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月都是在讀傳統禮教如何在漢朝成形（和定型）。東漢班固為章帝編撰的《白虎通義》是里程碑。其中有這樣一節：「士不得諫者，士賤不得豫政事，故不得諫也。謀及之，得固盡其忠耳。《禮·保傅》：大夫進諫，士傳民語。」
讀了有些領悟。進諫也要依規矩，朝臣才可以諫，普通士人是卑賤的，不得干預政事，只可以盡忠傳送一下民間的聲音。
想起月初本報頭版一篇張炳良的訪問，大致上是呼籲政府帶頭讓社會走向寬和，包括鼓勵合法遊行集會、為「反修例」未被起訴的被捕者劃線結案等。這不是沒有建設性，卻碰了釘子。又想起年初在這兒出過一篇稿，題為〈「後評論時代」〉，文章結尾就借了張炳良的論政文章為例，說「後評論時代」的特點是無人會細聽議論，反而質問這是站在什麼立場。
在民間發表文章，議論時政規勸政府，可能是中國書生的「清議」傳統。這原來也始於漢代。那是東漢末，太學生接受了忠君愛國公正無私的道德教育，與清流派士大夫聯合，以清議輿論針砭時弊，希望匡扶漢室。
清朝末年戊戌政變失敗後，梁啟超等維新派逃亡日本，在橫濱創辦《清議報》，英文名是The
China Discussion。這是輿論陣地，已經不是體制所能容的清議。
今天香港剩餘的清議，比東漢末的太學生更溫和。它不會形成清流，完全沒有威脅，既不受建制歡迎，公眾也沒有什麼耐性閱讀細聽。清議式微不單是言論自由的問題。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7/10/2024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