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命百歲安樂死？

4月23日港台電視節目《哲學有偈傾》談安樂死，我是嘉賓。深夜看完自己「粉墨登場」(真的要在臉上打粉底才可登場錄影呢) ，第二天一早返大學與胡令芳教授同場主持一個生命倫理研討會，討論最新的抗衰老研究致力發明讓人類長命百歲的藥物。那是美麗的願景？還是隱藏了灰色倫理疑慮？

有研究者樂觀地相信，目前關於衰老機制的科學研究已屆重要突破的邊緣。在實驗室裡已有方法在細胞和基因功能層面令蛔蟲和小鼠長壽，那就有可能在人體也找到標靶，以生化藥物積極干預，令人類可以長命百歲甚至一百廿歲。

在個人而言，誰會完全不想長命百歲？不過我會馬上想到問題。以中國大陸為例，十三億人口，半個世紀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包括強迫墮胎才控制到人口，如果十三億人都活上一百歲怎麼得了，正在放寬的「一孩政策」也要急煞車吧？再看彈丸之地的香港，數以萬計的弱老被塞在每人只有6.5平方米的床位算是「安老」，此刻官員還在憂心「高齡海嘯」將帶來更重的擔子，當香港人均壽命過百歲，老人會是怎樣地活著？

雄心勃勃的研究者和醫藥商卻知道上述的擔憂是「偽命題」：令人長命百歲的藥物一定是很值錢的，不是人人吃得起。延年益壽「藥物」嚴格來說並非醫療，政府也不會資助，有錢才吃，市場自會調整。

這便隱藏了倫理疑慮：貧富不均本身已造成健康懸殊，若長壽藥物令富者壽命更長，而窮者只能認命，這似乎有違社會公義。

其實過去30年人均壽命早已大為延長，「人生七十古來稀」的俗語也失效多時。目前大多數發達社會尚未曾處理好長者退休後的身心發展需要，美言「第三齡」、「老有所為」大多是口號，要忽然發覺社會的年輕勞動力接不上了，才來鼓勵長者再就業，實際得很。

在研討會上有人問，如果人可以長命百歲但又怕老年苦悶，是否可以讓他們有權選擇安樂死？

既要長命百歲又要安樂死？這倒不是怪論。我在《哲學有偈傾》節目也談到，荷蘭是全球最先讓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最初是針對極度痛苦的病人，但範圍越弄越寬，現在真在討論可否放寬至沒有病痛的人，誰只要覺得自己生命已經圓滿(lived a complete life) ，活夠了就用安樂死畫上句號！

我想，人類真是聰明又奇怪的物種。

《東周刊》「一葉一杏林」專欄，2018年5月9日。

這麼快退休

早前在一個討論基因醫學與基因歧視的研討會上見到周一嶽醫生，問候寒喧兩句。我說退休後現在中文大學，做生命倫理學工作。他對身旁另一位朋友說，其實為何咁快叫這些後生仔退休。又笑說他自己已退了三次休，現在還在工作。

很多年前我申請晉升顧問醫生職位，周醫生有份遴選。更多年前，我初回港工作從頭考試和見習，有半年在瑪嘉烈醫院他的骨科部門實習，現在感覺時光飛逝。

上周醫管局公佈梁栢賢醫生明年11月行政總裁合約任期屆滿就不再續任。在Facebook有幾百個朋友和同事Like，留言預祝他退休生活愉快，有人約打波、旅行、打麻雀，也有人衷心感謝他這些年來努力與員工溝通，擔心「有傾有講」的管理方式未來能否持續。他的朋友圈子真的很多，退休不會寂寞。

有記者和朋友好奇追問他下一階段有什麼大計。他的回應很直接，大意是現時唯一的規劃是不作規劃。我覺得這是很好的回應，自由而留有餘地。

我比他年長幾年，但不知如何一向覺得他似師兄。可能因為他在2007年已在醫管局總部創設質素及安全部門並任主管，我在2014年才擔任同一職位。而且他在長期公職練就一種管大事的沉著，與他共事自然覺得自己相對地green。

2016年左右我開始構想退休後的生活，有些機會聽取他的看法，問意見也有分享的成分。當時已知道他打算在2019年準時退休，也知道他大概不會刻意找下一份工，但現在讀到新聞報道時，還是有點出奇：這麼快就公佈？當然這只是我離開醫管局崗位年餘，對管理招聘程序已生疏了，行政總裁職位原是要早一年多就尋找人選的。

在崇基，有一次應邀在書院的禮拜會上給學生演講，自選講題〈生涯規劃與生命追尋〉，那是回顧自己人生中的追尋，如何有些偶然地塑造了職業生涯。在今天，職業更是多變，社會變動不居，規劃前程不能依憑過去的套路。在準備演講的背後，也回想起退休前對下階段人生的一些規劃，具體如寫書計劃，隱約如思考醫學哲學，最後到來這個空間，還半是偶然。因此，聽到梁醫生說不作退休後的規劃，覺得特別合意，在此祝願他人生有美好的新一程。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8年5月5日。

  

公投墮胎：民情與中庸之道

愛爾蘭訂於5月25日進行公民投票，決定是否修訂憲法第8條修正案，從而容許國會放寬禁止墮胎的法例。這次公民投票毫無疑問是歷史性的。現時愛爾蘭的墮胎法在全球可以歸入非常嚴厲之列。一旦放寬，新的法例會趨近歐洲其他國家的「中庸之道」。這在一個以天主教徒居多的國家當然不是尋常的事。

在生命倫理學，墮胎與反墮胎的爭議是個大題目，這與生命倫理學的美國源流有關。在美國，墮胎是一個令社會長期對立甚至撕裂的政治議題，爭持角力可能僅次於種族問題和槍械管制。在香港，墮胎似乎從來沒有成為公眾討論焦點，香港法例有《終止妊娠規例》，傾向「保守」一邊，但留有相對寬容的空間讓醫生評估孕婦的身心狀況，法律規定的情況和程序底下進行人工流產。如果有人仍然嫌法例過度限制孕婦了的自由選擇權利，可以在境外例如內地接受人工流產 —— 中國大陸的墮胎法在全球是在非常寬鬆之列。

問題是，墮胎法例是「寬鬆」還是「保守」，有沒有一個普世的「中庸之道」，憑誰來說？入鄉隨俗便是合理？

尊重文化差異通常是不錯的，但這觀點未能解釋為何一些同是多數人民信奉天主教的國家，法例也會差異很大，例如西班牙與愛爾蘭。香港、臺灣和中國大陸文化同源，為何香港的法例傾向「保守」？如果說，那是因為經過英國殖民統治仍然沿用法例，那麼為何同樣曾是英國殖民地的新加坡，墮胎法卻在全球寬鬆之列？況且，目前英國本身的墮胎法也是全歐洲最寬鬆之一。

在愛爾蘭目前的墮胎法，無論胎齡大小，醫生要確認人工流產手術關乎即時搶救孕婦性命，這是極為困難的臨床判斷。難道要等到孕婦病況惡化至垂危才做人工流產？

愛爾蘭公投墮胎的最大焦點是女性自主權。政府承諾，如果公投結果是贊成放寬，將啟動立法，除了醫學情景會放寬，更會容許懷孕不足12周的婦女無條件墮胎。即是說，在早期妊娠女性自己可以選擇墮胎，不需要醫學理由和社會道德認可。

愛爾蘭公投墮胎不是閉門的家事。若成功修憲，香港到時就比愛爾蘭「保守」了。

節錄自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2018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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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子的荒誕事

最近在讀關於人工受孕的資料，接連讀到幾宗與捐贈精子有關的荒誕新聞。向來以為人工受孕的倫理爭議是在體外受孕(IVF) 和胚胎篩選(embryo selection) ，原來關於捐精也有千奇百怪的故事。

荷蘭爆出一宗醫德跌破底線的醜聞：鹿特丹有一家生育醫療中心，早於2009年被勒令關閉。當時衞生部門調查發現中心管理極為混亂，把收集到的不同男性的精液混合一起用於人工授精，以提高受孕機會，催谷中心知名度。

中心有一個擔任醫療主任逾十年的人工受孕專家Jan Karbaat去年逝世，死後被揭發自七十年代起在進行人工受孕時，經常私自用自己的精子取代捐贈者精子！不孕的夫婦來求醫，結果生了醫生的「子女」！如今Karbaat的「子女」遍全國，估計可能多達60個。

在中國，法新社上周報道，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生殖醫學中心4月4日在微信更新精子庫招募捐獻者簡章，列明捐精條件：捐精者須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質，熱愛社會主義祖國，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忠誠黨的事業，以及沒有政治問題。

本報丁望先生有文章分析，這是「政治血統論」在人人表忠時代的極端現象。捐精的政治審查令人嘩然，兩天後北大三院刪除了這一條內容，代之以要求捐精者「有愛心、有公益心」。

在內地，捐精是有償的，俗稱為「營養費」。簡章寫明，捐精者完成全部捐精流程後，可獲得總計最高5500元的捐獻補貼。流程包括接受精液檢查、進行兩次精液篩驗，和捐獻10次左右。所謂有公益心，其實是明碼實價的交易。

既然是明碼實價的生意，院方當然要令客人放心。捐精的政治審查條文可以視為在商言商的舉措：可能真的有客人對「政治不潔」的精子敏感，院方才會苦心作捐精政治審查。

荷蘭與北京都有捐精的荒謬故事，兩者之間也有重要差異。大學時代讀過一本令我開竅的書，講個人主義社會與集體主義社會的分別。Jan Karbaat的荒唐行徑是個人的；北大三院的荒誕簡章卻反映了社會的「集體潛意識」。個人主義的好人好事與集體主義的好人好事並不相同，個人主義的壞事與集體主義的壞事也不一樣。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8年4月21日。

圖片來源：peterpit.org

AD難題

上星期五《經濟日報》有專題寫香港病人現今並不容易預設醫療指示（Advance Directives，簡稱AD），我也是受訪者。訪問的時候，腦子裡常在做「身份跳躍」，這是我自己發明新名詞，英文可以譯作identity hopping。跳躍的原因是，AD有多個面向，從不同的位置會看見不同的問題，也會有不同的感受。「身份跳躍」可以避免屁股指揮腦袋，或者固執一端。

有一段話是有感而發。這段話見于報道：「區結成解釋，如健康人士太早簽預設醫療指示，未有計算將來醫療發展變化，加上未經歷嚴重疾病，醫生可能擔心簽預設醫療指示未必是一個『知情決定』。不過，區認為問題如不解決，恐反彈壓力給前綫醫護人員，如增加投訴，減低士氣，影響醫患關係，亦會因不必要搶救增加醫護成本。」

這緣自一個向記者訴苦的病人。77歲的長者在公院診斷早期胃癌，入院動手術切除後康復，但住院所見所聞令他興起預設醫療指示的意願。這原來大不易，他動手下載了AD表格，但在門診和醫院都難找到人受理。如果找私營機構簽署，又怕機構未必互認。醫管局的指引不是沒有承認外面簽署AD的方法，但醫護人員太忙了，誰有時間兼顧預設醫療指示表格？

我自己有4個身份跟這個AD難題是相關的。現在我是醫管局臨床倫理委員會主席，公院AD的設計經多年參與，可算是我半個孩子，見有病人說它不管用，未免有些心翳。另一個身份是在中文大學做生命倫理學工作，常會討論生命晚期的病人自主問題。這不單關乎病人權利，也關乎醫療質素，我覺得社會要好好推進這件事。第3個身份是前線醫療的過來人，現在我還有子侄輩在前線做醫護工作，深知在逐漸呈現危機的醫療系統，醫護人員高速工作難以好好打理病人是怎樣的一種光景。

最後一個身份是年長中的自己。我也常在想著做一個AD，但如果這位患過癌的77歲長者還未能順利進入AD流程，60出頭未曾大病的我，更是「未到時間」吧？

因此，你不難想像，記者訪問我的時候，跟著我「身份跳躍」，這樣瞧瞧又那樣看看，跳來跳去，累死罷？AD這個難題在香港真的是令人累，我這還未跳到救護車人員是否要尊重AD這個難題呢？

有朝AD難題不令人累，香港的生命晚期服務才算進了一步。

《東周刊》「一葉一杏林」專欄，2018年4月11日。

獅子山下退休的普通人

今年財政預算案花心思又努力拾遺依然不討好，但我一直未加入「評彈」行列，可能因為原則上我也不贊成「全民派錢」。財政司司長說要善用資源照顧有需要的市民，構建關愛共享的社會。這原則我認同，只是預算案面目有些糢糊，而拾遺看來繁瑣，當然沒有「派錢現兜兜」那麼痛快。

我不贊成「全民派錢」，但如果有人問我，關愛共享要有焦點又要行政簡潔，你會怎麼設計？我也說不上來 ——直至最近。

最近特首向勞資雙方拋出取消強積金對沖新方案，五大商會代表扭計不肯收貨，我忽然想起一個親戚的真人真事。

這個親戚年紀和我相若，是獅子山精神典型，比我更貼近過去幾十年的香港。她小時家貧沒有機會上中學，從工廠打工開始，邊做邊讀夜校，轉職到一家時裝公司工作，一做就35年。她做採購員，勤快肯學，有EQ又不計較，經歴公司風光上市建立品牌賺錢派花紅時期、由盈轉虧股東易手時期、重組緊縮虧轉盈時期…，其間許多年紀輕又有學歷的同事不是裁了員就是跳了槽，她還在崗位孜孜不倦工作。然後，就在去年政府提出有意取消強積金對沖的時候，公司又動手裁員，她終於被遣散。

這樣的工作精神是香港經濟起飛繁榮的基石。一個模範員工貢獻35年，得到多少長期服務金？是39萬元。

聽來不錯，但要用強積金對沖。強積金本來有66萬，一半用來對沖了，剩得33萬。或者應該換個說法，強積金有66萬，但工作了35年也只得6萬元長期服務金﹙39 – 33 = 6 ﹚。

撇開這些錢夠不夠一個普通的退休人士用十年八載不論，如此對沖真是不公道得很離譜吧？這樣的故事應該很普通，可能通街都有。正因為普遍，影響很多人，所以是個重要的問題。

先前政府否決了周永新教授提倡的「全民退保」方案，但除了努力取消強積金對沖之外，未見有很好的退休保障方案出台。當財政盈餘近2千億，正是最佳時機，大手筆一些展示推行退休保障的決心。撥500億作基金起動也不算多。對於已退休人士，現在取消強積金對沖已經太遲，退保津貼卻可以即時開始支付。

政府要加把勁多謝獅子山下貢獻大半生的普通人啊！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8年4月7日。

 

黑猩猩有人權嗎？

中國研究人員成功克隆的兩隻長尾獼猴，精靈可愛，取名為「中中」和「華華」。與使用複製技術保育瀕危物種不同，複製獼猴的目的是用來製造基因相同的有病猴子，供醫學實驗研究。小猴越是可愛，取名越是親切，對比起牠們與複製的同類的命運就越見不協調。

不少國家在認真考慮是否停止使用猿猴於科學研究，尤其是會對猿猴造成痛苦的研究。

在物種分類，靈長目有人猿和非人猿兩類。人猿類中，黑猩猩的基因和行為非常像人類，被視為人類近親。像電影《泰山》裡面的矮黑猩猩「芝達」，智力可能相當於五歲的人類小孩。

美國仍然准許用黑猩猩做科學研究，但受到固執的挑戰。一宗官司令紐約州立石溪大學(SUNY Stony Brook)的研究人員吃盡苦頭。

2013年12月，一個名為「非人類權利計畫」(the Nonhuman Rights Project，NhRP) 的組織代表四隻私人擁有的黑猩猩(包括Hercules和Leo) 向紐約最高法院提出訴訟，要求法院宣佈四隻黑猩猩為擁有一定法律權利的「法人」(legal persons) ，而非僅僅是任人處置的財產(property) 。

如果黑猩猩能擁有「法人」的權利，那麼就能套上普通法的「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牠們不再是普通財產，更不能被無故囚禁。

全文載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2018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