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說天水圍醫院

五月，天水圍圖書館舉辦「詩歌@元朗」，是第二次，梁館長顯然是有心人。友人宋子江問我有沒有興趣參加，要求是誦讀一首與元朗有關的詩作。我答應了，隨即想起自己寫詩隨心，未試過先定主題範圍。元朗在我也陌生，我連南生圍、大榮華都未去過。最熟悉的，竟是天水圍醫院，因為在醫管局工作那些年常聽聞有關它的彙報。天水圍醫院的服務屢屢延遲，新界西北的醫療長期緊絀。

公立醫院之中，唯獨天水圍醫院我未到過。它在2017年1月啟用，我剛在早一個月從醫管局退休。寫這首詩的時候想，為什麼自小就不認識元朗，等到現在才結緣？

《相約天水圍》

相約天水圍，為詩

此事透著奇怪

天水圍於我是二手聽聞

小時西遷荃灣

城市未有衛星樣子

海壩是街，有大屋圍

擠，等上樓

那年代是常有的事

聞說西北有元朗

單層巴士，16號

誰往？

昔日求學宜往東

東方魚肚白

往東是向上流動

或勞動。三十年

有車往東，有車往南

病房加床，病房迎送

西北滿瀉

等待新院是常有的事

再等一會。十年如是

我聞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

在天水圍

醫院，姗姗來時

我已歸去

來兮

四面屋苑

今回有詩

《蘋果日報》「醫醫詩詩」專欄，2019年7月12日。

怎樣看年輕人自殺

香港這個6月，黑色而且慘烈。當我在想著這一篇寫什麼時，讀到與反對《逃犯修例》修訂有關的第二個年輕人自殺的報道。這一個更年輕，大學生，二十歲出頭。據說她有情緒問題、感情困擾，但在屋邨現場牆壁用紅色筆寫的控訴字句，加上在自殺前將控訴字句拍下，上載至ig，不能說與對政治的絕望感無關。

上一個連結著政治控訴的死亡「個案」才是不到兩星期前。那個男子爬上太古廣場高位，掛上「反送中」標語，身穿連帽黃色雨衣，衣背上有控訴字句。他危站多時，在消防員試圖扯著拯救時墮樓。他是否決意自殺？並沒有定論。有報道用「意外墮樓死亡」字眼，抗爭的一方有人描述他為「以死相諫」的「烈士」。連帽黃色雨衣映像成了抗爭的象徵。

怎樣看年輕人自殺問題？政治情境下的自殺是否一種獨特的例外？我沒法分析，不過，我知道香港一向也缺乏正視、甚至描述自殺問題的完整討論。在「維基百科」我看一條由學生從2014年起自發編寫的「香港學生自殺事件列表」。每年有30多名大中小學生自殺死亡。列表沒有姓名，用滑鼠滾動，從頭到尾行一次，可以感受到社會有多大的病，我們在迴避多深的問題。

大人的意見當然從來不缺。一種角度可以用前任教育局長為例：叫老師和家長「加把勁」，叫學生要逆境自強，叫大專生做好生涯規劃，不要在壓力下「有啲唔舒服嘅嘢就頂唔順」。這可稱為「教育年輕人『更硬淨』論」。另一類角度把問題簡化為社會因素，好像年輕人只要有工做、有屋住、可以結婚就不會偏激。再一種如近日議員歸咎通識科教育失敗，未能為年輕人建立良好的價值觀。

2016年BBC中文網有一篇很好的專題〈香港為何學生自殺事件不斷〉，現在讀來還不過時。我認同其中臨牀心理學家趙千媄所言，「一個人要從『不快樂』走到『自殺』這一步，中間有一大段路。所以自殺的人是真的感到非常絕望。」她說社會對情緒病的「污名」（stigma）是問題，在亞洲文化中，情緒病被視為顯示脆弱甚至是羞恥的。我也想，社會不面對問題，任病態當作常態，大人更應該有愧。

定稿前，再有第三、第四名年輕人自殺。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9年7月6日。

書寫遊戲

  在臉書見到一個文藝書寫練習遊戲，要求是這樣的：

 全文不得多於一百字，標點符號計算在內。必須包括「紙船」、「草長鶯飛」和「久別重逢」，而且位置有規定。

「紙船」：第18-19字；「草長鶯飛」：第44-47字；「久別重逢」：第96-99字。

 我想只有一百字，寫新詩可能容易過散文。詩不怕有些少約束，看似約束的規定，有時反而方便啟動自由聯想。

最先想到的是，前年出版的《有詩的時候》，書中提及自己年輕時如何窺見新詩的世界，那與冰心的詩《紙船》有關，也與我已故的大姊有關。由此入手，便成一首小詩(99字，連標點符號)：

是的我的記憶有兩種

一是異鄉讀冰心的紙船

二是蹲在深水埗小街上摺著紙船的街童

頭上一堆亂草、草長鶯飛

這些都是大姊的文藝口頭禪

而街童不知道

冰心的紙船跟大姊的文藝世界曾經連結

猶如今天兩鬢見白的我與街童久別重逢

開始是遊戲，這是遊戲之作，寫詩卻會自動觸發真實感受。我喜歡這首小詩，但本欄主題是「醫醫詩詩」，雖然大姊也是因病去世，小詩與「醫」其實沒有什關係，得要寫一首相關的，才可以老實交稿。第二首詩100字，遙寄一個在醫院的友人，祝願她平安渡過苦厄。

  

《檢查報告 — 寄友人》

他們給我一份檢查報告

我把它摺成一隻紙船

它想告訴我某一種病

我的生命不在暮春三月

我已經見過草長鶯飛

如果每一個檢查都要送出一份病情報告

就得確定它會送抵需要承受的每一個人

沒有紙船往來

我的生命四季如何久別重逢？

人生有四季，人遇上大病，有時會因而檢視四季人生。我自己有這樣的經驗：日常頻來撲去，在病中與自己久別重逢。

《蘋果日報》「醫醫詩詩」專欄，2019年7月5日。

 

有不應宣洩的話

醫護是專業，保護病人私隱是源遠流長的信託責任，病人對醫護的信任有如私密。在當今世界，坦露分享有如家常便飯，人與人之間的私密關係即使尚未蕩然，恐怕也只剩餘音。當然，現代社會有繁多的法律條文保護個人資料，這是硬梆梆的，已失本來味道。無論如何，醫護工作是專業，醫患關係不是社交媒體上面的Friend與Like。

希波克拉底是公元年前的希臘醫家，被尊稱「醫學之父」。他在Kos一地授徒，以「毋損害病人」為最重要的醫學原則。這是醫學方針亦是倫理原則。希氏受後世長期尊崇，主要還不在醫學成就而在醫德——醫學知識是後浪推前浪的，倫理原則就未必越新越好。

在西醫傳統，醫生執業前有宣誓儀式，最初使用「希氏誓章」，至二次大戰後才被「日內瓦宣言」等倫理約章取代。希氏誓章有尊重病人私隱的一段，讀來歷久常新：

「行醫處世，凡所見聞，有不應宣洩者，余當永守秘密。」

《收藏著的說話》

值夜是漫漫長路

從一個病房走向下一個

穿越大堂，沿著地上的線

褪色的橘黃

這不是特別繁忙的夜晚

輪椅摺疊

靜待灣區如夜泊的舟

長廊敲著步履和回聲

長廊兩旁沒有塑像

耶穌或希波克拉底

醫院裡誰有這樣的期望

然而這一瞬間依稀記起誓章

我看了一個昏迷發熱的病人，再看

下一個病人清醒，或許失眠

身軀捲曲，床欄如栅

忽然開口說話

我聆聽片刻

這不是特別繁忙的夜晚

聽時，我想著今夜還餘多少歇息時間

她的聲音輕細如許

她竭盡氣力叮嚀：

關於這些

請你不要告訴我的家人

我記得這個晚上聆聽了她

從此收藏著寥寥的最後的話

原載 《蘋果日報》「醫醫詩詩」專欄，2019年6月28日。

弘一法師的「悲」字

6月12日，年輕人和學生走出去以卵擊石流血收場那一天，我只在晚上九時許在面書貼了網上擷取的一個「悲」字，附上一句記述：

「忙了一天回家看過新聞，弘一法師圓寂前寫的四個字在這一刻剩下一個。」

弘一大師在1942年10月13日黃昏圓寂於福建泉州溫陵養老院晚晴室。臨終前三天，他寫下「悲欣交集」四字，交給侍者妙蓮法師。這是他生命最後的絕筆。

一個得道者行將從輪迴煩惱解脫，為什麼會說「悲欣交集」？一般的理解是，「悲」是悲憫眾生之苦，「欣」是自身得到解脫的喜樂。我覺得未必分得這樣開。觀照自己一生，感受與眾生相連，人生有情，那一點不捨也是慈悲。

當晚沒有這種哲思，只是看著這個「悲」字，久久移不開眼睛。我見到它的行筆結構，奇妙地，完全就是當下的香港。他的書法常是文氣而雍容，恬靜而靈動；這個「悲」字卻並不如此。「悲」字由上「非」下「心」合成，這個「悲」字的上下部分相隔得很闊，但又像互相舞動，亦迎亦若拒，有隱然的張力。

初看「非」的部分想起排放置的鐵馬；側頭細看，卻十足便是巨龍的頭。「非」在上是北，「心」在下是南；「非」的正中兩豎的筆力剛勁異常，龍頭夾著風雷自北方向南俯衝；下面的「心」仿如一葉小舟大浪中晃動，上面那兩點像兩個船員在勉力應接，左右張羅。這些聯想，當然都是大腦的即興亂想，但是當時看得入神，真的見到整個香港的處境。

翻舊稿，原來千禧年我去過杭州，在弘一大師紀念館見過「悲欣交集」四個字的真跡。當年我的感想與今天很不同，寫下：「真跡比書中所見多了幾分顫動和蒼淡，有點將行未行，將大化而尚彌留的意緒。」境隨心轉，當年的中港的關係與今天也很不同。

紀念館還有法師五十五歲時題志的詩：「我到為植種，我行花未開；豈無佳色在，留待後人來。」2018年春天，這成為陳健民受審前在中大一個書院周會上給台下學生的勉勵說話。弘一大師的詩文和書法都合我意。如果他生當此時此地，不知會怎樣書寫？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9年6月22日。

滿城有傷

一場抗爭衝突在急症室引發新問題。原屬常規的大型事故統計分類被懷疑是否對求醫的示威傷者不利。警員在公立醫院拘捕傷者，好像認定了在現場的人，若非為公事受傷就全是罪犯。

《他們送來》

他們送來一個傷者

他們送來一個絕食者

他們送來一個警員

他們送來一個示威者

他們送來一個記者

他們送來一個旁觀者

他們送來一個其他人

他們送來一個死者

一個死者與示威有關

多數死者與示威無關

說明與示威有關的死者人數較少

有一個示威者在這兒被拘捕

有一個旁觀者在這兒被拘捕

有一個其他人在這兒看見一個示威者被拘捕

有一個其他人與示威無關

他是一個在院舍看電視新聞時不適的老人

他們送來一個又一個傷者

如果穿著便衣是否就不是警員

如果穿白色T恤是否就是示威者

如果T恤染血是否就要拘捕

如果是警員是否就要拘捕身上染血的人

他們送來警員

示威者

記者

旁觀者

如果這是平常日子

為什麼送來這麽多的人

如果他們有傷

這是否就是一場暴亂

如果滿城有傷

是否就是全城暴亂

如果是這樣

他們會不會送來全城的人

如果是這樣，啊

你會不會悲傷

原載 《蘋果日報》「醫醫詩詩」專欄，2019年6月21日。

文化差異對（生命）倫理學有多重要？

四月時中文大學醫學院主辦了一場亞太區生命倫理教育研討會議，我們生命倫理學中心的副總監、中大哲學系教授李翰林在會議演講一個有意思的題目，聽者有共鳴。他指出，不同的文化似乎會對各種事物產生不同的看法，子女對父母的孝順問題便是一例。如果兩個文化在一個問題上互相分歧，兩個意見可以都是對的嗎？如果認為可以，那麼回答這問題的人就是來自「道德相對主義」（moral relativism）。本文的第二作者區結成在新近出版的書《生命倫理的四季大廈》恰巧也觸及這問題，就請李教授簡述一下，這篇文章是他的演講要旨。

道德相對主義理論認為，道德上的對錯只能參照特定社會群體的信念系統來評價，例如，對於當代東亞人來說，孝順是相當重要的價值，對於當代西方人來說，孝順便沒那麼重要，而這兩個不同的觀點都可以是對的。

然而，道德相對主義是錯誤的。假如道德相對主義是正確的，我們便會完全喪失評判其他文化中人們的言行的資格。這將是很荒謬的，因為如此一來我們將無法批評其他文化中的罪惡。

李教授指有必要區分「道德」這個名詞的兩種不同含義，即：實證道德（positive morality）和批判道德（critical morality）。所謂「實證道德」，是指某個特定的社會群體事實上所接受和共享的道德。因此，推崇孝道屬於東亞人的實證道德，而允許屠殺或者任意處置（他們所認為的）「劣等民族」則是納粹德國的實證道德的一部分。

相反，「批判道德」指的是用來批判真實存在的社會建制（包括實證道德）的普遍的道德原則、理由和論證。研究生命倫理學的學者通常都是在「批判道德」這個層面來思辨立論。這些學者認為，倫理學具有客觀性，因此他們會努力尋找客觀上正確的道德觀點，不管那有多大的困難。

至於在實證的倫理學（以及實證的生命倫理學）範圍，研究者關心的只是調查群體中人事實上擁有的道德信念和態度，而調查者對之不予批判。純粹的實證道德，並沒有任何辯解(justificatory)的效力。

本文第二作者在《生命倫理的四季大廈》書中有一節談及中國文化，可以與上述論點互相對照（第99-100節）。在那一節作者說，中國傳統文化面對現代和世界，如何保持活潑的開放性是很大的挑戰。「去蕪存菁」已是濫調，更不宜借傳統之名，很方便地告訴世界說，我們的文化就是這樣的。僵固的傳統思想不一定是良好的價值觀。

中國文化的確有珍貴可取的思想，例如在《論語．雍也》篇，孔子對弟子談仁政，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自己立志之外，推己及人，助他人通達正道，才是「仁」。這可以成為具普世性的倫理價值。

撮錄自《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2019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