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30日 星期二

清晰明快的教育理念

歌手形象先入為主沒有人認真看待她出掌香港教育的傳聞,但讀今天《明報》真是很有清晰明快的理念



2017年5月27日 星期六

情緒併發症

離開醫管局火線才半年,對醫療新聞的感覺已經疏離了一點。不是刻意抽離疏遠,但確是隔了一重,倒是從WhatsappFacebook感受到脈搏跳動。像瑪嘉烈醫院早前為一名年輕女病人,末期腎衰竭需進行血液導管插入程序,導管誤入了病人動脈,要轉送伊利沙伯醫院進行血管修補手術,再過了幾天右邊身中風,一些傳媒標題馬上當作醫療失誤。醫院想澄清這是併發症,議員立即義正詞嚴說,已經出了這樣嚴重後果,不能一句「併發症」就不負責任。這引發前線醫生鼓燥,醫生工會發公開信質問議員何出此言。那天夜裡記者朋友來電話問我看法,我解釋「併發症」與「醫療失誤」的分別,但都是疏離的解釋,不會很到肉的。
歸納前線醫生在WhatsappFacebook熱傳的訊息,有兩個焦點:一是認為傳媒連基本的fact-check也沒有做,導管誤傷了病人右頸動脈,應該影響左邊身的活動,但病人是右邊身中風;而且時間上也不吻合,中間隔了好幾天。
二是認為個別傳媒根本是故意「做」公立醫院,對私家醫院同類事故則溫柔處理,是否俾面背後的財團商家大老闆?
然而在這個案中,前線醫生也有溝通上的毛病,有醫生沉不住氣對家人說「六合彩咁難都有人中」。病人接二連三出現併發症,竟是中了六合彩?沉不住氣講負氣話,是「情緒併發症」。情緒併發症」的背後是「我()受夠了」,受夠了什麼?恐怕並非單一的原因。
套用議員的邏輯,線人員出現如此嚴重情緒,一定是傳媒和議員講錯嘢殺錯良民?因為邏輯是有人受傷害就一定有疑兇嘛。這也是意氣話。意氣話容易感染,恐怕已漸漸泛濫成為香港的風土病。
當前線人員出現情緒併發症,值得細想因由。十年八年前社會上有「公共醫療爆煲論」,我在報章專欄說「年年難過年年過」,認為「爆煲」難以定義。現在想,「情緒爆煲」真是會出現的。線人員有情緒,病人更有情緒,如果兩邊同時情緒爆煲」,可以說香港的公共醫療真的快要爆煲了。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7527


2017年5月15日 星期一

警示的作用

往北海道自駕遊,盡興而返。在札幌新千歲機場cafe一角吃冰淇淋等候登機,見到這麼一張手寫的中文警示,貼在小水杯盤旁邊的蒸溜水機:「這杯是一次性的不存在!」
對於喜愛哲學胡思亂想的旅客,這道告示饒有趣味。人生如過客,一生是「一次性的存在」。消費主義時代發明了即用即棄,杯碟碗筷都變成「一次性的存在」,但什麼是「一次性的不存在」?這好像佛家「空」的智慧:萬物的存在只是因緣和合,並非實質的。
兒子學過一丁點日文,說,這是google translate的結果吧?原文意思應該是「這杯不是一次性的物件」。
Cafe不大,為節省空間,蒸溜水機和水杯盤都放在小木櫃上,而小木櫃又兼用作廢紙箱外殼。可以逆向推理,一定是有不少「中文」遊客,取了杯,喝過清涼的水,順手就丟進廢紙箱裡去了。好好的水杯真是用一次就消失不存在了!
告示只用中文,沒有日文也沒有英文,看來就是「中文」旅客令店主發急,用紅色粗字體加驚嘆號來提示。
其實我們日常生活的空間,也真是警示處處。早幾個月我常用公共交通,在地鐵行人電梯被兩文三語「請緊握扶手不要在電梯上走動」疲勞轟炸,尤其是西鐵南昌站往紅磡,普通話廣東話英語錄音完全沒有呼吸空間,聲調尖銳緊張,但幾乎所有趕路的人都借了聾耳陳的耳朵。
然後是坐小巴。小小車廂最高紀錄可以數到12張警告標語:光是「本車最高時速限於80公里」就有7張;「如要落車請早揚聲」有4張,再加一張「由於引擎聲過大   落車請大聲揚聲」!
警示有沒有用?有些有,有些沒有。肯定的是,囉哩囉唆的疲勞轟炸沒有用。
在北海道公路飛馳,有些警示設計得很好,卻是不用文字的。例如怕你打瞌睡讓汽車直衝道旁,關鍵位置的道旁行車線有凹凸坑紋,一過火位輪呔便刮得震耳作響。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7513日,經修節。



2017年5月12日 星期五

器官捐贈的平常心

新聞故事能感人。43歲的鄧桂思患急性肝臟衰竭危在旦夕,女兒仍差3個月才成年,未能捐肝。26歲的鄭凱甄捐出三分之二肝臟給這個不相識的病者,捐贈的活肝卻出現分支血管阻塞,一個星期後鄧桂思再得屍肝捐贈,接受第二次移植手術。
鄭凱甄與肝臟醫療團隊都相信,若無她的肝臟,鄧桂思是等不及等候屍肝的。她向記者說,「用我的肝換一星期生命非常值得。」
這是殊不平凡的「平常心」。在道德哲學,要去到很高的境界才是「毋必、毋固」,意思是,當你我正心誠意做一件事,你不會執著必需要見到結果最符合自己的心意才覺安心。
個案引起共鳴,衞生署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的登記人數上升,由本月第一個星期只有數百人,增至一星期有1,500多人登記。
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累積至今有25萬多人登記,比起其他地區,人數還是很少。
香港可能是一個很特別的社會,一般人樂於助人,尤其當遇上需要救急扶危的情況,更是不會計較,而且社會對器官捐贈看法又非常正面,但登記器官捐贈的人數卻是這樣少!不是政府未有宣傳教育,去年就加大力度做宣傳,多了5萬人登記才來到25萬這個數目。在器官捐贈文化和制度成熟的國家,登記的人口比例要比香港高上四、五倍。
香港又特別愛歌頌不平凡的捐贈故事,寄望道德榜樣有助提昇器官捐贈文化。今次鄭凱甄捐捐肝令全城感動之餘,有報道說,港大肝臟醫療團隊提議在瑪麗醫院設立「好心人」活肝捐贈名冊。
記者問我怎樣看,我說不要先定立場,弄清楚裡面牽涉的倫理和實施問題才好。
因而帶出另一個話題:香港應否設立「預設默許」的捐贈制度,即除非死者生前反對,否則預設他願意在死後捐出器官。
二選一,我認為考慮「預設默許」的捐贈制度,好過考慮設立「好心人」活器官及組織捐贈名冊。前者比較接近普通人樂於助人的平常心,後者是要求相當程度的犧牲。一般而言,我對建立在道德上期望普通人犧牲自己的公共政策總是比較警惕。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7429日,經修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