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務人員的表達自由

深水埗警區助理指揮官劉達強警司到旺角參與撐警方集會，這集會是衝著先前辱罵警方的林慧思老師而來，現場雙方支持者群情洶湧，對峙六小時且有肢體衝突。在這樣一個集會，劉達強警司上台激昂發言，成為風眼。

輿論的焦點落在「正在退休前休假」，追問一個退休前休假中的警務人員是否免受人事規例約束。警方順著這錯誤的焦點回應，說「警員開始退休前休假時，已交還委任證及配槍，不能再行使警權或執行警察職務…」劉警司自己亦強調經已「退役」。

我的工作管人事，一聽便知這是混淆了 last day of duty 和 last day of service的概念；況且問題的核心並不在此，所以說，這是「錯誤的焦點」。

按《警察通例》，對「退休前休假」唯一特別的處理只不過是，如事先得批准，可参與人大代表和新界村代表的選舉集會。因此，劉警司是否恰巧正在退休前休假，根本無關宏旨。

相信劉警司自己也清楚這一點，故此進而提出另一個與退休無關的理由：他認為警務人員亦有人權，包括在私人時間的表達自由。

有報道說休假出席的現役警務人員過百名。若據劉警司說，當日出席集會的休假警務人員加上前警務人員更超過一千名！

期待警方借此個案澄清《警察通例》的規定，以及《通例》是否有違人權。

小城患上「愛･鬥」病

小城出現新型流行病。專家認為它與「瘋牛症」相似，病原體入侵中樞神經，慢性地損害心智。與「瘋牛症」不同，它的病徵主要是認知能力受損，思維混亂。

認知方面的病徵獨特：病者每每混淆「愛」與「鬥」的概念，專家稱為「愛/鬥失調」。

病例：家長「愛」孩子精乖伶俐，以為「鬥者愛也」，病態地催谷孩子「鬥」精叻。

認知錯誤：電視播放「愛･回家」劇集，人們追看，卻以為是「鬥･回家」。

思想混亂：學校德育教孩子「我們要相親相愛」，變成「我們要相爭相鬥」。

在家中，疑心生暗鬼，怕枕邊人已從「親愛的」變成「親『鬥』的」。

在街上，宣教人士擺檔呼喊：「神『鬥』世人，天國近了！」

有鬥爭組織到來踩場，旗幟卻掛上「愛」字頭。

保安「一哥」嚴正警告：一撮人搞「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本質上就是「讓『鬥』與和平佔領中環」！「鬥佔中」沒有好下場！

素描：小船與星球

今天貼一張素描。重雲風雨，躉船和海上波紋都是實景。這是不成功的習作，畫著畫著時，重雲變成一個黑色的破損的小星球。小船不是要逃離小星球，而是在拖曳它向尚有光明的那方。不過看來有可能因此被風暴吞噬。

可能潛意識還是在寫政治風景。

重要文章點擊不多誰之過

寫網誌即日便知反應。昨天一篇反應淡，但在我是重要的一篇。重要文章點擊不多誰之過？那是因努力寫來，變得呆滯長氣。今天清早改寫了，題目也換掉。

我主觀覺得秦暉主張從一件件實事漸進地動手改進，是有胡適「多談問題，少談主義」的影響。不過這麽說可能害了他：中國共產黨先天不喜歡胡適那一套。有趣的是，三十年來經濟開放有成，底裡可能也有胡適思想。

秦暉：改革的可行路徑

中國需要政治改革。温家寶在任內嘶鳴，結果不了了之。劉曉波倡導修改憲法，判刑比貪官更重。剩下一些媒體和學者，間歇呼籲普世價值，也是倏起倏滅。

呼聲容易壓住，然而挑戰還在。對，中國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問題是：中國的路徑是什麼？秦暉教授的觀點令我信服。

所謂「中國模式」的成績以「低人權、低福利」為基礎，未來會否改進到「高人權、高福利」？不一定。在人類歷史，劣幣也可能驅逐良幣。

環顧世界，看「經濟體制的轉軌」和「民主化」兩樣挑戰，各國成功的例子至今只有兩種類型，一種類型例如南非，原本已是市場經濟，只需要政治和解便可以民主化；另一種類型如東歐，先民主化，後經濟私有化，成就了政府和平更替的模式。

中國兩種類型也不是。統治者掌控了GDP七成的全國資產，財富在自己口袋不在民間，要他推行「民主化」，他沒有安全感。

秦暉主張從一件件實事漸進地動手改善。兩個方向：一方面漸次增加政府對人民的責任(這是左派的理念) ，例如解決農民看病難的問題 ；另一方向，(依右派的理念)不斷地把政府的權力逐漸地限制住。

我信服這些温和主張可行，就怕連漸進改革的安全感也未曾有。

閱讀：「陳平X秦暉：剖析中國模式」(http://www.isunaffairs.com/?p=8462)

秦暉教授的諍言

昨天說，當「中國模式」熱昏頭腦，南北皆有學者發出清醒切實的諍言。

秦暉是備受尊重的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他的立論建基於不同的分析框架，但結論與香港科技大學丁學良教授(見昨文) 相同：儘管西方左派右派也有人讚賞中國的經濟奇迹，但他們的國家一定不會、亦不能模倣「中國模式」。

分析十分乾脆：西方左派討厭自由市場(主張「低自由」)，羨慕的是中國政府的控制能力；右派讚嘆的則是中國能以「低福利」提供勞動力。然而「低自由」的前提是專制獨裁，而民主卻是天然導致高福利。享有高福利的西方國家不能學中國「低福利」，更捨不得民主，那麼只能空羨慕。

秦暉的諍言：中國要崛起，但「中國模式」不能崛起。中國未來的路，首先應解決人民的「負福利」現況。

政治方面又如何？網上有秦暉去年接受《陽光時務》的長篇訪問，其中談中國政治改革的難度和契機，很透徹，明天簡介。心急的話，你也可以直接閱讀：「陳平X秦暉：剖析中國模式」。(http://www.isunaffairs.com/?p=8462)

南北學者有諍言

今天這篇文不是昨天的下集，但是如果讀者昨天沒有來訪，建議你先點擊看看。

在2009至2011那幾年，洋人和自己人熱情謳歌「中國模式」，有自上而下的中央宣傳，有從下而上暗帶奉承的連篇理論。幸而亦不乏清醒的學者評論。我特別欣賞兩位學者，一南一北，以清晰的學理和實在的關切發出諍言。

北方是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秦暉；南方有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

丁學良總結，「中國模式」有三大支點：源于列寧主義的一黨領導的威權體制；具中國特色的社會控制系統；還有是受政府支配的市場經濟。這鐵三角全世界也無法複製，因此中國的個案不能成為他國學習的「模式」。

他指出，中國模式有成就，但是它也代表了巨大的社會成本：對弱勢群體不斷的剝奪；對環境生態的深層損傷；政府部門掌控公共資源越精細，造成的腐敗就更廣泛；公共空間的控制越來越廣，重大的公共政策無法持續討論。

丁學良的諍言是：把中國模式說得那麼地世界上最優秀，就是堵塞了實事求是全面檢討和反思的路。

明天談秦暉的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