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人蔡德允

虎年讀的第一本書是《中國最後一代文人——蔡德允的琴、詩、書與人生》(香港三聯，2022) 。我帶著一些問題讀這本傳記，讀來卻有比具體問題更廣泛的得著。

書名副題有「琴、詩、書與人生」，內文在四個方面也有處理，但重心始終是落在古琴和人生，兩者都折射著百年中國。時代毫不容情地變遷，在變遷背景中特別能看見傳主蔡德允(1905-2007)其人其琴的不平凡。

在我心目中，蔡應被稱為「先生」。從網上文章見到，她的門生劉楚華教授行文時就是以「蔡德允先生」作稱謂的。中國近代有知識的女性會被稱為「女史」，德才兼備的卓越女性尊稱為「先生」，例如錢鍾書夫人，人皆稱為「楊絳先生」。「先生」是清末科舉制度廢除後，女性在民初有機會接受教育並在社會上得尊重，才開始的雅稱。

先生的「文人琴」傳承自內地、發揚於香港，算是一個流派，但意義並不止於一種琴風上的派別。作者榮鴻曾先生在書序指，中國傳統文人是有良好文藝修養、受儒家思想教化、出則為仕退則隱的知識分子。在藝術，「文人可稱為高水平的業餘者、愛好者和行家」。古琴家也稱為「琴人」，可以視為與職業「琴師」相對的文人概念。

在我的理解，文人的業餘特點與他們嚮往的德性和境界是有密切關係的。例如在中國美術史，「文人畫」與職業畫家相對，是以筆墨和畫意展露高潔雅淡性情。在「文人琴」亦是如此。

下一篇（16日見報）談這書難能可貴的地方。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3/2/2022刊出。

 

「家居」字頭抗疫

Omicron如洪峰淹至，抗疫陷入苦戰。前些時還有「動態清零」與「走向共存」的爭論，當特大疫浪到來，加上中央亦發了聲不可放棄動態清零方針，概念之爭可以偃旗息鼓，但是每天過千的確診病例是不饒人的。當大量初步檢測呈陽性的人士依指示去急症室又不得不折返，即使確診了也要在家等幾天才有機會入院，訊息已經十分明確：醫院超負荷，原有的指引(不論是入院還是出院，診治分流還是隔離檢疫) 都已經跟不上客觀形勢。這時候竟還有人批評苦戰中的前線「執行不力」，是不公道的。

抗疫疲勞也十分明顯。一般說抗疫疲勞多是指市民防疫心態變得鬆懈，其實官員和前線人員的長期疲勞更是關鍵。極度疲勞可以導致沮喪和孤立無助的感覺，不耐煩溝通、機械式應對、判斷力衰退，都可能影響抗疫成效。

家居抗疫的旗幟是在這背景底下揚起的，我看是來得稍遲了，而且準備也可能不足。一直以來，我們的堅持以「滴水不漏」作為防疫的理想目標，去到一個程度近乎心魔，彷彿只要具體設想一下有朝一日如何家居抗疫也會動搖抗疫意志，危及一心一意使用醫院病房和官方隔離設施抗疫的大方針。

嚴格應用官方設施，不容許病毒進入社區散播，本來是十分合理的原則，但是久而久之，市民日漸「內化」(internalised) 了官方宣傳病毒的可怕，以至專家不斷強化的對風險「零容忍」的思維，實在難在一夜之間接受「初步檢測呈陽性」也不要急於入院的新概念。

從2月8日公報的新措施看，政府對於「家居抗疫」還是如履薄冰步步為營的。第一步只是有限度實施「家居檢疫和隔離」，這主要是為騰空竹篙灣設施，給無症狀感染者或是症狀輕微的確診者使用，從而減輕對醫院隔離病床的需求。此外，一些符合出院條件的隔離病房病人，在出院後也不再進行強制隔離，可以回家。

醫管局前行政總裁梁栢賢醫生的主張要比這些新猷更進取一些：不要等到每日有過千確診人士等着入院，有過萬人等着隔離檢疫，運作一片混亂，才急忙使用更多的家居抗疫措施。

說得明白一點，核心問題是：何時才開始讓無症狀感染者和症狀輕微的確診病者在家養病和接受跟進？

答案可能視乎我們對「有秩序抗疫」的基本思維模式。一種「秩序」概念是首先要證明目前的策略措施已經不能維持下去，才轉用另一種，以免造成混亂。具體而言，至少要等到醫院的隔離病房完全爆滿，急症室塞滿不能上病房的病人，可能已經怨聲載道了，才正式進入另一個階段。這個思維模式其實是假設了「家居抗疫」可以揮之即來，市民隨時可以進入照顧狀態，一旦有需要，家居即時成為醫院的大後方。

另一種思維是，即使家居抗疫遲早必行，也必須有適當的準備支援和配套。這些都不是急就章可以安排到位的。疫情來得急時，還要等到家居能夠成為有效的抗疫處所，醫院的戰線可能早已守不住。

我們還未算進去的一種風險情景是，萬一醫院病房出現有如2003年沙士瘟疫中那種大型爆發，大量醫護人員受感染，整場抗疫戰馬上會變得非常被動。

綜合而言，筆者傾向於認為第二種秩序安排是比較符合香港的現實條件和情況。

最後也應一提，當抗疫進入家庭與醫院需要雙劍合璧的緊急階段，瘟疫已經不只是醫療衛生性質的災難，而是全民面對的危機。這時民間社會的角色將會變得重要，因為許多家居隔離或是家居養病的人士，無論是獨居還是雙雙年老的長者，都需要關懷和支援才有望捱得過去。

我們常說「醫社合作」，這時節，社會服務、鄰舍互助、熱線支援等環節都是影響家居抗疫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香港的政治局面發展至今，區議會的功能和能力消損，而長期的社交距離也令很多義工服務近乎停頓，即使沒有瘟疫，社區照顧系統本身已經有點吃力和勉強。我是基於這些想法，不免擔心香港其實仍然未準備好貨真實價的家居抗疫，而且，除非我們很快地轉換思維方式，政府又能好好向公眾預作解說，「家居抗疫」有可能變成一本家家難念的經！

 

《明報》「星期日生活」 13.2.2022

 

渙然冰釋

初七人日，祝讀者虎年身心健康。

去年牛年對很多人是艱難的一年。我個人的生活如常，工作順利，沒有受到疫情很大影響，但還是常感納悶，那是想起一些遭遇坎坷困厄的人，難免有感。

在這樣的心情中，十一國慶日假期在家搬弄傢俬時閃了腰，觸發舊患，進入2022年還不能脫困，最後還是要回到以前工作的醫院求診，經物理治療和在家運動訓練才脫身。

行動不良時似病非病，「疊埋心水」讀一點書。禍福相伏，人倒是安靜了，心情也放慢了一些。

然後，十分偶然地，開卷讀《老子》。年輕時有頗長一段時間享受浸淫中國文化，多是二手閱讀，原汁原味的經典只讀了一部《論語》。當時以為掌握了儒家思想，理解道家便相對容易，老子的「知常守靜、無為寡欲」都易明，只是知易行難而已？現在慢讀才覺「知」亦不易。

來到第15章。全書以這一章最富文學感，描述善於修道者的人格，「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借陳鼓應教授語譯：「小心審慎啊，像冬天涉足江河；警覺戒惕啊，像提防四周的圍攻；拘謹嚴肅啊，像作賓客；融和親切啊，像冰柱消融。」

冰凌意象隱然與我們僵固的時空相干。來到今天，特區管治已無阻障，也沒有誰奢想復和，渙然如冰凌在大河上消融的早春風景還是值得想望的。不許冰釋，春天永不來，人們時刻猶豫提防，以客人心態過日子，一切客隨主便，習以為常時，非香港之福吧？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7/2/2022刊出。

 

 

再來時

相隔近十年再來寫《明報》副刊專欄，不是偶然也有些偶然。

年初應邀出席一個新書發佈會作嘉賓講者，書是黃淑嫻、阮智謙、賴恩慈合作的《悲傷的日子如何過》。元旦假期做準備時，不但讀出一些同感，無意中還喚醒了早年安靜地寫散文的心情。

然後是另一個偶然。一月初發生沸沸揚揚的「生日會新冠確診事件」，《明報》記者朋友邀約我就事件談「公職倫理」。訪問後閒聊，她聽見我有意再動筆寫方塊專欄，很快就聯絡成事了。

記得停寫《明報》專欄是在2012年，因為停寫當日也是政府快將換屆的時候，在4、5月間，角逐者已登場，人們在揣測誰會選上，會是唐英年還是梁振英，而政治湍流已經暗湧。那時我在醫管局工作，受命管理人力資源。以醫生背景主管全局人事其實是勉強的，複雜的事務排山倒海而來，幸好同事合拍，時任行政總裁梁栢賢醫生又全力支持，工作上沒問題，但寫作的動力就漸失了。我寫專欄已久，駕輕就熟尚可維持，但文思漸澀時，讀者從文字也感應到我的疲態，有前線同事勸我暫停休息。這一停就停了許久。再來時，自己走了十年人生路，香港經歷了多少急風驟雨？

以前的欄名是《大夫小記》，現在新起欄目，「明明如月」來自曹操《短歌行》。這首詩感動了不同年代的我，近日還有意會。中國太空船都登陸月球了，此時此地卻是人月難團圓，團年飯也不能好好地吃，明明如月，何時可掇啊？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4/2/2022刊出。

 

生命倫理學如何與宗教對話

生命倫理學的興起，始於上世紀60年代末，在最初階段得益於神學家和持基督教信仰的思想家，開闢蹊徑，喚起對新時代新課題的關注。短短數年間學術成形，對政策漸生影響力，但它卻與宗教思想疏離了，有學者甚至認為要完全排拒宗教觀點於門外，理由是基於信仰的立場與立足於理性的倫理討論杆格不入。

兩者的隔閡有沒有疏解的可能？如果能回溯至半世紀前那段生機勃勃的對話時光，可能會有些啟示。

對於神學家在早年如何開闢生命倫理學和奠基，寫來最親切明確的是前年剛逝世的Albert R. Jonsen (1931-2020) 。這是因為他既是生命倫理學領域的一位奠基人，又是歷史學者，而且本身是從神職人員蛻變為入世的生命倫理學家。他去世後我曾在本欄為文致意。(〈Al Jonsen：走進生命倫理學的歷史〉，「生命倫理線」， 2020年12月21日)

 在Handbook of Bioethics and Religion (David Guinn編，Oxford 2006) 的第一章，Jonsen下筆便說，「我(這兒)寫的更像是一本回憶錄，而不是一部歷史。」他說的故事如常地娓娓動聽，開頭竟是從利瑪竇在1582年跨越邊界踏入中國國境寫起。義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來華，不是專為傳教，也不是為商人利益或軍事探路，而是「作為一個渴望學習中國文化的謙遜學者。」在中國差不多三十年間，他採用了儒家學者的衣冠和禮節化，介紹了歐幾里得幾何、西方地理學、曆法和天文學，又向西方介紹孔子的思想。他在北京去世。在這長長日子，「他沒有讓很多中國人皈依基督教，但開啟了兩個以前孤立的文化之間的對話。」

在Jonsen看來，將近400年後，那些在20世紀七十年代初的許多神學學者，也是跨越了從宗教領域到生物倫理學的邊界。

「自然法倫理」為橋樑

他記起昔年應邀到加州三藩市大學醫學院教授倫理，首先問：「我要教醫學生什麼『倫理』？」邀請他來醫學院的教授本身是知名的外科醫生，年輕時受過耶穌會士的教育，以為只要把天主教學校的道德教育導入醫學，就是現成的醫學倫理了。Jonsen說對此有甚大的懷疑：「傳統的天主教道德神學確實包含了廣泛的關於醫療實踐中出現的倫理問題的討論，自中世紀以來的幾個世紀裡開展，涉及墮胎、截肢、避孕，安樂死等問題…。然而，天主教的道德神學不僅僅是一些具體問題的清單，而是有特定的一套方法論，建基於天主教對自然法倫理(natural law ethics)的詮釋。」Jonsen認為要對世俗的現代醫學倫理課題作有意義的對話，發生影響，就需要一套方法，令討論的原則不僅是天主教徒的倫理，而是所有文化和時代所有人的倫理，這才能建立普遍的道德規範。他相信在天主教神學裡面，「自然法倫理」堪可作為框架和橋樑。

這兒不能完整地闡述什麼是自然法倫理，非常簡化地說，自然法理論認為真正的善與正義的規範並不等同社會一時一地的律法，而是源於宇宙的客觀秩序。在天主教，上帝為最高的制定者。在自然法理論，人性包含天賦的道德理性、對公義的嚮往，和分辨是非的良知。筆者聯想到，在中國文化，這便是天道。基於自然法倫理，教徒與非教徒應有共通的語言，可以作理性的倫理分析。

在生命倫理學的重要奠基人當中，Richard McCormick (1923-2000）是耶穌會神學院的神學教授，也是最負盛名的天主教神學期刊《神學研究》（Theological Studies）的《道德神學筆記》（Notes on Moral Theology）的編輯。他在天主教徒中受到高度尊重，又是一位既正統又同情教會改革的學者。溫和的自由主義立場令他常能與主要的新教思想家進行對話。

新教方面眾多分支

在基督教之內，新教的神學倫理學與天主教神學很不同。從宗教改革(Reformation)時代開始，新教的倫理學發展成為一棵多分支的樹，大多數新教思想家並不認同自然法理論。雖然一些神學家也在世俗道德哲學家如康德的哲學中尋求理性基礎，但少有依賴自然理性的論點，似乎唯有聖公會的教徒會對自然法保持著某種親近。其中Joseph Fletcher(1905-1991)是一個獨特人物。他是美國麻省劍橋聖公會的神學院牧師、神學和基督教倫理學教授，又是一位社會運動家，堅持為窮人和受壓迫者服務也是教會和耶穌賦予的使命，甚至因經常在同情罷工的遊行和抗議中活動而被捕和毆打。但他本人又是一個仁慈，溫柔和令人信服的口才的智者，因而成為生命倫理學世界裡的人的「左翼」。

在光譜的右邊，衛理公會神學家Paul Ramsay (1913-1988) 持正統立場，常常與Fletcher激辯，作強烈批判。Ramsay是一位富有深刻洞見和擅長邏輯思考，能有效地深入生命科學陣地，有力地建立保守的基督教倫理觀點，與其他生命倫理學者雄辯。

重要的生命倫理學先驅人物還有很多，Robert Veatch（1939-2020）是我愛讀和欽佩的作者。他年輕時的抱負是要成為一名衛理公會的醫學傳教士，日後走的路卻像利瑪竇，他從神學領域轉向入世，於1971年在哈佛攻讀醫學倫理學，在眾多先驅人物當中他是第一個取得倫理學博士學位。

Jonsen也談及從八十年代起，在具有伊斯蘭教，佛教和印度教文化的國家也興起生物倫理學討論，與歐美的生物倫理學者互相交流。筆者應補上一筆：在中國文化，儒家不是宗教，但儒家思想為本的生物倫理學也能卓然自立，與西方對話，包括海峽兩岸和香港。

本文的重點不在謳歌百花齊放，而是想到，以普世倫理原則為本、偏重理性的生物倫理學發展到今天，雖然在醫學實踐中也尊重病人和家屬的信仰，但是與宗教仍是疏離的，有效的對話很少，在理論層面只是「各存其說」。也許值得嘗試以早年的先驅為榜樣，探討「利瑪竇式跨界」的蹊徑。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2022年2月7日

 

各自珍重 【思遷集．十四．完】

漸有朋友告別香港，有些是移民，有些是在探索。他們多比我年輕。在我的年齡層，移民的誘因不是很大，或者本身也較為保守和接近建制。保守、建制本來不是負面的名詞，社會要有完整的光譜才健康，然而當城市大幅走樣變臉，「保守、建制」也失去善良的面貌。我在上一篇帖文(〈移民潮的真相〉) 說，令我考慮離開的原因有兩樣：一是城市的管治變得粗糙冷酷；二是「公平公正」的定義因應政治需要而不斷遷移。前者關乎感性，後者關乎理性。

執筆時剛鬧出小學推行愛國的歷史教育嚇怕學生的新聞，如此向小一學生播放南京大屠殺日軍屠殺平民的影片，恰好說明「粗糙」；教育局的回應則說明了何謂「冷酷」。校方迅速表示歉意，但局方回覆傳媒查詢，卻堅持歷史就是歷史，不能迴避，再而嚴正地說，「無論如何，戰爭本身是殘酷，我們必須從歷史中學會珍惜和平、尊重生命、寬恕別人、愛護國家。」

這番嚴詞有一定的邏輯——冷酷的邏輯。套用一下，是否可以說，「無論如何，政治本身是殘酷，我們必須從鬥爭學會珍惜穩定、尊重秩序、支持政府……」我們也需要向學生推行政治鬥爭教育？

當愛國和歷史都變得異常粗糙而且片面地正確，不少家長自然視為給孩子「洗腦」，完全不能接受，非要離開不可。即使不看作「洗腦」，如此這般教授片面的價值觀和政治觀，把批判和獨立思考視為毒蠹，也是十分可懼的。

小學生被粗糙的愛國歷史教育嚇怕是個别事件？或者是，但是政府對移民潮展示的冷漠，卻似乎已成為一種官方態度。標準口徑(Line-to-take)常是：「香港本來就是移民城市，有人來有人走，這沒有什麼。」甚或不假辭色，堅稱看不見有特大的移民潮。對移民潮底下的集體情緒完全視而不見，這是什麼樣的管治心態？

我認為移民潮很值得「攤開來看」。誠然，個人和家庭要選擇低調地離開，無論是基於私隱或别的考慮，十分正常，但是作為時代變遷底下的社會現象，卻是越透明公開越好。如實地展現在官方美好說詞以外的「此時此處此模樣」，就是記錄歷史的一斑，同時也是給施政者的一點信息。《思遷集》這系列文章的出發點便是這樣。這是thinking out loud，讓「走抑或留」的自言自語變成透明公開的紀錄，在自己也是梳理情緒的經歷。感謝「我的菠蘿游」網頁邀請，可以在這裡我手寫我心。寫了萬餘字，來到這一篇，我的思考告一段落，要說再見了。走抑或留依然未定，但內心澄明了。

無論走或留，請各自珍重。珍重的意思是：即事多所欣，不要長懷怨憤；常存鮮活的心以面對困難；好好關心你珍惜的人，也讓他人關心他和她珍惜的你。 

【思遷集．十四．完】

載「我的菠蘿游」網頁專欄

https://bit.ly/3fOkqti

 

自助安樂死的誘惑

上月(12月)11日，瑞士新聞資訊媒體SWI發出更正，並向讀者致歉：它先前刊出報道，標題宣稱Sarco安樂死膠囊艙已經「通過法律審核」，是錯誤的。更正了的標題為「Sarco安樂死膠囊艙希望進入瑞士」。早一天，美聯社(AP)經過查實(fact check)首先指出了錯誤。讀到AP的查實時，我也注意到那段不正確的外電已經在中文媒體被廣泛報道，誤稱Sarco已通過當局審批，快將進入市場。這一趟「安樂死裝置已獲審批」的以訛傳訛事件，究其根源，與它的發明人Philip Nitschke熱切地推銷自助安樂死有關。

Nitschke是有魅力的「死亡自主權」推動者，一些崇拜者譽他為「協助自殺(運動) 的馬斯克」(Elon Musk of Assisted Suicide)。線條流 麗，有點像太空艙的Sarco則被美稱為「安樂死的Tesla 」。Sarco是一種自助安樂死裝置，使用者躺進去按下死亡鍵，膠囊內會釋放氮氣令使用者缺氧而死。事後膠囊可以取出來，是現成的棺槨。研發和推銷這個「自助安樂死」產品和一般的「安樂死合法化」倡議有什麼不同？

讓我們先看看以訛傳訛事件最初是如何出現的。所謂「通過法律審核」令人馬上以為是瑞士當局在審批；細看之下，卻原來是Nitschke創辦的非牟利組織Exit International委託了一位法律學者進行分析，並非向官方申請了審批。這位法律學者得出結論，認為這樣提供安樂死裝置助人死亡並不違反瑞士的協助自殺法。Nitschke在發佈訊息的訪問中一貫自信地對SWI記者說：「審核現在已經結束，我們對結果十分滿意，因為我們沒有遺漏任何細節。在瑞士使用膠囊艙根本不存在法律問題。目前有兩台Sarco樣機，第三台正在荷蘭製作。如果一切順利，第三台膠囊艙將於2022年準備好在瑞士開始運作。」

自助死亡不用醫療輔助

Philip Nitschke是誰？他用什麼手法推銷自助安樂死？筆者早在2018年本欄一篇文章(〈百歲求死—了結生命是權利？〉，《 生命倫理線 》，21/5/2018) 已談及Nitschke和Sarco裝置(當時仍在原型設計階段) 。當日Nitschke亦成功吸引到全球媒體的注目，那是104歲的澳洲植物學家及生態學家David Goodall公告世界，將從西澳遠赴瑞士尋求了結生命。Goodall並沒有患上不治之症，純是一次跌倒骨折入院後，不能接受未來逐漸失去自主生活的能力。他得到Exit International為他眾籌經費，又安排傳媒訪問。Nitschke作為該組織的創辦人，當然全力支持Goodall的尋死之旅，同時宣傳自己的理念，即「每一個具理性的成年人都應享有選擇安樂死亡的權利」。當時Sarco的原型剛在荷蘭展出，宣告可以用3D打印技術低成本自製，未來不需要醫護人手協助自殺，人們多視之為狂想；今次Nitschke卻成功令許多人相信，Sarco快將進入消費市場。

他在另一次訪問中對Washington Post記者說，2022年初就會有真人參與，試用Sarco進行安樂死。報道也引述了一些論者對此的擔憂。喬治城大學Kennedy Institute of Ethics所長Daniel Sulmasy表示， Sarco設計時尚有如豪華名車，無疑是在美化自殺(glamorizes suicide)。對於Nitschke在網上發佈3D列印說明書的計劃，Sulmasy很有意見，指出自殺也是有傳染性的，被美化了的自殺方法經網上普及，一些心理脆弱和精神疾病患者更易尋死。

即使是原則上贊成「協助自殺」合法化的人士也心存顧慮。一位殘疾人士權益的倡導者在英國報章The Independent發表文章，對Sarco感到震驚，擔憂這存在嚴重的安全問題：它會否被心智不正常的人甚或孩子誤用？會否有人遭虐待放進去致死？如果使用者未能立即死亡，獨自一人關在裝置裡面如何求助？

製造需求有違道德原則

嚴謹的倫理學者未必會認真分析自助安樂死裝置的問題。傳統的倫理學討論多著眼於原則性分析，贊成和反對安樂死合法化自有正反論據，一個看似嘩眾取寵的發明值得我們嚴肅看待嗎？畢竟它的宣傳手法大有「吸晴」色彩， 認真就輸了 。

然而，依我看，Sarco的出現的確衍生了新的倫理問題，最少有兩方面：一，這是首次有人把安樂死裝置設計(和包裝)成「有型有款」的前衛產品。美麗和「性感」的產品能引誘消費者購買自己本來並不一定需要的東西，最好造成潮流。借用入門經濟學的概念，消費者的「需求」(demand) 和「需要」(need)是不同的。一個極度痛苦的末期病者是有「需要」得到紓解痛苦的醫學服務和個人照顧；但「需求」作為消費概念，卻是可以誘發的。日常我們多半已接受了市場的供求邏輯，在醫療上面卻有「供應者誘發需求」(supplier-induced demand)的問題。推出有型有款的產品引誘身心脆弱的人自助安樂死，真的可以是合乎道德的嗎？

其二是：根據發明者Nitschke的說法，自助安樂死是一種醫療解放。Nitschke一向把醫學專業的限制視為桎梏。他原本是一個澳洲醫生，因為一宗事件的紀律處分與醫務委員會打官司，2015年獲勝訴後公開焚燒自己的醫生執照。在他的理念，自助安樂死就是要解除醫學限制和束縛。問題是一旦完全脫離醫學的框架，普通人能自行購買和使用裝置結束生命，還需要不需要經過「知情同意」步驟？Nitschke的答案很乾脆：「不需要。」他認為對精神上的行為能力的基本評估亦是不必要的，下一步要設計一個人功智能程式，讓使用者在簡單對答中顯示清醒和有理性，就可以使用他的發明。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2022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