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難以說話

「無聲的中國」是魯迅在1927年2月應邀來香港作的兩場演講之一。「維基百科」說這是2月16日的演講，我相信有誤。魯迅是在17日從廣州到港，18日才講第一場。這是政治氛圍緊張的時期，魯迅演講後返回廣州，不到兩個月之後，廣州就發生「4.15」慘案，國民政府全面清黨，廣州戒嚴，60多名中國共產黨黨員被拘押入獄，有人被秘密處決，另有兩千多人被臨時關押。

在那個年代，「無聲的中國」讓人聯想到白色恐怖。然而，面對香港群眾，魯迅是從文化和歷史角度說「無聲」。他說，發表思想和感情需要用文章，「然而拿文章來達意，現在一般的中國人還做不到。這也怪不得我們；因為那文字，先就是我們的祖先留傳給我們的可怕的遺產。」他說的是古文難以用來書寫多災難的當代中國，不能我手寫我心。

還有歷史原因。為什麼中國人總是不能將想說的話說出來？「這不能說話的毛病，在明朝是還沒有這樣厲害的，他們還比較能夠說些要說的話。待到滿洲人以異族侵入中國，講歷史的…尤其是講時事的自然也被殺害了。」暗指清朝文字獄。

魯迅說，要恢復這多年無聲的中國，是不容易的，像命令一個死掉的人活過來。他支持白話文運動，推崇胡適提倡的「文學革命」，說「革命」這兩個字在有些地方是一聽到就害怕的，但是與「文學」兩字連起來並不是那麼可怕，「不過是革新，改換一個字，就很平和了，我們就稱為『文學革新』罷。」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4/11/2024刊出。

 

魯迅演講

魯迅在民國初期是批判古老中國的時代啟蒙者，中年之後自我否定「導師」的角色，轉向支持左翼的革命文學，死後在新中國給捧上高高的神壇。據說在文革期間，魯迅是毛澤東以外唯一一個有語錄本被印行的人。八十年代他被「新啟蒙」潮流熱捧，此後開始退潮，千禧年後逐步走下神壇，2010年他的文章也要從中學教科書撤退，漸漸有人批評，說他醜化自己的民族文化、只識得駡人，沒有建設性，等等。

我向來有個想法，要恰如其分地認知魯迅，也許可以從他的演講入手。面對現場聽眾的魯迅，既不肯說門面話，又會拿捏分寸，真實地回應身處的激盪抑壓、紛紜錯亂的時代。2007年有《魯迅的聲音：魯迅演講全集》面世（珠海出版社），已經絕版，幸好網上可以讀到編者傅國涌詳盡的前言。

據傅國涌，魯迅一生做過60多次演講，包括在北京居住時期10次、廈門居住時期5次、廣州居住時期10次，人生最後9年居住上海時期有38次。

魯迅居住廣州不到9個月便離開，與許廣平一起往上海。在廣州期間，他兩次到香港演講，1927年2月是應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邀請。港英政府不歡迎他來，民間又有反對者派人索取入場券，收藏起來，使別人不能去聽。後來他給朋友寫信說：「17日到香港去演說，被英國人禁止在報上揭載了。真是釘子之多，不勝枚舉。」

在上環的一次演講題為《無聲的中國》，現在讀來還隱隱見到煽動性。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9/11/2024刊出。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9/11/2024刊出。

 

 

不要做空頭文學家

周海嬰活到82歲，在2011年去世。2019年是他誕辰九十周年，中國美術館開了一個紀念攝影展，這樣介紹他：「魯迅和許廣平先生的獨子，自幼喜歡攝影，在近70年裡用鏡頭定格了私人影像、市井百態、城鄉景象，記錄了重要的歷史時刻，展現了廣闊的社會圖景。」他23歲才在新中國入讀北京大學物理系，畢業後在廣電總局工作，最後的職位是電視部副部長。一如父親臨終前的叮囑，他沒有做「空頭文學家」，但是業餘攝影讓他成為一個攝影美術家，這大概不算是有違魯迅的意願。

魯迅臨終的那段話很決絕，對當年只有7歲的周海嬰應是記憶烙印。他告誡周海嬰，待長大成人，「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誰是「空頭文學家」？可能魯迅說的就是自己的前半生。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他的小說與雜文批判傳統文化，對青年人是思想啓蒙，他是時代的導師。然而，到了1926年，離開北京、孤身在廈門大學的魯迅很「灰」。這年10月，他選1907年到1925年文章，編成雜文集，取名為《墳》。書稿已付印，又補寫一篇〈寫在《墳》後面〉，其中展露很多鬱結。他說「我至今終於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麼」，又說自己從未想過要做國人的「導師」，更未想過去為別人「引路」。他否定了昨天的自己。

翌年他在上海演講，說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是沒有力量的人講的，大炮的聲音或者比文學的聲音要好聽得多。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8/11/2024刊出。

 

 

魯迅離京出走？

1926年8月26日，魯迅離開北京，許廣平同行。早一年北京女師大風潮，大學甚至一度被解散，魯迅、許壽裳等教員組織起來，在内城自賃校舍，堅持開課，支撐三個月後，女師大復校。許廣平在26年畢業，她家在廣東，離京是順理成章。魯迅為什麼要離京？最容易的理解是肥皂劇式的「為愛情出走」，但這一定不是「私奔」，到火車站給他送行的友人有一大群。

1923年魯迅與弟弟周作人絕交，之後搬出兩人合資購買的房子。翌年他在阜成門西三條胡同另買房子（現在的北京魯迅博物館），和母親及髮妻朱安一起居住。他離京南下，留下母親和朱安住在這裡。

關於他為什麼離京，據宋劍華的文章〈《墳》與「墳」：魯迅絕望的1926年〉，學界有三個流行的論說：「住院避難說」、「經濟窘迫說」和「流言蜚語說」。「住院避難」是說他這是要躲避軍閥迫害。這一年魯迅曾因肺病在日本、德國和法國醫院住了一個半月，這是政治避難？有點牽強。「流言蜚語說」是指與許廣平的師生戀在家庭和社會都面對巨大壓力，因而選擇雙雙「出走」。

「經濟窘迫說」與時代有關。這時期北方政治不穩軍閥內戰，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北伐，北洋政府經濟支絀，許多教授都出不到糧，不少知識階層離京。魯迅的好友林語堂這一年在廈門大學擔任國學系主任，熱情邀請他去廈門大學執教，月薪400大洋。這成為魯迅到南方揭開新一頁的中途站。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5/11/2024刊出。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5/11/2024刊出。

 

魯迅的1926年

魯迅只活到55歲，1936年逝世。他早年的肺結核病在中年趨嚴重，多次入住醫院，這時期他是教育部官員，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北京女師大的前身）兼任講師。1924年，北京女師大風潮狂飇，學生要求校長楊蔭榆下台。楊是中國第一位女校長，公費留學美國歸來，以極為傳統的家長方式治校，新官上任三把火，強力整飭風紀，結果燒到自己。

對於學生的攻擊，她寸步不讓。1925年5月9日宣佈開除許廣平等6名學生自治會成員。她在給全校學生的《公啓》說：「須知學校猶家庭，為尊長者斷無不愛家屬之理，為幼稚者亦當體貼尊長之心。」又寫公開信給學生家長，說「好教育為國民之母，本校則是國民之母之母。」學生嘲諷她是「國民之母之母之婆」。

學生激進，然而魯迅、周作人、沈尹默等人聯名在《京報》發表宣言聲援學生。日後許廣平憶述，宣言是魯迅草擬的。

魯迅因此被解除教職，雖然馬上提出行政訴訟得勝訴，依法可以復職，但教育總長章士釗宣佈解散女師大，由教育部派員接管。魯迅選擇離開北京，1926年往廈門大學短暫任教，翌年南下廣州與許廣平會合，展開人生新一頁。

有人認為，魯迅與許廣平的關係在京城遭流言蜚語，或者是他離開的原因。較切實的論述見於宋劍華在《魯迅研究月刊》的文章〈《墳》與「墳」：魯迅絕望的1926年〉。這是魯迅思想轉折的一年，自此批判的矛頭從傳統文化轉向現實社會。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4/11/2024刊出。

 

魯迅之死

魯迅年輕時患有肺結核病，42歲左右復發，大寒大熱，以為自己很快就會去世，但是這時他才剛與學生許廣平互通書信開始交往，三年後更離開髮妻朱安，離開北京到南方開展新生活。

學者宋劍華認為，1926年10月，魯迅離京到廈門大學後，將1907年到1925年所寫的文章編成了雜文集《墳》，是埋掉自己、告別過去的意思。

魯迅很快便與許廣平在廣州會合。這時期他的身體狀況似乎穩定下來，但與許廣平一起生活還不到10年便去世。

對於這個病我很熟悉，除了是早年行醫見過不少病例，更因為先父也是患有核結核病。父親的病也是復發性，與魯迅一樣，十分嚴重，一度以為不久於人世。分別是，他生在有藥可治的時代，治愈後好好地活了三十多年。

我一向假設魯迅就是死於肺結核病，原來未必。《中華結核和呼吸雜誌》2012年刊登一篇文章，何權瀛寫〈魯迅到底死於什麼病〉，記述1984年2月上海市魯迅紀念館邀請了上海市胸肺科、結核科、放射科專家，對館藏的魯迅1936年6月15日拍攝的胸部X光片會診，一致認為魯迅確實患有肺結核，但直接死亡原因是肺氣腫、肺大泡及胸膜炎引起「氣胸」（pneumothorax)，最後導致呼吸衰竭。

專家相信魯迅氣胸是自發性的胸膜或肺大泡穿破造成。不過魯迅肺病病發時有胸膜積水，也接受過穿刺抽液，這個病床邊的小手術本身也可以引致氣胸的。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3/11/2024刊出。

 

皇帝認可的經義

古代禮教與現代倫理學的主要分別是，前者是天經地義的，不容置疑；後者重視推理和討論，使道德理性化。「天經地義」一詞出自左丘明的《左傳》：「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這本來只是說，禮是貫徹天道和人倫的準則，並沒有的教條主義絕對真理的意思。

《左傳》日後成為《春秋》三傳中最具史學價值的一本。另外兩本是《公羊傳》和《穀梁傳》，其中《公羊傳》在漢代成為官學。漢代獨尊儒術，把孔子之學「詩、書、易、禮、春秋」提升到「五經」的地位，各置博士。

博士專門負責經學的傳授，有眾多弟子，讀經通過考試可以當官，人數愈來愈多，東漢初博士弟子員有五十人；至漢朝末年竟增至三萬餘人。

官方儒學熱鬧，難免變得眾說紛紜。東漢又混雜天道啟示的讖諱之學，更紛紜了。來到章帝（東漢第三個皇帝），詔令滿朝大夫、博士、議郎等儒生在洛陽白虎觀開了一個經學大會，議論五經同異，統一經義。會議長達一個多月，會上眾人逐項辯論議決，不能形成共識時由英明的章帝裁決。

會議由史官詳細紀錄為《白虎議奏》。據說景帝又命班固撰寫《白虎通義》，這像禮教的大義通覽。雖然不少學者認為《白虎通義》未必直接來自白虎觀會議，也未必是班固手筆，但它的內容無疑總結了漢朝的禮教規矩，包括成為中國文化基因的三綱五常。經皇帝認可的禮教思想對後世社會的影響可能比孔子的《論語》更深遠。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30/10/2024刊出。

 

 

清議式微

這個月都是在讀傳統禮教如何在漢朝成形（和定型）。東漢班固為章帝編撰的《白虎通義》是里程碑。其中有這樣一節：「士不得諫者，士賤不得豫政事，故不得諫也。謀及之，得固盡其忠耳。《禮·保傅》：大夫進諫，士傳民語。」

讀了有些領悟。進諫也要依規矩，朝臣才可以諫，普通士人是卑賤的，不得干預政事，只可以盡忠傳送一下民間的聲音。

想起月初本報頭版一篇張炳良的訪問，大致上是呼籲政府帶頭讓社會走向寬和，包括鼓勵合法遊行集會、為「反修例」未被起訴的被捕者劃線結案等。這不是沒有建設性，卻碰了釘子。又想起年初在這兒出過一篇稿，題為〈「後評論時代」〉，文章結尾就借了張炳良的論政文章為例，說「後評論時代」的特點是無人會細聽議論，反而質問這是站在什麼立場。

在民間發表文章，議論時政規勸政府，可能是中國書生的「清議」傳統。這原來也始於漢代。那是東漢末，太學生接受了忠君愛國公正無私的道德教育，與清流派士大夫聯合，以清議輿論針砭時弊，希望匡扶漢室。

清朝末年戊戌政變失敗後，梁啟超等維新派逃亡日本，在橫濱創辦《清議報》，英文名是The China Discussion。這是輿論陣地，已經不是體制所能容的清議。

今天香港剩餘的清議，比東漢末的太學生更溫和。它不會形成清流，完全沒有威脅，既不受建制歡迎，公眾也沒有什麼耐性閱讀細聽。清議式微不單是言論自由的問題。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7/10/2024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