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識資本主義

  我間中會胡思亂想一些想不通的問題，例如我們說，中央政府讓香港特區實行「一國兩制」，深圳河的這一邊是「資本主義」，河的北方是「社會主義」，這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還可以說是合符現實，但今天還是你一制我一制嗎？北面的資本流動如黄河奔騰，有時更在特區泛濫；相反，香港正在努力一步步改進社會福利，資本家漸成負面稱呼。我這不是抱怨，是真的不解：在香港以至全世界，「資本主義」是怎樣界定的？

     最近去了城中新開張的台灣「誠品」，在人流未至擠得走不動之前，用45分鐘「参觀」了她其中一層的佈置和書種，光看不買，最終卻還是買了一中一英兩本。中文是這本：黄仁宇的《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聯經，1991) 。其實家中書架還有他另一本著作，放著七八年未看。這一本會否遲來先上岸？

     黄仁宇在2000年去世。他早年是余英時的博士生，學生比老師年長。

     未看書先在「維基」讀「資本主義」這一條。Capital「資本」的詞源是原始印歐語的「kaput」——意思是「頭」，一「頭」一「頭」牲畜，越多「頭」就越富有。

「佔領中環」想想資本主義香港

   去年10月17日星島日報報道：多個團體在香港發起的「佔領中環」行動，昨日繼續於滙豐總行地下靜坐……組織代表表示，會輪流請假到中環集會，「最少持續一星期。」

十個月過去，星島日報本月14日報道：「高等法院聆案官昨批准滙豐銀行收回總行地下大堂的業權，要求佔用者於本月二十七日晚上九時前離開，否則法庭執達吏會採取行動，違反法庭命令的人士有可能被控藐視法庭。」

有「佔領中環」的成員接受訪問說，就算清場，人和物資被清走，他們的精神已播種到各人心中，不會消失。話雖如此，這始終是曲終人散時。《明周》記者把握時機，做了一個「清場前夕佔領實錄」專題，細致紀錄了一群参與行動者的面貌，同情而冷靜，不致sentimental和浪漫化。

我想，這些日子他們近似公社形式的生活實驗，日後大概只會剩下記憶，在心底角落散放餘甘。在幽微的社會運動思維網絡中，真的播下反思資本主義的種子了嗎？這得看日後，在預料之內或之外，長出來什麼花果。

這運動看來是有它的理念和理論，例如他們網站8月10日的英文公開信，就頗為「情辭並茂」。我剪貼了一段放在下面。

我的看法：理念弄得合理化和漂亮圓滿，有時未必是好事。資本主義不止是壟斷壓迫和剝削，要抗爭也得要保持客觀。而且，光是妖魔化對手不行，自己要更努力成長。把生命長期寄託在與妖魔戰鬥之中，並不健康。

An Open Letter to All from Occupy Central  (Excerpt)

　　“From the 15th of October, 2011, we have made it clear that we have no regard for the strictures of property that HSBC invokes. In this space, we have created a laboratory in which a different form of life can be invented and elaborated upon, a rehabilitation centre in which the casualties of capitalism can exchange experiences, ideas, laughter and friendship. We have created what we would like to call an ‘impossible space’, one that exposes and demonstrates the elementary point that space, when liberated from property laws and freed for common use, opens itself up to new possibilities, encounters and experiences. Prior to the occupation, bodies would course through this passageway, a continuous surge of bodies in transit to their office cubicles, to their automobiles, to their claustrophobic apartments. Now, we have established a point of convergence that attracts all of the explosive energies that resist the unstoppable flow of alienated life, so that a collective form of thinking and acting can crystallize….”

http://occupycentralhk.com/

倫理難題：菩提 / 塵埃

  「匿名讀者」針對日前的文章「倫理難題：讀者解答」留下新意見：

他眼中的 Doug：

    身似菩提樹   心如明鏡台
    日日來拂拭   不使染塵埃

他看李 Sir：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台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讓我作小註腳。這是出自六祖慧能悟道的故事，也就是「漸悟」與「頓悟」的分別。我記憶中，「日日來拂拭   不使染塵埃」兩句，本來應是「時時勤拂拭   勿使惹塵埃」。

    一般認為「頓悟」的境界較高；但我以為，不經過用力用功，就自以為「頓悟」的話，容易流于浮面。現今管理培訓講「橫向思維」(lateral thinking) 和 「跳出盒子思維」(thinking out of the box)，有時就見到「浮」的毛病。

未來醫院有德蘭修女嗎？

上周談到，德蘭修女為「至苦者」開設收容所，儘管沒有醫院必需有的基本設施，更不符合現代醫院的管治要求，但它救治無助病者的純粹的精神，提醒我們：醫院應該有這樣的靈魂。

救治無助病者的收容所边不是德蘭修女的發明。Guenter Risse的Mending Bodies, Saving Souls: A History of  Hospitals第2章縷述，早在3世紀，東羅馬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sople) 就開始了設置院舍，收容窮困者的院舍是xenodocheion；收容傷病者的院舍是nosokomeion。現今醫學名詞nosocomial(住院的) 就與拉丁文nosokomeion同源。

聖經敘述很多耶穌治病的故事，無論我們是否相信神蹟，耶穌這種以大愛為各地平民施治的行為，本身就很不平凡。耶穌的門徒承繼了救助貧病者的傳統，但尚無開設「醫院」的條件，直至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us I Magnus，272-337 A.D.）在位之後。君士坦丁是拜占庭帝國(Byzantine empire) 的大帝，但尊崇基督教，在他統治下，基督徒醫治貧民的傳統得以院舍形式開花結果。在耶穌之前，猶太民族和古埃及社會也有救濟窮困者的歷史的，但以矜憫之情和宗教大愛來設立院舍，濟助病困民眾，應是從君士坦丁堡才形成規模面貌。Nosokomeion可以視為後世的醫院的雛形。

天主教和基督教傳統之外，其他宗教(如佛教) 和慈善團體，也有類似的濟世事業。然而，教會醫院在現代也面對不少挑戰，修女在醫院的主導角色日漸淡出。我在1990-93年任職於律敦治醫院，先前那是肺病療養院(sanatorium)，紀寶儀修女(Sr. Gabriel O’Mahony，1920-2006) 是1985-89年的院長，再之前是亞規納修女(Sr. Mary Aquinas Monaghan) 。我初到任時，還有機會見到Sr. Gabriel巡房，那種感覺和現今醫生巡房是很不同的。

如果問：「矜天憫人的精神在未來應繼續在醫院發揚嗎？」大家必會贊成，但未來的醫療生態是否有濟世的土壤，卻並非簡單的贊成與否的問題。(下一問：未來醫院還濟世嗎？)

【《明報周刊》2012年8月11日刊登】

這一次在高牆上

我長期訂閱邱立本主編的《亞洲週刊》，在以前的《明報》專欄和這個網誌上不止一次引用它的文章。這一次它的「香港去中國化」專題令我錯愕。為什麽呢？《亞洲週刊》評論中國問題，時而作出婉轉建言，向來是站在民間民情那一邊，鼓勵中國走向現代，寄望中國開創更寬容的未來。今次的專題卻是坐在中國官方論述的高牆上，完全不曾試圖恰切地理解香港民情。

許許多多從來沒有想過「反中國」的爸爸媽媽，為何走出來抗議？運動的起點是思慮不周的「國民教育科」，顢頇塞責的國民教育教材，因為跌破了港人價值觀的底線，才掀起狂瀾。

這些作者完全觸不著，就「成見在胸」地指斥港人反中反華、緬懷殖民地時代、「去中國化」。

港人價值觀的底線在哪兒？我自己的標準很簡單：即使香港人真如專題作者所言，「對中國認知淺薄」，但回歸十五年來，最少也學會了分辨內地的「極左」與「開明」兩條路線！國民教育科的內容，起碼要比內地開明路線再開明一些。如今我們的教材開倒車，落入教條主義的窼臼！官員解釋，那些偏頗材料只是全書的一小部分。傻瓜，這不是低水平教材的「量」的問題，人們是為「質變」而憤怒。

政治低迷，看香港的「啟豐二號」破浪前進，有何感想？

《亞洲週刊》：香港「去中國化」？

電視新聞播出這個畫面時，我正想著8月19日《亞洲週刊》封面專題文章給港人編派的一頂帽子。這頂帽子叫做「去中國化」，立論是，近期香港的反國民教育風潮，不但是抗拒中國共產黨政府，更是在反中國。文章一開頭就這樣定性定調：

『香港的「國民教育」之爭，使香港社會面對掉進「去中國化」陷阱的危機中。反對國民教育者，將「中共」等同「中國」，由於「反共」，不自覺間變成了「反華」。』

讀到這裡，讀者應會問：保釣人士登上釣魚島跟《亞洲週刊》的專題有什麼關係？

這一艘從香港啓航的船名叫「啟豐二號」，船上十四人，包括四名船員、二名鳳凰網記者、保釣人士八人，其中有六個香港人、一個澳門人和一個大陸人。

問一個問題：船上那位「亞牛」和其他幾個香港人，按其一貫的政治立場，相信都反對現今推行的「國民教育科」；同樣地，反對「國民教育科」的香港人，很多也支持保釣。他們應該給貼上「愛國」還是「去中國化」的標籤？

《亞洲週刊》專題可以在網上讀到。下面節錄專題的主體文章(陳競新：〈香港國民教育之爭拒絕去中國化危機〉) 數段。

附錄：文章選段

『…就是在這樣的畸形的氛圍下，中國的形象被妖魔化。不少年輕一代認識的中國，就是六四、李旺陽、毒奶粉、貪污腐敗…這已經成為了一種刻板印象。由於他們否定中共政權和它的黨國體制，也使「中國」二字變成了一個髒字眼兒，讓新一代似乎視「中國」為洪水猛獸。「中國」變成了一個被痛苦政治所綁架的符號，成為一個不斷被妖魔化的名詞。

『…這就是當前香港社會的「去中國化」危機，由於「反共」，不自覺間變成了「反華」，殊不知「中共」不等於「中國」，而反共更不能變成反華。於是今年的「七一」達四十萬人的遊行隊伍間，竟是一片旗海，布滿港英殖民旗幟，各股懷緬英殖「Good Old Day」（過去的美好日子）的年輕人不約而同湧現。除一萬兩千枝小旗外，「香港旗飄揚」(按：這是一個参與七一遊行的網上群組)更散發了接近八百面九十六乘一百九十二公分的大幅旗幟。

『…那是一種印象，一種感覺。正當北京高度關注香港「人心回歸」，英國殖民旗海的湧現，卻是年輕人處身在政權與國家的夾縫中，對本身身份認同混亂的反射。心中瀰漫著一股反共、恐共的情緒，越來越多年輕人正自覺或不自覺地，拒絕承認自己的中國人身份。

『…一些學界人士指出：西方的學術界都對中國的發展有不少正面的評價，從哈佛大學的費正清（John Fairbank）到耶魯大學的史景遷（Jonathan Spence）都對中國的發展有比較中肯的評價，而不是一面倒的謾罵。但關鍵是無論褒貶，今天香港的不少市民，卻是對中國只有非常淺薄的刻板印象，對一些基本事實也搞不清楚，並且也往往因為對中共的不滿，「禍延」中國的歷史，連中共以前的中國和中華民族歷史，都是「朦查查」（迷迷糊糊），在中國問題的了解上，往往遠遠落後於西方研究中國的大學生。』

打針問醫生【〈選一篇〉： 2010年2月】

豬流感威脅香港，老伯陪他愛妻複診時，問醫生：「她住的老人院職員問她要不要打豬流感針，你說她應不應該簽字同意打？」

醫生看了病歷，說：「應該。她有這好幾種慢性病，年紀也大。去年她也有打一般的季節流感針，沒什麼不良反應吧？」

「沒有啊。」

「那便更值得打，因為少了敏感反應這一重擔心。」

老伯大大舒一口氣。醫生好奇問道：「是否給那些不良反應的新聞報道嚇怕了，特別擔心？」

「倒不是。就是我問過幾個醫生，他們都不直接給我建議。一個醫生說，這純是個人決定，另一位給我很多風險數字和資料。」

醫生心想，這倒也不只是新疫苗才有的現象。現今的醫療服務，不再像以往那般「家長主義」。病人自決，權利分明，醫生只講治療方案利弊不給建議，較合時宜。

「那麼，難道你情願醫生代你和太太做決定嗎？最終的確是你們的抉擇啊！」醫生逗他，明知故問。

「是自己決定錯不了，只要醫生不愈講愈複雜，令我更難選擇！」

【2010年2月2日〈大夫小記〉，經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