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的人文

「人文主義」(Humanism)會在AI時代終結，是不是已經無可挽回？這個問題對我有些切身，因為凡是「人文」字頭的追求，在我都有些親切。這包括大學時期追尋「人文教育」、偏愛「人文學科」；親近中國文化和建立身份認同，也是從中國的「人文精神」開始。

在近現代，西方文明的人文思想是珍貴的，也是中國現代化的挑戰。這些「人文」字頭的東西，前提是對人性的惡、人性的善，在善與惡之間的掙扎痛苦，須有真切的認知和同情。在AI輕易就說得頭頭是道的生成語言氾濫的世界，所有「人文」字頭的東西都顯得太嚴肅，甚至煞有介事。

想起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人文」曾經是危險的思想。即使來到千禧年後的特區城市，作為人文教育基礎的通識科，因為含有西方的自由主義和傳授批判性思維，最終也是被殺。「人文」真的不是那些輕易就可以用生成語言隨便說一通的東西。

也便想起戴厚英(1938-1996)的小說《人啊，人！》和她的死。小說是「傷痕文學」中矚目的作品，發表於1980年，寫文革十年對人性的壓抑和扭曲，知識份子在階級性與人性之間的掙扎與覺悟。有人讚譽它為「人道主義」之作，太窄了。書中拷問人的尊嚴，呼喚個人的價值，是知識份子對「人文主義」在中國生根的痛切渴望。這是「危險」的渴望。

戴厚英和侄女在上海家中慘遭砍殺，無關政治，卻與人性之惡有關。人文危險，沒有人文的人性更危險。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5/10/2025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