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初在新亞書院聽葛兆光演講《以亞洲為視野——為何要把中國史放在亞洲史》，之前我對他從周邊看中國的研究略有所知，想當然地以為焦點在文化交流與相互碰撞。這也是演講的一部分，但不是真正的焦點。關鍵是放開「以中國為中心」的認知角度，發現新的重心。
一個有說服力的案例是發生於公元663年（唐高宗龍朔3年）的「白江口（白村江）之戰」。在傳統的中國史，這場戰役微不足道，《舊唐書 高宗》根本不記載，《新唐書 高宗》也僅有「孫仁師及百濟戰於白江，敗之。」一句，卻詳記660年滅百濟之事。
這似是理所當然：百濟是韓國「三國時代」之一國，唐軍滅之，是重要戰功；白村江之戰的交戰雙方其實是新羅與借日本（當時的倭國）助力企圖復國的百濟餘民。新羅軍力不及，急向唐朝求援。域外的史料說最初高宗無意出兵，說借些兵器給他便是，最終參戰，順利協助新羅打敗了聯軍。
這小勝對中國真是小事一樁，在東亞歷史卻是大事。葛兆光提到，日韓學者的研究說明此戰是決定東亞歷史走向的關鍵事件。日本的正史對此戰有極其詳盡的記載，證明了對日本而言，這是傾全國之力的「國運之戰」。慘敗促使日本加速推行政治革新，全面引進唐朝的律令制度，從一個鬆散的部落聯盟轉向中央集權的國家。在韓國，新羅自此開始結束三國時代，統一國家並全面吸納中國文化制度。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6/3/2026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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