作詩遭誣陷誹謗朝廷，被捕入獄（烏台詩案），蘇轍上書求情，願以自己的官職為兄贖罪，神宗皇帝不准，他反而牽連被貶。5年後神宗駕崩，哲宗即位，太皇太后（皇帝的祖母）輔政，放棄王安石（新黨）的變法，舊黨重新當政，蘇轍被召回朝，《老子解》的寫作修訂也中斷。

回朝後受重用，官至右丞相，但到哲宗親政後新黨重新得勢，蘇轍再被貶謫。之後在官場浮沉，又經歷蘇軾去世，老來退隱於潁川，讀書著述、默坐參禪。晚年他將經典一讀再讀，以新的領會修訂著作，絕不以先前自己寫的注解作為定論。這樣的堅持和認真，令我覺得他對老子的注解一字一句都有分量。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6/7/2024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