獅子山下退休的普通人

今年財政預算案花心思又努力拾遺依然不討好，但我一直未加入「評彈」行列，可能因為原則上我也不贊成「全民派錢」。財政司司長說要善用資源照顧有需要的市民，構建關愛共享的社會。這原則我認同，只是預算案面目有些糢糊，而拾遺看來繁瑣，當然沒有「派錢現兜兜」那麼痛快。

我不贊成「全民派錢」，但如果有人問我，關愛共享要有焦點又要行政簡潔，你會怎麼設計？我也說不上來 ——直至最近。

最近特首向勞資雙方拋出取消強積金對沖新方案，五大商會代表扭計不肯收貨，我忽然想起一個親戚的真人真事。

這個親戚年紀和我相若，是獅子山精神典型，比我更貼近過去幾十年的香港。她小時家貧沒有機會上中學，從工廠打工開始，邊做邊讀夜校，轉職到一家時裝公司工作，一做就35年。她做採購員，勤快肯學，有EQ又不計較，經歴公司風光上市建立品牌賺錢派花紅時期、由盈轉虧股東易手時期、重組緊縮虧轉盈時期…，其間許多年紀輕又有學歷的同事不是裁了員就是跳了槽，她還在崗位孜孜不倦工作。然後，就在去年政府提出有意取消強積金對沖的時候，公司又動手裁員，她終於被遣散。

這樣的工作精神是香港經濟起飛繁榮的基石。一個模範員工貢獻35年，得到多少長期服務金？是39萬元。

聽來不錯，但要用強積金對沖。強積金本來有66萬，一半用來對沖了，剩得33萬。或者應該換個說法，強積金有66萬，但工作了35年也只得6萬元長期服務金﹙39 – 33 = 6 ﹚。

撇開這些錢夠不夠一個普通的退休人士用十年八載不論，如此對沖真是不公道得很離譜吧？這樣的故事應該很普通，可能通街都有。正因為普遍，影響很多人，所以是個重要的問題。

先前政府否決了周永新教授提倡的「全民退保」方案，但除了努力取消強積金對沖之外，未見有很好的退休保障方案出台。當財政盈餘近2千億，正是最佳時機，大手筆一些展示推行退休保障的決心。撥500億作基金起動也不算多。對於已退休人士，現在取消強積金對沖已經太遲，退保津貼卻可以即時開始支付。

政府要加把勁多謝獅子山下貢獻大半生的普通人啊！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8年4月7日。

 

黑猩猩有人權嗎？

中國研究人員成功克隆的兩隻長尾獼猴，精靈可愛，取名為「中中」和「華華」。與使用複製技術保育瀕危物種不同，複製獼猴的目的是用來製造基因相同的有病猴子，供醫學實驗研究。小猴越是可愛，取名越是親切，對比起牠們與複製的同類的命運就越見不協調。

不少國家在認真考慮是否停止使用猿猴於科學研究，尤其是會對猿猴造成痛苦的研究。

在物種分類，靈長目有人猿和非人猿兩類。人猿類中，黑猩猩的基因和行為非常像人類，被視為人類近親。像電影《泰山》裡面的矮黑猩猩「芝達」，智力可能相當於五歲的人類小孩。

美國仍然准許用黑猩猩做科學研究，但受到固執的挑戰。一宗官司令紐約州立石溪大學(SUNY Stony Brook)的研究人員吃盡苦頭。

2013年12月，一個名為「非人類權利計畫」(the Nonhuman Rights Project，NhRP) 的組織代表四隻私人擁有的黑猩猩(包括Hercules和Leo) 向紐約最高法院提出訴訟，要求法院宣佈四隻黑猩猩為擁有一定法律權利的「法人」(legal persons) ，而非僅僅是任人處置的財產(property) 。

如果黑猩猩能擁有「法人」的權利，那麼就能套上普通法的「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牠們不再是普通財產，更不能被無故囚禁。

全文載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2018年3月19日。

我們不是純種人

今年參加了一個文學讀書會，也就多了到書局。近日去大學書店找南韓小說家韓江的《素食者》，也買下另一本書，Adam Rutherford 的A Brief History of Everyone Who Ever Lived: The Stories in Our Genes。

書名重點在一個小小的「in」字。如果改為「of」，就是平平無奇的基因遺傳科普書了。作者是從基因組排序的新發現，重塑人類進化的故事。幾萬年前的遺骸，小如一截小指節，如果冰封地下，或在乾燥洞穴挨過歲月沒腐爛，就可能遺下DNA，成為考古偵探的線索。新研究方法成就了「分子人類學」。作者就從近年高潮迭起的新發現下筆。

固有的直線進化概念「古猿—人猿—猿人—古人類—智人」原來經不起考證。同樣經不起考證的是，把進化想像成簡單的樹枝狀分支，分支出來的新物種在大自然汰弱留強。人類演化的歷史並不是這樣乾淨俐落的。分子人類學從DNA分析展示的圖像，竟然是混亂的長期雜交。

在物種分類我們屬「智人」(Homo sapiens) ，作者說這個最基本的類別也不是乾淨俐落的。依固有定義，物種之間很難交合，跨物種生下來的「雜種」沒有生育能力，例如騾是馬和驢雜交而生，不能直接生育後代。

可是在2010年德國學者發現，今日居於非洲以外的人，包括你和我，體內有多達4%的DNA是來自幾十萬年前就與我們分了支的尼安德塔人(Neanderthals) 。更新的發現是，在一百萬年前已分家的「丹尼索瓦人」（Denisovan），同樣與早期智人混種生育。我們體內的丹尼索瓦人DNA多達5%，比尼安德塔人DNA還要多！

中國學者向來相信我們的祖先系譜是本土發現的猿人和古人類，包括直立人、北京人等等，並不樂意承認現代智人只有單一的非洲起源。現在看來，純種的中國智人並不存在，倒是新近在湖南發現一批年代超過8萬年的人類牙齒化石，具有現代智人特徵，把現代智人從非洲遷徙至中國的歷史推早了2、3萬年。

分子人類學和考古的新發現說明，現代智人是「雜種」，可能古人類雜交帶來長久的生命力，例如得到免疫能力，可以適應遷徙異地面對的病毒。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8年3月17日。

 

地球轉

無論在香港、在中國、在世界，轉變都來得有些教人忐忑。有一種開解的說法是，新的形勢和新的挑戰需要新思維，破舊有必要，因為原有的一套如今「阻住地球轉」。

本欄不談政治，卻是被「地球轉」這個題目吸引著，越想越有意思。

早兩年望著退休年齡，開始把生命下一階段的規劃掛在口邊，有親友笑問，做得好端端，為何不延遲退休？試過幾種回答，都不大滿意。其中一種便是，一代要有一代的空間往前進，我們不應「阻住地球轉」。另一種回答借用西諺：沒有了誰，地球也會如常轉。

兩個說法好像差不多，其實不同。如果戀棧位置是「阻住地球轉」，含意便是，留下來對機構制度是不好的；說「沒有了誰，地球也會如常轉」，含意卻是，留下來對機構制度可能是好的，但沒有必要，因為比起整個機構，一個人無論在什麼位置，都並非不可或缺的。

兩種回答都不大滿意，因為同樣透著牽掛。責任完了是快樂的事，地球轉與不轉，轉得快和慢，都毋須牽掛的。

之後，聽說政府考慮提高公務員的退休年齡，為要應付人口老化帶來的退休潮。戰後嬰兒來到退休潮，肯定是新的挑戰。新思維是：若不讓人多留幾年，地球或者不能如常轉！如果有人開口反對提高退休年齡，堅持不變，他才是「阻住地球轉」呢。

因此，何謂「阻住地球轉」其實沒有什麼標準。

我年輕時真的感受過「地球轉」。那是醫學院的第三年，讀不完的書令人疲乏，我有點厭了，來到自由見習期，我用三個月時間的一半回港到瑪麗醫院掛單，另外的六個星期，去了美國西部峽谷高原的印第安人「保護區」做見習。沒有宿舍，住的是一個貨櫃屋。晚上，就一個人睡在紅土地上的裝嵌屋。天是不怎樣黑的，萬里無雲，深夜山頭一片銀白，幾千萬顆星光鋪滿穹蒼。有一晚躺在戶外，人貼著大地，感受到自己隨著地球在宇宙中轉動。

試過在寂靜大地面對星空，從此肯定，一個人一生總是依隨著地球轉，既不能拖慢它，亦不能催快它。也有些像金庸小說常有的慨歎：人生是來去一場，到一天便歸於塵土大地，英雄豪傑也不會千秋萬世。更有奇怪的想法：如果地球停止轉動，太陽就永遠不落，那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東周刊》「一葉一杏林」專欄，2018年3月7日。

單身男子做爸爸

一個年輕日本男子的過分行為在2014年震驚全泰國，迫使當地立法禁止商業代母服務。在此之前，商業代母在泰國是合法的。重田光時是富二代，父親曾列日本富商第五位。2014年，只有24歲的重田光時對記者說，計畫透過代母生一百至一千名子女。最終泰國警方追查到他透過代母生下的13名子女。近日重田光時向泰國法院申請撫養權，獲判勝訴，可以把所有子女帶回日本。

也在今年，新加坡一名男同性戀醫生入稟法院，要求合法領養自己在美國聘用代母所生的兒子，讓兒子成為新加坡公民。法院以新加坡法律不允許代孕，人工受孕也只限合法夫妻為由，駁回他的申請。法官又說，這孩子已有美國籍而非無國籍，不批准他成為新加坡公民也無損他的福利。他還批評申請人在美國做了在本地不被接受的事，然後以「孩子的福利」為由要求法庭裁定合法，這理由無法被接受。

在香港，《人類生殖科技條例》容許「非商業性而有遺傳關係的代母懷孕」，即是只適用於已婚夫婦，單身男子不得請代母生子。無論是已婚夫婦抑或單身人士，都不可以使用商業代母，在境外付款安排商業代母也是犯法，最重可判處罰款10萬元及監禁兩年。就此而言，香港的法例比新加坡寫得更嚴厲：新加坡那名醫生未能讓兒子成為新加坡公民，但最少自己沒有犯刑法。

2010年本港地產商李家的大少也是在美國透過代母傳宗接代，香港傳媒大多從軟性新聞角度報道，只有何秀蘭在立法會頭口質詢，問政府會否採取行動。此事不了了之，因為李家並沒有承認在境外作商業代母安排，理論上這可以是大少有女朋友為他生下骨肉，縱使一胎三嬰很可能是經人工體外受孕結晶。無論如何，香港的法例比新加坡寫得更嚴，但現實中比新加坡寬鬆，因為四叔三個男孫要成為香港永久居民毫無難度。

個人有權利使用科技滿足自己，政府最好少管，這是來自西方的自由主義，據說中國文化看重倫理，看不起的西方個人權利思想，但換上一條「傳宗接代」大道理，結果一樣，都是把科技用盡。日本男子重田光時的過分行為不是出於個人心理毛病，把科技用盡是「人性」，這裡也可能隱伏了人類未來的危機：我們其實有智慧善用科技嗎？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8年3月3日。

流感針應該打，因為…

接到黎佩芬messaging約稿時，我在床上休息，通身肌肉疼痛地發著燒過週末。沒有傷風鼻水病徵，這是流感無疑。

今年我有如常打流感針。過去幾年打了針就平安，今年卻病倒，是否「失敗」？當然馬上要指出，流感疫苗的有效性不是百分百，不能用我一次「失敗」經驗來否定什麼。然而，無論如何，今年我不大合資格做呼籲接種的健康大使。

她不是請我呼籲市民打針，想我談談對最近謝安琪質疑疫苗事件和醫學界的反應…。我想著怎樣寫這篇稿時，剛退了燒，這場熱鬧也已退燒，剩下零星的網絡口水戰。我自己退了燒就不想再發燒，更不想網絡口水戰再發燒，所以下面寫的，全是退一步看。起點是問這樣一個問題：「流感針應該打，因為… ?」           

醫學界喝止藝人歌手的反疫苗言論，像要當頭棒喝，或者是要把謬誤消滅在萌芽階段。最終兩樣效果都做到了，還有專家的金句「凱撒歸凱撒，娛樂歸娛樂，醫學歸醫學」作為事件的結語，這一役頗見圓滿。

匡正辟邪有時是必要的，但不必正義過頭。事件期間，我在Facebook 上讀到不少同行對反疫苗言論貼嬲嬲豬，有人氣憤、有人慨歎嘥氣，反映出肉緊之情。也有些留言是嘲笑歌手和聽信謬誤信息的人無知，挖苦去到盡時，有點粗魯過分了。如果不幸有人把醫生的言論也流出街，就像有人把謝安琪錄音流出外面那樣，會有些尷尬吧？我是這樣想。

我省起，這可能是醫學界有關流感疫苗的正確資訊首次得到媒體如此鋪天蓋地的連日報導。正氣十足的評論被閱讀和廣泛流傳，我想就連本來只是「剝花生」看醫學專家KO藝人的旁觀大眾也會在不覺之間增長了醫學知識。事件令醫學界得到意料不及的機會，大力宣傳流感疫苗的安全性和效用，壞事變好事。這樣看時，可能醫學界還要向藝人歌手道聲謝謝？這不是故作諷刺之言。

也有疑問：為什麼在過去媒體與公眾對流感疫苗的宣傳不感興趣，要到有機會嘲笑天后天王無知的時節才炒熱？醫學界年復一年提供正確公共教育資訊的模式是否有缺陷？是否我們的醫學知識正確無味，或者欠缺廚藝，令重要的衛生信息不能好味道地飛入尋常百姓家？

***

想起2009年豬流感流行，香港也頗為認真熱烈地關注過一陣疫苗的風險和效益。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 在當年9月批准使用新研製的豬流感疫苗。與每年的季節流感疫苗不同，針對H1N1豬流感的疫苗在當時是全新疫苗，人們對它的安全性的疑慮自然大一點。

…

我在門診看了一個體弱多病的女病人。愛她如命的老伯陪她來複診。看完病，他問我：「老人院問她是否同意打豬流感針，你說她應不應該打？」

他是個有學識的老先生，但我沒有更多時間詳盡分析正反理據。我瞄了一瞄病歷，說：「應該打的。她有這好幾種慢性病，年幾也大。她去年有打季節流感針，沒什麼不良反應吧？」

「沒有啊。」他說。

「那便更值得打。」

老先生大大舒一口氣。我好奇問：「是否給那些不良反應的新聞報道嚇怕了？」

「倒不是。就是我問了好些醫生，他們都不直接給我建議。有一位說完全是個人決定，另一位說了很多疫苗和豬流感各自的風險數字，然後叫我們選擇。」

「那麼，你情願醫生代你和你太太決定嗎？這最終的確是你們的選擇啊！」我逗他。

「是自己決定沒錯，但醫生愈講愈複雜時真的很難選擇！」

我想說的是，普通人包括頗有知識的人，對打不打針十五十六，未必都是被異端邪說誤導。

…

***

 上述故事是關於當年新面世的豬流感疫苗。在今天，對季節性流感疫苗的安全性其實已經無大疑問。說什麼有疫苗含水銀含鋁，只不過是翻炒一戳即破了的恐慌。

醫學界在謝安琪事件發出清脆的第一道訊息是：「流感針應該打，因為它其實很安全。」

第二道訊息是：「流感針應該打，因為它有很不錯的效用。」

港大醫學院過去兩個月收集了瑪麗醫院和瑪嘉烈醫院因發熱急性呼吸系統疾病入院的1078名兒童 (包括約三分一確診感染流感) 的數據，細加分析，估算今年流感疫苗的有效性達六成六，比上年五成有效率更高。醫學院院長梁卓偉說這是非常理想，鼓勵市民繼續接種。

要講明白六成六有效率是什麼並不是容易的事。疫苗的「有效比率」(efficacy rate) 是在對比「打針」與「不打針人群」染病和入院率的「勝算比」(odds ratio)概念，「勝算比」更難解。

或者反過來說吧，六成六有效率相當於說，「不打針人群」的染病率對比「打針人群」約是3與1之比(打針減少染病率3分之2即約66.7%)；如果「有效比率」是五成(像去年)，則是2與1之比。

既然疫苗安全又有不錯的效用，還欠什麼才能說服人們去接種？今次流感潮多見兒童出現併發症，何柏良醫生在網誌向家長動之以情，這樣說：「我親眼目睹過一些家長，看著自己的心肝寶貝，由一個活潑好動、蹦蹦跳跳的小孩，短短數天內，急速變成全身插滿喉管、不能說話、不能動的軀殻，最後… 一切變成了回憶。我接觸過很多嚴重流感個案的家長，他們有著不同的故事，但卻有著一個共通點 — 那便是他們都說，很後悔當初沒有為小孩注射流感疫苗。」(2018年2月10日)

呼籲接種疫苗的第三道訊息是：「流感針應該(讓子女)打，因為你不想後悔。」

最後還有一個稱為「群體免疫力」(herd immunity) 的問題。前面第二道訊息說流感針有很不錯的效用，其實有點流於簡單。個人接種了疫苗會有多大得益，要看兩個變數：一看疫潮有多兇猛，二要看人群的整體免疫力。集體有免疫力的人愈多，個人受疫潮侵害的可能性也就愈小，這是因為當大部分人也有免疫力，病毒難以有效傳播，感染鏈會被群體免疫力截斷，從而保護了少數免疫力不足的人。

這是第四道訊息：「流感針應該打，因為這是利己也利他的行為。」

把四道訊息年年講，是否就會奏效呢？又不是。提升市民接種率並不是單靠醫學界教育公眾就能成功，其中有市場推廣和物流的學問。推廣注射流感針並不純粹是「醫學歸醫學」的一回事，講到marketing，可能衛生當局還要向娛樂界取經呢。 

原載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8年2月18日，這是節錄。

醫院告急：病床與人

前年我出過一本書，書名是《醫院筆記：時代與人》。最近我想起，把這改一改，《醫院告急：病床與人》，就可以概括公立醫院的困局。

月前護士協會在流感高峰期病房遍地開花的時節刊登全版廣告，要求當局正視。我現在不在局內工作了，卻很難有旁觀者心情，自然會回想起早幾年在局中討論應對流感潮的情景。

政府對此有快速回應，行政長官宣布撥款5億元予醫管局應對流感潮。五億元數目很大，但一次性五億元撥款和五億元經常性撥款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要取消新入職護士首兩年凍結增薪點，就需要經常性撥款；要改善人手編制，亦必需增加經常性撥款。但是在香港政府的財政，經常性撥款是很難大手筆增撥的。

有一次性五億元撥款用作短期措施已經很難得，李國麟議員代表護士協會提出的措施是，聘請額外護士用於安排補更，每當病房人手不足，便可用這額外人手替補。這是可行的，但仍是需要經常性撥款才能年年實施，除非明年不再有病人入院潮。

早些年，智庫Golden50主事人林奮強主張香港應以攻為守應對未來挑戰，建議大幅增加醫院病床與人手供應，深信這可以成為香港發展藍圖的一環。

上屆政府與醫管局做了一個擴建醫院的十年規劃，當計劃一一實行，病床量和人手供應會逐步增加，那麼年年告急或者只是隧道裡的短期黒暗，捱過未來幾年，前面便見曙光？

這十年大計有假設：服務模式大致不變，病人與醫護人手比例亦不變。我看這兩樣假設底下，還有另外兩道假設：一是假設十年後的醫護人員仍然願意以今天的人手比例支撐今天的服務模式，二是假設十年後市民大眾亦仍然接受今天的服務質量。

今次護士刊登全版廣告訴苦，可以解讀為一種抗議方式，爭取市民支持，但我也閱讀到一點信息：目前的服務模式，以這樣的人手比例，快支撐不住了。

我又想，如果有一天病人也刊登全版廣告，訴說醫院服務的病房環境和輪候情況，還有醫護人員的匆匆忙忙，真的令病人吃不消了，或者那便是終極告急。到了那一天，或者我們就會面對嚴峻的現實：有些困難的決定是拖延不了，有些期望只能婉拒，有些科技不能貪新，有些模式非改不可。

環顧國際，回望自己，就知道要面對嚴峻現實是早晚的事。

《東周刊》「一葉一杏林」專欄，2018年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