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16日 星期一

放任感染 英國通往群體免疫之路?

近期筆者一直在觀察英國Covid疫情的走向。它在719日一次過解除幾乎所有抗疫限制,至本文定稿時(89) 已近三周。6月下旬消息初傳出決定解禁,要走向「與病毒共存」,各方交相批評。幾千名學者專家公開連署,指這是一場「危險、不道德的實驗」,呼籲首相約翰遜 (Boris Johnson)不要一意孤行。首相反問:「此時不解禁,更待何時?」國內外媒體多以「Boris Johnson的豪賭」起標題,等著看他自食惡果。當時估計,在最壞的情況,全面解禁後,單日確診案例可能飆升至10萬以上,可以沖潰醫療系統。這最惡劣的情況並未出現,本報上周有專題報道比我還快一步作出判斷:「英解禁暫勝一局  疫戰入秋見真章」(87日/8日,A14)

從一開始我就不認為這只是好勝的首相的一場豪賭。我看英國的解禁是經過計算的大實驗,值得分析,因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香港宜保持國際視野,不要嗤笑他一下,就隨手丟掉很可能有用的參照。

在解禁前夕,718日英國新增47,599宗確診,7天平均數亦達44671宗,因此心焦的專家估計的最壞情況(每天確診10萬宗以上)的確可能出現的,這時全面解禁怎能算是理性決策?即使是原則上認同社會需逐步適應與病毒長期共存,英國的解禁在時機上似乎是不必要地急進。當時英國約有69.5%人口接種了最少一劑疫苗,54.2%人口完整接種了兩劑。首相問「此時不解禁,更待何時?」其實是有答案的:據調查,只有約一成英國人對接種疫苗有保留,而接種計劃進度良好,多幾個月就可以超有8成人口完成兩劑接種,到時才解禁風險會較低。

實驗經過計算

然而解禁前另一些數據卻較為正面。在年初英國的上一波疫情,每天確診數字飆升至45萬,隨後便有每天3千多宗嚴重病例需入院,對醫院做成很大壓力;但在今次這一波卻非如此:雖然解禁前每天確診也有4萬多宗,但每天「只有」幾百宗嚴重病例入院。英國政府的研判顯然是,疫苗的保護作用(在減輕嚴重病情方面)已在發揮效力,滿足了解禁的基本條件。此外也有正面的分析指出:雖然至7月中每天新增確診個案和入院數字都有上升,但上升的速度已連續多天下降,顯示即將見頂。

結果亦是如此。確診數字在解禁後第2天便見頂,之後頗為快速地回落,至7日底已落到每天3萬宗以下,每天入院數字看來也會在每天八百宗以下見頂。如果這是一場「豪賭」,首相豈不是賭贏了嗎?

筆者看還未可斷定,需要多看三數星期的入院情況。即使結果未定,當地漸見一些有用的回顧分析。為什麼疫情會回落?一種分析是,在早前抗疫措施鬆懈的日子(包括611日至711日的歐洲國家盃足球狂熱),早已受感染的人口(尤其是社交活躍的年輕人)為數不少,因此雖然在解禁日已接種最少一劑的人口只有約7成,實際上有免疫力的人口應大大不止此數。有側面的數據可作旁證,在解禁前,一些抽樣的免疫力調查發現,近9成測試者的血液已有對Covid的抗體,包括來自接種和曾受感染。

「成敗論英雄」的思維在抗疫是不準確甚或危險的。即使解禁大實驗在英國行得通,其他國家地區的背景條件也完全不同,而且我們還無法確定英國的情況有無幸運的偶然因素,以及是否一時的風光。

普世面對難題

即使如此,英國的實驗帶出了一道重要的思考題。這是一個難題,而且很可能是全世界的政府最終都得面對的。問題可以簡化為:「如何令最後的兩成人口得到免疫力?」

所謂「最後的兩成」,是假設了各地政府都會盡力以各種方法鼓勵和催促人民接種,在軟硬兼施之下,應該有八成人口會自願或半自願接種疫苗。問題是疫苗的保護力只有69成,對新變種病毒更可能要再減兩成,因此袁國勇教授和國際專家最近齊齊指出,最終要有9成以上人口打齊兩針,才能達到相當於先前說7成人群體免疫力的目標。八成人口自願接種並不足夠。

如何令最後的兩成人口得到免疫力?袁國勇教授的回答可能是,要堅定不移地以全民接種為目標。英國政府的判斷是,要達到全民接種太難,說服最後那一兩成人需時漫長,社會經濟和人心都難以承受,為要盡快走完通往群體免疫的最後一程,只能硬闖。只要醫療系統承受得住,長痛不如短痛。

這卻是隱藏了一些倫理疑問:放任感染的風險並不是由所有人平均分擔的,例如英國白人接種率高,有色人種接種率低,本身的健康狀況也較差。年紀也有差别:年輕人解禁行樂得益,即使受感染病情也較輕,但付出性命代價的可能是體弱病人和高齡長者。

在香港,我們也有必要正面預早考慮「如何令最後的兩成人口得到免疫力」的問題。香港能長時期近乎「清零」是好成績,政府目前的策略似乎是按接種率及按範圍逐步放寬(例如學校師生有7成人接種就可全日上課),同時以較強硬的規定催迫在職人士接種,但是這仍然未曾算是正視了最終的問題。袁教授很堅決,但客觀上,最終香港可能要通過一定程度的自然感染歷程,當然不要學英國一下子放任到戴口罩的基本要求也取消。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2021816



  

 

2021年8月10日 星期二

「順」與「滯」【思遷集.七】

記得是今年初,久未見面的老同學約吃下午茶,聊過天南地北,不免談到走還是留。既是老同學,可以說笑也可以直言無隱,我就兩者一併來。問我會不會走,答道,我不會因為恐懼而移民,但可能會因為fed up而走。

Fed up就是厭煩至飽滯。那還是半年前呢,已經想像有一天可能受不了。毋須身受坎坷的,光是看也看不下去。

依「半杯水」理論,負面觀點反轉便是正面了。如果fed up就要移民,那麼只要找到適應之道,無論局面多麼討厭也能不飽滯,豈不是就可以長留香港了嗎?不厭不滯可能是留下來「做順民」的基本要求。

「順民」不一定是嘲諷的話,值得細想的。中國文化本來就有不少在惡劣世道底下(主要是惡劣政治) 如何自處的智慧,最好的一種見於陶淵明《飲酒》詩。「其五」有詩句:「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心遠地自偏」是真智慧:不需隱匿深山,心境也能遠離喧囂,有如身處偏僻清靜地。這是現代概念「保持心理距離」(keeping psychological distance) 的古代版,道家智慧,可喜也實用。

另一種「順」的智慧同屬道家,但就比較刻意,說「小隱隱於野,中隱隱於市,大隱隱於朝」。「隱於野」含有雙重意思,相對於「市」,「野」是山間鄉野;相對於「朝」就是不當官,在野是回歸民間布衣身分。這句格言認為「隱於野」只是「小隱」,沒有很大難度;「隱於市」就難一些;身在政治官場也能「隱」才是大能耐。

我覺得這格言有些刻意,因為「大隱於朝」需要在複雜環境中刻意收起自己的鋒芒和稜角,明哲保身之道就是謹言慎行,不要被抓住痛腳,唯唯諾諾是基本,靈巧的話可以在網羅中出入自如。

順民也好,順「官」也好,都要修為,不必非議,況且當中也一定有人在狂流中竭力守住一點「本真」、一些底線。

在我而言,「大隱於朝」是很難的。「小隱」「中隱」一下,在民間忍受令人氣悶窒息的氛圍,短期也還可以,要長期實踐「心遠地自偏」就沒有把握。難受是天天看著當時得令的人,什麼話都說得出,什麼手段都用得上。看他臉上堆歡逢迎;看他跋扈冷酷無情;看他弄權鬥爭為樂;看他堂皇絕對正確怎麼吃得消?用盡修為也未免有些fed up啊。

如果說,「順」和「隱」就是中國文化智慧,那麼孔子為何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世道惡劣,聖人都要坐上木筏子飄洋到海外去啊!而且孔子也很能同情因苛政猛於虎而離鄉背井的老百姓。

這樣想時,幾乎便說服自己可以移民去了。不過我懷疑去留與否未必純是由冷靜的思考決定的。我的性格不會過於衝動,但去留問題最終可能要老老實實交由腸胃來決定:消化不來,飽滯便走?

【思遷集.七】

載「我的菠蘿游」網頁專欄

https://bit.ly/2U6CU0Q

 



 

2021年8月1日 星期日

關夢南《無題三首》 2021-08-01

文。關夢南 圖。高立

 

其一

 

地震過後

城市一片頹垣

有人離去

甚至舉家

有人留下

把影子洗淨

用保鮮紙包好

摺疊,放在背囊

包括過期

吶喊和孤獨

 

沒有永遠的敗瓦

貨櫃運走了殘破

和疾病

城市就會重建

夜來了

燈就會亮起

起初一燈

然後更多

香港一如倫敦

紐約 柏林 羅馬

也許小鎮更適合你

放一張流浪的床

 

其二

 

摺一隻鷹 打開窗

把自由的夢想釋放

似曾相識的社會

俯視感覺陌生

欄杆變成廢鐵

打爆交通燈的眼

走路要繞過

地磚被挖走的路

都說回不去了

街道再不是浮城

平靜的掌紋

縱橫錯落 互不排斥

 

鷹昂首向青天長嘯

但見微風輕托它的羽翼

歡呼大地的雷電

回顧

—— 紙摺的飛翔

 

其三

 

我又看見自己的背影

感謝攝影的朋友

走在長沙灣道

旁邊是年輕的詩人

 

朗誦為以後留下聲音

幾十年過去

聲音或者已經變黃

部份留下悠長的嘆息

—— 織織復織織

 

織織你的腰骨仍然挺直

(側視其實有點佝僂)

疲累的細胞大口呼吸

如雨後淺層塘魚

反抗骨質疏鬆

有時我們要站得更前

 

寫詩或者已經毫無意義

地球之於宇宙有意義嗎?

地圖的香港大不過一粒紅豆

冰凍相思猶如蜻蜓的複眼

荒蕪的火星沒有答案

 

擱下筆 今日拉架車仔

我還是先去送貨……

 

 

《明報》「星期日生活」 2021-08-01



2021年7月27日 星期二

定。不。說 【思遷集.六】

近日一個朋友問我:「區醫生,你打算長留香港嗎?」他是讀了我在這兒的一篇〈心不安處〉,文中說,在當下境況,無論走或是留都不能完全心安的,要練習與不安共處。或者他意會我還在努力說服自己不要走。我想了一下,答道,從去年開始就不能這樣說了。

約三年前,也曾有朋友問我會不會移民。我一貫的回答是「沒有想過」。兩年前,反修例抗爭運動狂飆,已可以預見悲劇收場,我還是沒有想過。當時還在與一些朋友想着寫一系列文章,談撕裂後的出路,社會的復和。我真覺得,無論市民還是前線警察也要面對心理創傷。也不是一味樂觀天真,那比較似是不肯或不甘放棄希望。

我讀了一些其他國家在政治悲劇衝突之後的復和歷程,認為癒合傷口的起點,必須經過調查和共同面對真相。我覺得,在2019年連番抗爭衝突當中,最大的關鍵是「721」元朗站白衣人無差別襲擊事件,以及對警方為何遲遲不到現場的疑問。我不期望政府會很快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作全面交代,但這可怕的一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已經成為怨憤的最大鬱結點,政府始終要面對的。最終政府卻附從保安當局的說法,把事件定性為一般的兩批市民衝突毆鬥。

今天多數人考慮移民的原因,是眼見自從去年7月通過《國家安全法》,政治整肅十分殘酷,而公民自由急劇萎縮。但是我對移民的動念來得很遲,清晰的起點是一宗小之又小的案件:「蔡玉玲案」。蔡玉玲是香港電台電視部節目《鏗鏘集》的編導,參與製作在事件一週年播出的「721事件」跟進報導。這個專題仔細調查了在事件中出現過的汽車,車輛的車主是誰,和他們與襲擊事件的關係。警方在113日拘捕了她,技術性控告她在製作專題報道時申請車牌查冊,在表格上作出對查冊用途的虛假陳述。她於2021427日在法院被判罪成,罰款6000元。

這宗「小」案件藏著重大的不公義,而且顯示當局已經下定決心永遠不會讓「721事件」的真相見天日。在我而言,這即使不是駱駝背上的最後一根稻草,也相去不遠了。

我是否就此決定了走?也沒有。但是從「從來沒有想過走」變成「不能說會長留」,已是最大的變化。

https://bit.ly/3x4IUo3

【思遷集.六】



2021年7月19日 星期一

長期堅持Zero-Covid的疑問

本月初有一段關於調整抗疫策略的國際新聞,沒有泛起多大的漣漪,但背後有一個重要的問題,現在就來討論也不會太早。消息是,新加坡政府擬計劃放棄Zero-Covid (「清零」)目標,改為「與病毒共存」。具體方向是全力推動接種疫苗,希望群體免疫力成為主要保護屏障,到時或不再要求入境者隔離檢疫,亦不會再大規模追蹤接觸者。香港的專家一致反對,認為這十分危險,如果社區大爆發導致大量病人入院,醫療系統將不勝負荷。【註】

新加坡政府是實幹型,不會不經大腦就轉向冒失的抗疫策略。她的想法反映了抗疫一年半之後各地政府面對的共同難題:社會和經濟始終需要復常,經年累月地全民以最大力度堅持追求Zero-Covid,各方面付出的代價是否太大?

這並不是一般所說的「抗疫疲勞」,而是把目光拉闊,評估社會和經濟各方面的整體影響。可以試看新西蘭:她抗疫嚴謹有效,但也開始評估Zero-Covid的方針是否要再檢視。總理的首席科學顧問Juliet Gerrad6月中接受合眾社專訪時,一方面平實地回顧了去年至今的抗疫歷程,同時也特别提到新西蘭的下一項挑戰是重新開放邊境,而這意味著可能需要重新調整對病毒的零容忍方針。「如果我們讓它進來,將會有更多的個案。會有重症病人。因此,這是一個平衡,對其他國家開放邊界有什麼好處,會否開放後不久馬上又要封鎖?」

抗疫策略含價值取捨

我們中心的訪問教授兼榮譽顧問Prof. Nancy Jecker6月中應邀為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寫了一篇評論談Zero-Covid策略的價值取捨(Is the Zero-Covid approach of China and Japan about saving face?) ,也是思考這個問題。以下撮譯其中數段。

「在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導致5 000萬人喪生。今天,每年出現的流感季節,全世界約有65萬人死亡。如果Covid病毒能夠像許多科學家預測的那樣,成為我們恆常的背景事物,那麼社會就要被迫接受相當程度的較高的背景死亡個案。

「我們應該接受什麼樣的風險?我們應該放棄哪些自由來降低死亡率?單靠科學是無法回答這些問題的,因為它們本質上是含有價值取捨的問題。答案不僅取決於不同策略的影響,還取決於我們如何權衡諸如拯救生命和保護健康等價值觀與避免經濟困難和關顧精神心理健康等相互競爭的價值觀。」

Jecker往下解說,在Covid大流行期間,一直有兩種相互競爭的戰略。澳洲、新西蘭、台灣、韓國、越南和中國大陸的主導政策以Zero-Covid為目標,先以嚴格的封鎖將社區傳播減少到接近零,然後採用嚴謹的測試、追蹤和隔離方法來抑制個案數字。這是以不惜代價保護生命免受感染,認為一宗個案、一宗死亡都是太多。相對而言,在美國和大多數歐洲國家佔主導地位的策略是接受一定程度的社區傳播,一旦達到目標,就盡快取消限制。這是把一定數量的病案和死亡視為可接受的。它試圖權衡少數人的生命和健康的損失,以及個人自由、心理健康和如常生活的幸福。

在香港,我們的抗疫方針的背後有兩大因素主導,一是來自2003年沙士一役的慘烈教訓,見識過醫療系統瀕近崩潰的情景;二是香港抗疫是國家抗疫大局的一個部分,即使不是「全國一盤棋」,抗疫思維也不能不竭力「清零」。

對風險零容忍有代價

雖然有這兩大前提,香港也不能迴避面對價值取捨的問題。在較小的範圍筆者曾提出一些疑問:我們醫院和安老院舍近乎絕對「零探訪」的政策,真是已經充分考慮和照顧到長者病人的身心健康和福祉嗎?長期限制在公共地方聚集是否過於苛刻地限制了個人自由?

這些疑問針對的範圍小,但提示了,對感染風險的絕對零容忍是有其重要的代價。我還認為有一些代價甚至直接與醫療健康有關:因為害怕一旦入院就與家人隔絕,有些老人情願拖延也不肯求醫;醫療焦點長期放在Covid防線,其他病類的病人服務變得強差人意不求發展;對感染風險的零容忍也影響一代醫護人員的臨床學習。這些是否很普遍,影響是否很嚴重,筆者無法準確知道,但問題可能正在於,零風險和零感染的思維習以為常,我們已經不太注意這些影響和代價,沒有好好去評估研究。

這樣對「零Covid」抗疫策略提出倫理疑問,會否「動搖軍心」,打擊堅持抗戰到底的意志?我看香港專家對新加坡政府擬調整抗疫策略的強烈反應,是含有「想也不要想」的警告,一旦想像放寬,怕就會心軟。

但是這個決策問題還是客觀存在的,就是上文引述新西蘭總理的科學顧問Juliet Gerrad面對的難題:在某一個時刻,每一個政府都要考慮重新開放邊境和開放社會活動。政府不會永久地以堵截Covid為唯一的施政目標,而且Covid看來不會像天花或痳疹那樣能被疫苗完全迫退。現在我們的希望是「谷針」,但疫苗阻截最新的變種病毒的效力或者只有60-70%,即使有8成人接種了,取阻截效力的平均數65%,群體保護作用也只有5成左右(0.8 x 0.65 = 0.52),如果像每年季節性流感那樣,能把感染入院數字控制在醫療系統可承受的水平已經是不錯。

筆者見過沙士的慘烈,也同意抗疫從嚴,因為「法乎上取乎中」,但是全景地看,還是認為值得再想想:追求永久Zero-Covid是否合理?另一方面,放下這目標的話,風險如何可控?

【註】:71日《香港01》〈新加坡擬棄「清零」 孔繁毅指做法危險 籲港府延遲港星旅遊氣泡〉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2021719




 

2021年7月15日 星期四

活在當下怎麼辦?【思遷集.五】

時代激蕩,城市傾頹中,如果身邊的親友或同事在這些日子陷於焦慮,你想安慰開解,可以說什麼?

有一句是「活在當下」。不要想太多,珍惜眼前人,用心過好每一天就可以了。然後你回心一想,這句安慰别人的說話,到底能怎樣理解呢?

問題是,焦慮就來自當下:當下的高壓管治;每天在消瘦的公民空間。正是當下城市如此快速丕變,才衍生眾多移民抑或死守的抉擇焦慮吧?如果最終我決定離開,那是因為我不能忍受生活在日漸難堪的當下;又或者我決定不走,那也得設法為自己造一個樹洞,不要讓當下浮誇矯情的愛國愛港新浪潮淹至沒頂。

我年輕時學過一點佛學,讀過一些禪師公案,因此知道「活在當下」有另一個層次的理解。如果你有幸遇上一位有智慧的法師,他或她就會輕輕點醒,活在當下,說的不是我們這個侷促的物理時空呢。

我們的焦慮連結著負傷的記憶、痛失或錯失的過去,而未來是令人忐忑的看不通的歧路。我城何存?此身何往?對,放不下「我城」是一種執著,況且「我城」從來也含有想像,它不是永續的,興衰變革各有前因,但我也猜想,陷於焦慮的人未必歡迎「點醒」開解:有些堅持是活在當下僅餘的意義,所以才說「念念不絕必有迴響」。

心結之所以是結,正因它真是糾纏難解。你說苦思無益,勸他活在當下不要想得太多,但那正是他本來的問題:無法不想。

不堪回首,該怎麼辦?近年流行的正念修行(mindfulness practice)是從觀照當下自己的身心(包括心緒和心情),從而安頓馳散的心。當下這個煩躁不安的我是印著昨天種種經歷而來的。活在當下,應包括與這些印記(有些是烙印)共處,也包括珍惜和培養自己心靈上的自由。然而它不是叫你把所有負面的躁動心緒掩埋。

說得出不一定做得到。我自己就不能全靠靜觀式練習修行讓心神安定。有時紓解焦慮要靠體力運動,更多是閱讀和寫作。在特别懨悶抑壓的時候,我會做一些不大不小的決定,改變一下自己的小宇宙。

退向小宇宙時,會想到古人說「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中庸》) ,把道德理性都捲起收藏,等候未來,難免也含有在顛倒時代的無能為力。「退藏於密」卻不是鑽牛角尖的孤絕境地,最好在能力所及的地方幫助一些身處困境的人。「活在當下」四字本來就有三個焦點:「當下」、「活」和「在」。我想,「在」既是站穩自己生命所在,也是與他人共在。

 【思遷集.五】



 

 

【思遷集.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