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30日 星期二

清晰明快的教育理念

歌手形象先入為主沒有人認真看待她出掌香港教育的傳聞,但讀今天《明報》真是很有清晰明快的理念



2017年5月27日 星期六

情緒併發症

離開醫管局火線才半年,對醫療新聞的感覺已經疏離了一點。不是刻意抽離疏遠,但確是隔了一重,倒是從WhatsappFacebook感受到脈搏跳動。像瑪嘉烈醫院早前為一名年輕女病人,末期腎衰竭需進行血液導管插入程序,導管誤入了病人動脈,要轉送伊利沙伯醫院進行血管修補手術,再過了幾天右邊身中風,一些傳媒標題馬上當作醫療失誤。醫院想澄清這是併發症,議員立即義正詞嚴說,已經出了這樣嚴重後果,不能一句「併發症」就不負責任。這引發前線醫生鼓燥,醫生工會發公開信質問議員何出此言。那天夜裡記者朋友來電話問我看法,我解釋「併發症」與「醫療失誤」的分別,但都是疏離的解釋,不會很到肉的。
歸納前線醫生在WhatsappFacebook熱傳的訊息,有兩個焦點:一是認為傳媒連基本的fact-check也沒有做,導管誤傷了病人右頸動脈,應該影響左邊身的活動,但病人是右邊身中風;而且時間上也不吻合,中間隔了好幾天。
二是認為個別傳媒根本是故意「做」公立醫院,對私家醫院同類事故則溫柔處理,是否俾面背後的財團商家大老闆?
然而在這個案中,前線醫生也有溝通上的毛病,有醫生沉不住氣對家人說「六合彩咁難都有人中」。病人接二連三出現併發症,竟是中了六合彩?沉不住氣講負氣話,是「情緒併發症」。情緒併發症」的背後是「我()受夠了」,受夠了什麼?恐怕並非單一的原因。
套用議員的邏輯,線人員出現如此嚴重情緒,一定是傳媒和議員講錯嘢殺錯良民?因為邏輯是有人受傷害就一定有疑兇嘛。這也是意氣話。意氣話容易感染,恐怕已漸漸泛濫成為香港的風土病。
當前線人員出現情緒併發症,值得細想因由。十年八年前社會上有「公共醫療爆煲論」,我在報章專欄說「年年難過年年過」,認為「爆煲」難以定義。現在想,「情緒爆煲」真是會出現的。線人員有情緒,病人更有情緒,如果兩邊同時情緒爆煲」,可以說香港的公共醫療真的快要爆煲了。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7527


2017年5月15日 星期一

警示的作用

往北海道自駕遊,盡興而返。在札幌新千歲機場cafe一角吃冰淇淋等候登機,見到這麼一張手寫的中文警示,貼在小水杯盤旁邊的蒸溜水機:「這杯是一次性的不存在!」
對於喜愛哲學胡思亂想的旅客,這道告示饒有趣味。人生如過客,一生是「一次性的存在」。消費主義時代發明了即用即棄,杯碟碗筷都變成「一次性的存在」,但什麼是「一次性的不存在」?這好像佛家「空」的智慧:萬物的存在只是因緣和合,並非實質的。
兒子學過一丁點日文,說,這是google translate的結果吧?原文意思應該是「這杯不是一次性的物件」。
Cafe不大,為節省空間,蒸溜水機和水杯盤都放在小木櫃上,而小木櫃又兼用作廢紙箱外殼。可以逆向推理,一定是有不少「中文」遊客,取了杯,喝過清涼的水,順手就丟進廢紙箱裡去了。好好的水杯真是用一次就消失不存在了!
告示只用中文,沒有日文也沒有英文,看來就是「中文」旅客令店主發急,用紅色粗字體加驚嘆號來提示。
其實我們日常生活的空間,也真是警示處處。早幾個月我常用公共交通,在地鐵行人電梯被兩文三語「請緊握扶手不要在電梯上走動」疲勞轟炸,尤其是西鐵南昌站往紅磡,普通話廣東話英語錄音完全沒有呼吸空間,聲調尖銳緊張,但幾乎所有趕路的人都借了聾耳陳的耳朵。
然後是坐小巴。小小車廂最高紀錄可以數到12張警告標語:光是「本車最高時速限於80公里」就有7張;「如要落車請早揚聲」有4張,再加一張「由於引擎聲過大   落車請大聲揚聲」!
警示有沒有用?有些有,有些沒有。肯定的是,囉哩囉唆的疲勞轟炸沒有用。
在北海道公路飛馳,有些警示設計得很好,卻是不用文字的。例如怕你打瞌睡讓汽車直衝道旁,關鍵位置的道旁行車線有凹凸坑紋,一過火位輪呔便刮得震耳作響。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7513日,經修節。



2017年5月12日 星期五

器官捐贈的平常心

新聞故事能感人。43歲的鄧桂思患急性肝臟衰竭危在旦夕,女兒仍差3個月才成年,未能捐肝。26歲的鄭凱甄捐出三分之二肝臟給這個不相識的病者,捐贈的活肝卻出現分支血管阻塞,一個星期後鄧桂思再得屍肝捐贈,接受第二次移植手術。
鄭凱甄與肝臟醫療團隊都相信,若無她的肝臟,鄧桂思是等不及等候屍肝的。她向記者說,「用我的肝換一星期生命非常值得。」
這是殊不平凡的「平常心」。在道德哲學,要去到很高的境界才是「毋必、毋固」,意思是,當你我正心誠意做一件事,你不會執著必需要見到結果最符合自己的心意才覺安心。
個案引起共鳴,衞生署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的登記人數上升,由本月第一個星期只有數百人,增至一星期有1,500多人登記。
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累積至今有25萬多人登記,比起其他地區,人數還是很少。
香港可能是一個很特別的社會,一般人樂於助人,尤其當遇上需要救急扶危的情況,更是不會計較,而且社會對器官捐贈看法又非常正面,但登記器官捐贈的人數卻是這樣少!不是政府未有宣傳教育,去年就加大力度做宣傳,多了5萬人登記才來到25萬這個數目。在器官捐贈文化和制度成熟的國家,登記的人口比例要比香港高上四、五倍。
香港又特別愛歌頌不平凡的捐贈故事,寄望道德榜樣有助提昇器官捐贈文化。今次鄭凱甄捐捐肝令全城感動之餘,有報道說,港大肝臟醫療團隊提議在瑪麗醫院設立「好心人」活肝捐贈名冊。
記者問我怎樣看,我說不要先定立場,弄清楚裡面牽涉的倫理和實施問題才好。
因而帶出另一個話題:香港應否設立「預設默許」的捐贈制度,即除非死者生前反對,否則預設他願意在死後捐出器官。
二選一,我認為考慮「預設默許」的捐贈制度,好過考慮設立「好心人」活器官及組織捐贈名冊。前者比較接近普通人樂於助人的平常心,後者是要求相當程度的犧牲。一般而言,我對建立在道德上期望普通人犧牲自己的公共政策總是比較警惕。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7429日,經修節。



2017年4月19日 星期三

與記者談未成年青少年捐活肝

413日星期四是復活節長假期的前一日。晚上覆《明報》「星期日生活」記者梁仲禮電話,談未成年青少年捐活肝的問題。三天前,17歲零  9個月大,欠3個月才合法例規定捐肝救母的少女向公眾陳情,掀起法律是否應緊急修訂的問題。
記者綜合了我與其他接受訪問的學者,寫成〈救一個人 製造一個病人〉,416日刊出。(http://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0416/s00005/1492278497368)

以下節錄文章部分。
但正如區結成醫生所說,沒有一條法例可以照顧到一千種可能,像今次,17歲零9個月大的長女,被還欠3個月距離的法定門檻擋下了捐肝救母的意願,天幸是星期四傳出消息,媽媽鄧桂思得到有心人捐出合適的肝臟,手術定下來,意外已掀起守法還是人命要緊的討論,哽在喉頭,有待下嚥。
「我覺得現在公眾的討論,似乎是有少少將兩件事混淆在一起去思考。」區結成醫生去年從醫管局退下火線,現為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總監,他認為要討論18歲未滿的人是否有向其他人捐出器官的自主權前,先要看在一般醫療情况下,如何處理當事人未成年的情况。
「一般在普通法中,一名病人簽紙做手術或拒絕不做手術,也會有一個成年及未成年的分界線,但比如十六七歲,其實也有相當的心智可以理解關於自己的福祉的事情,那作為醫生便要好小心去聽那位少年的意見。」一般醫療情况,未成年人士需要父母簽紙,子女的意願便是一個附帶的知情同意,粗略地說,父母那份是大,子女那份是細:「但如果細的那一份堅決不肯做手術,醫生也無法縛你上牀,所以也要傾,反過來說,有些手術對於子女健康很重要,父母因為個人原因不肯簽紙,最極端的情况便是醫生去尋求法庭的declaration去進行手術。」
未成年 自主「受惠」 不可自主「犧牲」?
「出發點是個人對自己身體自主的概念,我自己的身體有病,我自己可不可以話到事?為什麼我要18歲才可以自主自己的身體,而我17歲半,我媽便可以因為迷信而為我拒絕一個手術?」將這一種自主權的概念套用到捐肝救母的事件上去考慮,便衍生了今天不少人對《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下稱「條例」)中18歲門檻的質疑:「但我剛才說的尊重青少年的自主權,是指在醫療上對他們身體有益的治療,今次講的是器官捐贈,是犧牲自己去幫助其他人,而且法例條文上限制了你可以考慮的空間,所以尊重自主的原則變成了不是絕對的,還要和其他事情一併考慮——當有一個法律好清楚,它的出發點是為了保護青少年時,法例的條例處理上便變成了是優先。」
區結成指,「條例」的背景是要保護青少年人,不會在心智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因受到他人、群眾壓力或情緒壓力,而要犧牲自己:「所以它寫到很嚴是有原因的,但現在掉返轉好像人人都覺得不應該寫得那麼嚴,這一點我不一定同意。」
他認為青少年容易受到各種情緒影響,未必能夠完全理解手術的風險:「切較大塊的肝有二百分之一的死亡率,那你說青少年也能夠理解二百分之一的死亡率大概是什麼,但後面還有十到二十多個百分比,會因為手術後整體健康受到影響,那便很難肯定捐贈者是不是能夠清楚了解。所以嚴厲一點去保護青少年,出發點沒錯,道理上也沒錯。」
法外有情 法不容改
他眼中,今次並不是個案和法例本身有衝突,而是法例因應其立法精神,不能處理到一千種可能,遇上了例外情况:「但醫生就是不能判斷什麼是例外情况,醫生不可以話,因為我同情這個人,今次便是例外,然後下次個醫生心腸硬一點,不同情另一個,便不是例外情况;今次是一個和媽咪很親近,媽咪又對她好好,好緊密的母女關係,但如果你換了另一種親屬關係,一種比較少少威嚴式一點的家長,會不會存在一種壓力,青少年必須要捐才能表示自己是孝順?那便會是一個完全不同的處境。」一句「難道守法比人命重要」說來輕淡,放在當事人身上是千斤重的考量。
他傾向在現行法例中尋找酌情的空間:「會不會在某一些情况之下,比如律政司是可以先indicate不會向醫療方提起訴呢?不是話將它(手術)合法化,而是在一些特殊個案中,不採取刑事行動。」但據了解律政司已表明,不能提前斷言沒有法律責任。食物及衛生局長高永文則在修例的建議上口頭開了綠燈,說考慮活體器官捐贈者的法定年齡能否更有彈性,例如由臨牀隊伍評估18歲以下的捐贈者,若心智和身體狀况適合,可給予人體器官移植委員會酌情權。
(下略)





2017年4月12日 星期三

醫院能否變得更好

離開醫管局崗位才幾個月,腦袋很快被新工作浸透,連做夢也「貪新忘舊」,開始出現與生命倫理有關的主題。有一次夢見身在一個前衛的腦科中心,安排與一個嚴重暴力罪犯見面,希望能讓他免受一種治療暴力的大腦微創切割手術,因為這種手術是否符合現代醫學倫理是很成疑問。夢中未來得及見他,他已先從約束病房逃了出來,飛身跳進電梯槽,以下就像一套庸俗的荷李活動作片,沒有什麼道德哲學深度,令我醒來很不滿意。
這個夢其實還是離不開醫院情景。這固然因為生命倫理的課題起碼有三分之二是與醫療有關的,但這樣一個沒有深度的夢也可以有另一種解讀:我沒有來得及讓醫院變得更好。也不是什麼遺憾感覺或者未遂之志。公立醫療服務龐大複雜,一代又一代醫護人員努力是常態。
上星期參加母校香港舊生會的午餐講座,同桌有一個在金融界工作的精英,言談卓有見解,但看來是國際人,並不清楚香港醫管局和公共醫療的系統是什麼樣子。我解說了一下,提到自己退休前的工作是管理質素及安全。他望著我,嚴肅簡潔地問:「那你認為公立醫院是安全的嗎?」
我答道:「可以肯定,與其他發達地區的公營醫院相比,例如英國、加拿大、美國的退伍軍人醫院,我們的安全性並不遜色;我們的比較欠缺的是病人住院的經驗感受方面,流水作業,差強人意。」
原來他有入住公立醫院的經歷,單車意外傷得不輕,送進急症室再上病房。「在急救方面打分我會說值得拿A,但病房之惡劣只可以是C。」他說。
我笑說,以你的背景你可能去錯醫院了,一般的運動創傷,私家醫院可以應付。回心一想,也未必。如果是交通意外,未必可以入私家醫院。我解釋,以「生產力」角度看,香港公立醫院的醫護人員的效率比英國和加拿大高得多,那即是說每人的工作量大得多,所以難免流水作業式運作。
沒有說的是,雖然人手緊張,需求巨大,也不是沒有一些「拆牆鬆綁」的辦法可想。退休前我曾經想過,換種腦筋,放寬對家人探病的限制,再加以好好管理,病人住院的經驗會有改善的。
原載 《東周刊》「一葉一杏林」專欄,2017412日,經修節。


2017年4月8日 星期六

自保與連結之間

多年與母校脫了連繫,上星期Brown University President Christina Paxson來港,香港的alumni安排宴會演講,我錯過了周四晚宴,幸好周五沒偷懶,中午雨中去了交易廣場,聽到Prof. Edward Steinfeld的演講,有啟發,而且是以一個生氣勃勃的個案故事來立論。
他講在TrumpBrexit時代,世界變得disconnected (譯作「分裂」嫌太重,可能近似「各家自掃門前雪」),中國、歐美與英國都有「自己顧自己」的排外心態,但工業與應用科技創新,卻是越connected越有希望一起發展,甚至解決全球的大問題,例如氣候與糧食問題。
Prof. Steinfeld說,President Trump美國正在冒起的「自掃門前雪」論述,把中國理解為國家主導的龐大製造業機器,不擇手段地搶走美國工人的飯碗;但二十年來的實證研究顯示了另一面:中國工業與應用科技方面狂熱的創新,很大部分是為滿足城市化和中產化的內需,而且活力在民間而不在國家機器。
個案故事在近二十年前的合肥市。那種產品叫「大米色選機」,利用白米與異色顆粒光學特性的差異,將大米中的異色顆粒(例如小砂石和外殼未淨的米粒)分揀出來,成為合中產消費者心水、白雪雪的大米。這在當時是高科技,全國只有幾台瑞士進口貨,成本貴,無人會投資使用。合肥當時是無大活力的二線城市,但有個創業者見到這應用科技,決心土產,就買入一部拆開研究如何自製。
找不到國企合作,科技大學也不感興趣,他自己請幾個工程師就動手。機械部分弄好了,光學感應部件卻不能土製,最後連結到解放軍的科技研發人員協助解決。然後是挨家逐戶向大米生產工廠推銷試用。三兩年間大受市場歡迎,合肥因這新工業而蓬勃起來了。
Steinfeld的立論是,哪兒有生意有市場還是其次,數碼革命在中國真的已經發生,應用科技創新的活力大,參與創新的前提是開放連結,不是閉關自保。Trump以復興美國傳統製造業為口號,自保心態是一種倒退。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748,經修節。




圖片來源:www.colorsort.cn

2017年3月25日 星期六

偶然遇見

上周初去數碼港University of Chicago Hong Kong Centre聽一個研討會,在地鐵遇上講者范瑞平教授,久違的哲學學者朋友。他說周五在城大主辦一個有關器官捐贈倫理的工作坊,邀約我出席。恰好周五上午我得空,那便去了。
家中大裝修,我暫住一處服務式住宅,近鐵站往城大很方便,就不開車了。我試過在九龍塘站城大走錯路,因而遲到,今次便提早出門。這卻又早得太厲害,鐵到九龍塘,我賴著不下車,多坐了兩個站再坐回頭車,在車廂看手機打發時間。
回到九龍塘站了,出閘沒有幾步,在行人不算多的甬道上,遇上一個老婆婆「嘣」地摔跌地上。她一手撐地,兩腳朝天呼痛,兩個青年停步待要扶她,她耍手不要,口中喃喃自語:「冇呀唔係有心臟()
我停了步,並沒有圍上去,只細細察看她有無中風或骨折的徵狀,若是嚴重才幫手好了。
她終於站起身了,自握著手腕說有些痛。兩個青年示意對不起然後才離去。原來一直在自言自語的是:「冇心撞呀」自己被碰跌在地,第一反應竟是為人辯護,善良的老婆婆!
我趨前說:「要不要給我看看你的手?我是醫生。」她又說不要,並自舉步離去。
這時我方才注意到,原來有一個男子與她一起的。男子拿著小行李拖架,遠遠站開,絕不碰她,待老婆婆能起步了,才與她一起走,默不作聲。
我左轉離開,行了十數步,下意識回頭望一望,竟又見到她一個人拖著小行李拖架,站在遠處牆邊,男子卻不見了。老婆婆身旁是一疊疊上班一族看完即棄的免費報紙,她在撿拾回收。原來是在去「開工」途中被青年碰倒,那男子是分派工作地點的「工頭」吧?
善良而且仍在辛勞工作的老婆婆!遠遠距離,她竟然也望見我,更輕輕揮手點頭表示謝意。
要不是來城大出席工作坊,又無聊地又多坐兩站再坐回頭車,就不會遇上她跌倒。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7325,經修節。



2017年3月16日 星期四

我的快樂工作空間

我從醫管局退休前,在總部辦公室的「劏房」鄰居是李夏茵醫生。那個房間風水好,我離開前不久,她榮升策略發展總監,我自己則遇上一份意外地合心意的工作。
前兩周她在本欄刊出了一篇文章,內容與同事抬槓,但是point的。事緣有同事邀請她在員工大會就「如何營造一個快樂的工作環境」作簡單的分享。她說,這題目匪夷所思啊,快樂是一種感覺,工作環境是死物,怎會有「快樂的」呢?她認同在工作間同事要互相尊重和打氣,但在工作中,別人真的有責任要令自己快樂嗎?快樂要自己尋覓。
我想,不是啊,現在這一代做爸媽的不都在為孩子尋覓「愉快的學習環境」嗎?在香港尋找不到,送去外國,有些還真的找到了。「愉快的學習環境」就是「讓人愉快地學習的環境」。
以我們昔日為鄰的辦公室「劏房」為例,她那邊常常有人串門,工作之餘有歡快聊天的人氣聲音,我這邊寂靜;她那邊很多盆栽植物,花草茂盛,我這邊只剩仙人掌未曾渴死。風水本來相若,但她那個「劏房」是比較快樂的工作空間。
我在醫管局總部先後做過兩個事務繁多的崗位,都做得愉快,這主要是上司給空間,沒有事事過問。工作愉快,卻沒有餘力為同事打氣,只是保持尊重,不讓工作空間變人間煉獄,便算盡了一份義務。
李醫生說的不錯:尋覓快樂,主要還要靠自己。莊子境界很高,他說「魚相忘於江湖」,都是講「自得其樂」而已。
人與人之間也有另一種關懷,叫 「相濡以沫」,那是慘澹的環境呢,水都乾涸了,魚兒互吐白沫讓同伴保持起碼的濕濡。
快樂地工作,梁啟超稱之為「樂業」;「樂業」不易,最少應該「敬業」,尊重自己的工作,在工作中建立尊嚴。
上星期我又上班了,來到一個校園工作,有圖書館,有魚池小徑,有熙來攘往的青春學子,有學者為伴,更有適度挑戰,這樣的環境還不算快樂的工作空間嗎?
原載 《東周刊》「一葉一杏林」專欄,2017315日,經修節。




2017年3月12日 星期日

和解

特首選舉,三人取得足夠提名票「入閘」,葉太入不到,當然有點酸,但我覺得她的一些評論是fair comments,並非酸葡萄心理作祟。她說,中央對林鄭月娥支持力度日增,會令人覺得是這是假的選舉;而即使下屆行政長官是高票當選,也不等於施政就會風平浪靜。
也是fairly speaking,林太本人未必想得到那種「出晒面」的「撐」,尤其是那些敲邊鼓的諂諛中央的人「幫忙」扣她的對手曾先生帽子,甚麼惡毒罪名也說得出口,更不是林太愛喝的那杯茶吧?
我相信林太本人未必想得那種味道的「撐」,因為我相信她跟兩位對手一樣,希望未來五年可以促進香港社會各方和解。醜化對方無助和解。
和解與和諧不同。後者只是理想的想像,香港社會集「現代」、「前現代」及「後現代」於一身,各種真氣邪氣在體內亂竄,經絡上下左右都不通,追求「和諧社會」是自欺欺人。其實中國大環境也是這樣:威權統治加肅整手段成功壓下矛盾和鼓躁,但那不是「和諧」。
和解應該是具體的。Give and take的前提並非好好醜醜一人行一步便握手言和,需要尊重對方的堅持甚至執著,耐心抽絲剝繭,尋找底下雙方的共同之處,互諒先行。
近日立法會書面質詢,民主黨許智峰議員查醫管局詢醫管局近年有關申索個案的數字,帶出不錯的訊息。過去五年,醫管局合共收到613宗申索個案,數字有遞減的趨勢,去年僅收到94宗,是近五年收到申索個案數字最少的一年。
我在退休前有份管理醫管局的處理投訴機制,知道前線如何雙管齊下在壓力中改進服務和與病者家人的溝通。認真地看待不滿,間接減少了申索個案數字。當然,前提是服務的質素與安全保持到水準,否則無論多用心處理投訴也是枉然。
這些經驗對香港社會的和解有參考價值。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7311,經修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