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復興是 Renaissance 嗎？

    習近平主席就任，矢志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本港英文報章借用「復興」一詞，報道他和李克強接任掌權，起標題為Renaissance Men Lead。

Renaissance Men (文藝復興人)是有趣的挪用，也引起有趣的問題：中華民族復興是Renaissance 嗎？中國的國家領導是「文藝復興人」？

Wikipedia百科如此定義「文藝復興人」：「Renaissance man，或拉丁語和意大利語中的Homo universalis、Uomo Universale，是『通才』的一個別稱，特別是在藝術和科學方面。這個詞語的產生是因為在文藝復興時出現了不少這類人….…達文西就是當中的佼佼者。」

這沒有得其神髓。AO政務官也是「通才」，但多數不是「文藝復興人」。

從意大利起源的文藝復興有兩個特點，一是重新發現希臘羅馬古典之美，以其精華作為養分，脫胎換骨開花結果；二是掙脫中世紀的宗教框框，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全面煥發。

「中華民族復興」有重現漢唐昌盛的夢想，就此而言與文藝復興嚮往希臘羅馬可以相提並論。然而兩者有根本的分別：民族復興是以集體的強大作為理想，以民族主義作為血脈。文藝復興是文化上的開花結果，不問國族，創作自由更不可能受困於集體意識。

人文精神在今日中國難求。暴發的消費主義和傖俗妖媚的美學泛濫神州。習近平肯定看到其中之弊，之前温家寶更知人文精神可貴，但兩屆領導都忠於有中國特色的集體主義。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以強勢登場，要肅清紀律，全國大小黨官頓時收斂酬酢與排場，紅酒與茅台也要收起，令人樂道。主席一段激揚講話，又頓時令一個新的官方辭彙迅速走紅。

這個辭彙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去年十一月中共十八大，習近平當選為總書記後，在記者會上說，中國共產黨的責任是要「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

同月，習近平參觀中國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展覽，現場講「中國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

「偉大復興」不是他身邊某個公關智囊臨時想出來的sound-bite；它也不是習近平憑空想出來的願景。這一定是經過黨內長期推敲建構的歷史論述。

我知道，是因為書架上擱著的一本多年未讀的書：《民族復興與中國共產黨》(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書是主編朱育和教授送贈的。2005年我在清華校園住了幾天参加國情培訓，朱育和教授講了其中一課，又簽名贈書。

這本書的書名在當時令我感到新鮮。「民族復興」並不是共產黨當初革命的綱領，也不是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綱領。1981年經濟改革開放，也不曾提出這個高度的口號。書是黨內學習的讀物。它的論述，把中國共產黨的使命往上接到晚清的變法和改革夢想。

朱育和教授在書序說自己65歲，精力無復當年。那是8年前。算一算，比習近平年長半輩，清華大學老教授有可能是新一代領導人的精神導師。

林風眠沉澱孤寂

      那天見報章有國畫拍賣全版廣告，內中有一幅吳冠中、一幅林風眠，多看一眼，覺得是膺品。這很難證明，但吳冠中畫屋瓦的墨色，林風眠畫仕女的線條筆墨，都是耐看的。這兩幅「大師作品」，前者用墨拘謹呆滯，一塊二塊屋頂互不相干；後者線條滑利甜美，背景著色像張藝謀的美學透著華麗，林風眠不是這樣刻意討好的。

     Google一下「林風眠仕女圖」，見到很多「疑似大師作品」，找來找去，我心目中的真迹是這一幅「白衣女」，來源是台灣的博物館藝術數據庫。(圖片來源：museum02.digitalarchives.tw)

07年4月香港藝術館展出過林風眠，當日看完寫了這一篇。

沉澱孤寂

香港藝術館在展出林風眠。林風眠（1900 - 1991）的畫容易入眼，因為色彩和線條都豐富；但如果你能住足，靜靜地看，就會看見一點深邃的東西。

我會說畫裏面瀰漫著孤寂，但並不鬱結，亦不蕭索。最多彩的樹林，都靜立在灰茫茫的煙水裏。嫻靜優雅的仕女，無論在梳妝抑或看書，俱不似眼前人，而更像從遙遠的思憶國度裏浮現的一個意象。

他在文革期間很坎坷，這些坎坷經歷沒有主導他的畫風。他沒有借畫筆諷刺控訴什麼，沒有訴說憤怒甚至表達寬恕。他只是靜靜地為山、水和人，描繪一份經過沉澱的，有點湮遠的孤寂。

他是與鄧小平同時期參加勤工儉學留學法國的。1926年受蔡元培禮聘回國任北京美專校長。他兩次結婚，妻子都是外國人。這在政治運動中是原罪。他當然不會不知道這政治原罪所預示的命運。早在五十年代末他已把妻子和孩子送走，孑然一身，承受一切苦。

他是廣東省梅縣西陽堡人，母親原是少數民族，因為親近一個外地來的青年而遭鄉間禮法迫害。她是給「浸豬籠」處死的。同村的孩童嘲笑他，欺侮不絕。那一年，林風眠六歲。一個孩子由此開始，寂寂地看鄉間的蘆葦和飛鳥，直至有一天他得到第一枝顏色筆。

咬文嚼字一技傍身

   昨天的帖文有兩位讀者留言，短小有point，請君細味：

「咬文嚼字消磨生命力，部份人職業需要，無可厚非，如果擴散到社會各階層，是不好的兆頭，當你的語言文字長久與感覺剝離，最終會反噬的。」

你玩弄語言文字，最終會被語言文字玩弄了自己，變成另一個人。特區社會流行咬文嚼字，也會變成另一個社會？

「語言『偽』術指的應是玩弄文詞，不直接回應問題，答非所問，顧左右而言他，使用誤導性的字眼，答話模稜兩可，等等，以及前述各種伎倆的混合。」

別以為語言「偽」術限於咬文嚼字。這當然是。巧妙的「偽」術不但答非所問，帶你遊花園還令你舒舒服服。

咬文嚼字也有各種層次，拙劣的品種是捉字蝨。例如你爭取中央兌現基本法承諾的真普選，他可以手持《基本法》嚴正地說，一部《基本法》之中，沒有「真普選」三個字，但列明行政長官選舉「須由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即是由委員會「預選」。

有些咬文嚼字暗藏邏輯謬誤，訴諸直覺上似乎合理的歪理，是高層次的語言「偽」術。近日一例是記者在北京採訪被毆，不少政治大人咬文嚼字地如此說：「若記者合法採訪，不應遭受暴力對待。」邏輯是，若果違規採訪，就難免暴力對待？「直覺上合理的歪理」則是「人必先自侮然後人侮之」。

識得一些「咬文嚼字」技倆還是有用的，就當是打流感針。

咬文嚼字容易消化

廣播處長鄧忍光出席港台員工大會，閉門答問兩小時，未能令員工消氣。會後，工會主席麥麗貞說他展現「成熟和完善的語言『偽』術」，員工質問他有否講過《城市論壇》擺空櫈「令官員尷尬」，他答說只講過令「缺席者」(absentee)尷尬。麥麗貞加上一句：「這些語言『偽』術我們就不識。」

所謂「語言『偽』術」，本質就是咬文嚼字，而咬文嚼字的方式來來去去是三兩種，並不難學，不識可以學到識。我認為員工不宜妄自菲薄。

員工或者會說，我們就不屑學這些手法。這也不是良好的態度。今時今日，咬文嚼字已是待人處世的通識之一，更是重要謀生(與求生)技能。例如說，他叫你交代創作「構思過程」，你抗議他迫你作「思想審查」，你的指控未經咬文嚼字，你沒有注意到「構思」與「思想」有一字之差，就棋差一著。

今早讀《明報》社評，見它相當體諒廣播處長。社評這樣說：「希特勒等納粹元素甚為敏感，即使用於搞笑，也要十分謹慎，免招話柄。鑑於構思有問題，而且經過了層層審批，若鄧忍光要求了解構思經過，出發點為提醒員工，不應該受到非議，員方認為了解構思經過乃『思想審查』，則事態是否不必要政治化，值得關注。」

由此可見，咬文嚼字很重要。經過咬文嚼字，本來難啃的東西就容易消化；消化不良醫治好了，人就不易肝火盛，社會就會更和諧。

港台是哪一個碼頭？

    近日港台的「編輯自主疑似受壓風波」並未因廣播處長鄧忍光的強力解釋而平息。今天我檢閱2007年5月2日的一篇稿，發覺六年過去，公共廣播服務的局面愈見窘迫。這方面香港沒有顯示生命力。

「港台」是哪一個碼頭？

「撐港台運動」漸漸成形，後事如何值得關心。

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的建議是，將來香港應成立新的、獨立的、法定的公共廣播服務機構，這新的機構不宜由港台過渡。

當港台有一天不再是公共廣播服務機構，她會變身做什麼？這引發了「港台存廢」的疑問。政府如何定奪？恐怕只能是政治的決定。

這像風雨的前夕。「撐港台運動」令我想起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運動力量會否匯集成民意民情風暴，有點視乎「集體記憶」會否被觸動、怎樣被觸動。

天星碼頭拆掉了，她快要拆時，很多人才發現自己的記憶裡有不少牽繫著它的親切感覺。與之相比，關於皇后碼頭的記憶是官方色彩多於民間。雖然官方碼頭也有一些歷史意義，但不會觸發廣闊的民間支持。

如果港台只是像皇后碼頭那樣的官方歷史文物，那麼，即使政府真的廢了她，「撐港台運動」也不成氣候。

相反，如果港台在市民心中是天星碼頭，一旦民心被觸動，就會傾瀉洶湧的感情，「廢港台」可能變成一場民情大風暴。

政府面對的難題是，民意民情並非完全可預知的。即使做足民意調查，也不能預測會否霎時出現 tipping point。

當年有情緒

    記者來自北京《三聯生活周刊》，我奇怪她怎會讀過《記得SARS這一年》這本書，因為此書並無發行到內地。她笑說純屬偶然，十年前初出道碰上SARS，要為雜誌做專輯，香港一個朋友介紹她看這本書。

提問多在意料之內，如：「十年過去，這場沙士疫症對香港有什麼影響？」

問下去，一條問題令我真的想了一下：「當年你不認同立法會調查沙士人命傷亡的責任，現在怎麼想？」她做了功課！

一刻猶豫，因為記不起當年的情緒。

見我猶豫，她自己先說一句：「香港能全面整理抗疫資料，公開檢討，我覺得難能可貴呢！」

這倒幫我記起自己為何當年對調查聆訊有些牴觸情緒：「問責是現代社會的優點，我就是覺得，當日的聆訊離疫症太近，而且太快下定論，不能完全冷靜公道。歷史大事回頭論功過，非得給些日子沉澱不可。」

記者此問，應是基於我2003年10月15日〈調查不利學習〉一文。當年真的很有情緒，甚至說調查是浪費公帑！現在我不會這樣說。

調查不利學習

在抗疫最前線工作的人是最勇敢的人，最勇敢的人也會有錯；有些決定事後才知是錯，當時只能盡力作最佳判斷。如果是這樣，即使事後看來他錯了，被病人控告得值，我也會不忍深責。

公共衛生專家檢討香港經驗，也便是以相同理由，理解和原諒主政者的不足之處。問題是主政者和管理人都不在最前線，他們得不到那麼多同情分數。問題更在於，這樣的理解同情，基本上可套用於任何錯誤的決定。如果把這邏輯絕對化，根本就不須調查。

理想的調查必須先有相當程度的個人「免責」，才不致文過飾非。否則，即使心裏承認錯誤，口裏也不能不辯。先自認罪，後面的訴訟賠償怎麼吃得消？要真正徹底檢討，就不要玩各說各故事的攻防遊戲。香港式檢討，不是好的學習方法。

處理「後SARS」殘局，次序應是先評估病者與死者損失，成立慰恤基金，在平撫了受害者之後，才可有真正徹底的檢討。

在訴訟賠償的陰影下「汲取經驗」是虛偽的，珍貴的經驗不會在這種環境結晶。立法會的專責委員會，在最壞的情況下啟動調查，是浪費公帑。不如直接請楊鐵樑大法官帶領一個有法律權力的委員會，審查賠償，起碼省了日後訴訟花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