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23日 星期日

小氣旋安魂

無端端被小氣旋殺悼周日安排好的活動,讀到廖偉棠安魂曲組詩得到補償。第6首《其後,雨》絶好,渾成感人。第3首只有4句,末句「而舉國翹首,準備好為一驚雷送上提早聾掉的耳朵。」痛入心脾。



2017年7月22日 星期六

醫治劉曉波

劉曉波在瀋陽中國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病逝,他是末期肝癌病人,又是帶罪之身。他的意願是出國就醫,《環球時報》的社論說〈劉曉波的癌症治療不能被政治化〉。他垂危時,遇上香港DSE放榜,如常出了幾位「狀元」,除了一位全都選擇讀醫科,好事的記者問他們是否贊成讓劉出國,贊成的比較多,有一位說,從醫生角度,不應考慮其政治背景,應以病人利益出發。另一位說得更明白:希望大家不要用政治角度看,應以最符合劉的意願和健康的醫療方案。
從保外就醫到病歿,只有一個多月。他去世前十多天,中國政府讓德國醫學教授Markus W Buchler和美國Joseph M. Herman教授參加會診,說他們也認同中國醫生的診斷,使用「姑息治療」(香港稱為紓緩治療) 不過外國專家也說或許存在其他選擇,例如放射治療。
後來,不知如何,卻又變成積極搶救,包括洗腎,甚至建議駁呼吸機,只是家屬反對才沒有插喉。這可不是「姑息治療」了。整體的感覺是,希望大家看見醫療團隊已經盡力,即使送他出國也不能得到更好的醫治。他死後,消息又說,是在外國教授會診時,劉曉波才第一次表達想出國就醫的意願,似乎暗示是因為提出得晚了,轉運不安全,因而不適合出國治療。
醫治一個末期癌症病人,做得好不好,主要的尺度不是能否用盡醫療手段延長幾天生命。在西方社會,重點是尊重病人意願;在中國和東亞一些社會,可以加上親人意願。越近臨終,越是不應由醫生界定何謂病人的最佳利益。
但是從外面看,我的最大疑惑不在他到底應否出國,而在他保外就醫之前,到底是得到什麼樣的醫治。有段流出來的短片展示他提起雙手放在後枕,接受CT掃描。這本是為了証明在獄中也有得到診斷檢查,問題是片中的他精神尚好,並未見末期癌病消瘦,應該是好幾個月前的錄像。那麼我的疑惑是,CT不可能照不出肝癌腫瘤,即是他很早便已被診斷了,診斷之後,他們有沒有及早給他治療?
人都死了,火化成灰,問也無意義?不一定。在盡量體面的臨終醫療之前,監獄當局有無疏忽,並不是一個政治問題,也與外國是否施壓干預無關。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7722日,經修節。

2017年7月18日 星期二

這個生命倫理學長者

昨天刊登在《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我現在工作的生命倫理學中心與他創立的Hastings Center有少少淵源。如果他當年沒有創業,今天的我就不會有機會在這方面工作,真是說來奇怪。

…… 1969年, Callahan已是多個孩子的父親,39歲才來創業,與精神科醫學教授朋友Willard Gaylin 在所居的河畔小鎮Hastings-on-Hudson共同創辦一所獨立的民間倫理學研究中心Hastings CenterHastings無疑是世界上第一所研究生命倫理課題的中心,畢竟Bioethics這個名詞還是在1970年才誕生的!
Callahan在一篇文章說,創業之初,Callahan家中臥室便是規劃辦公室兼文具倉庫;Gaylin的房子則放置複印機和儲存文件檔案。但他們一開始便充滿信心,相信必會成功。他回想70年代的美國社會創業蔚然成風,Hastings算得上是開風氣之先,他不無自得地說:「稍後Steve Jobs Bill Gates也加入冒險創業潮流,我聽說他們也幹得不錯。」





構思《當我用心寫:一個醫生的十年記》 那一天

明天書展,我的一本新書有十年心情。謝謝「花千樹」Thomas Cheryl用心編輯、校正、出版。
書的〈代序〉:「這是我退休前清假的第9天,早上在辦公室清理電腦內的檔案,靜靜地翻看,到某一刻,忽然想這樣『做』一本書:重讀近10年間自己在紙上、網上的東西,看哪些是用心寫的;看用心寫時,反映那些年怎樣的世界:生活、醫事、香港內外。
恰巧在這一天聽到特首宣告不再連任。



2017年7月16日 星期日

《一隻鳥又一隻鳥》 劉霞

我們
在很早以前
就常常說起那隻鳥
不知道來自哪裏的鳥
我們興致勃勃
它給我們帶來了笑聲
-----
冬天的一個晚上
是晚上,它真的來了
我們睡得很沉
誰也沒有看見它
就在有太陽的早晨
我們看見它留在玻璃上的
小小的影子
它印在那裡
好久不肯離去
-----
我們討厭冬天了
討厭冬天長長的睡眠
我們想讓紅色的燈
長久地亮着
告訴那隻鳥
我們在等待
-----
院裡的葡萄
又爬滿架子了
窗子不再關上
我們仍然記得那隻鳥
只是不再談起它
-----
一個星期天
天陰沉沉的,沒有雨
我們一起出門了
去時裝店給我買了一件新衣服
天黑下來的時候,又去
那個人很多的餛飩舖子
一人吃了兩大碗餛飩
回來的路上
我們不吭聲了
心裏覺得有點不舒服
-----
到家了
院子裡那盞燈忽明忽暗
一串青青的葡萄落在台階上
我們同時止住了步子
望了望天
又趕緊低下了頭
它來過了
可我們不敢說
只是在心裏想着
生怕它永遠不再來了
-----
門終於開了
紅色的光神秘地鋪開
在有格子的紙上
你寫不出字了
我想試一試新衣服
卻怎麼也解不開釦子
-----
它又來過了
-----
19835

來源:「端傳媒」:《劉曉波75日最後手稿全文披露,送給劉霞的最後禮物》
 

2017年7月8日 星期六

防微杜漸不易

「防微杜漸」可能是醫學概念。及早防治疾病,道理易明。不過,看歷史典故,那原來是一個奉勸小皇帝勿讓太后專權的故事。
東漢和帝即位時只有十歲,竇太后臨朝聽政。她不是和帝的親母,臨朝聽政之外部署專政,培養勢力,讓自己的哥哥當大將軍,其他三個兄弟都封侯,朝政變成竇氏親信的世界。大臣丁鴻不畏竇家強權,趁日蝕天象向已漸年長的和帝進言,應親攬政權,制止竇家權傾朝野的趨勢。和帝信納,命丁鴻為太尉兼衛尉,駐守宮廷,收回竇氏兵權。
在這個典故,朝政已經瀕危,和帝權力幾乎已被架空,在病入膏肓之前總算及時扭轉局面,令人為之揑一把汗。
試想想,換了在清朝,慈禧垂簾聽政,光緒帝最初只是聽取康有為、梁啟超等士人的維新建議推行改革,慈禧亦默許,但當觸碰到「君主立憲」主張,慈禧受不了,而且傳聞改革派之中有激進主張要囚禁慈禧,令變法可以徹底實行,觸碰底線的結果是改革夭折,康有為、梁啟超逃亡、譚嗣同被捕殺,光緒帝被軟禁。最後慈禧重新專政,孫中山、黃興等走向革命,推翻清朝,建立共和民國。
如果我們的中學教育恢復中史科,這兩段歷史故事可以放在一起閱讀,但是歷史真的不容易閱讀。滿清覆亡,到底是因為光緒未能像東漢和帝那樣「防微杜漸」防止慈禧太后專權?還是因為慈禧未曾及早鐵腕對付康有為等危險知識分子,更未能禁絕立憲與共和的危險思想傳播?抑或是,慈禧的頑固才是滿清覆亡的根由?
重覆歷史錯誤比以史為鑑容易得多。開闢新路真的很難,而且人們對歷史的認知和理解常常要屈從於現實政治。相比之下,醫學概念就比較容易掌握:「防微」屬於預防,有效的預防方法大多是溫和的;「杜漸」則是對抗性的治療,「杜」是杜絕的意思,這是下重藥。正確用藥有兩個條件:一是要有準確的診斷,不能見孩子發燒就慣性處方抗生素;二是要充分考慮藥物本身有毒性和副作用,不要把病人連病灶一齊消滅。在中醫更多一重智慧:要細察病人的體質。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7429日,經修節。

2017年7月5日 星期三

紙皮陣

周日從中環碼頭坐船往離島,在行人天橋上穿過滿地外傭的「紙皮陣」。她們利用紙皮摺出一道一道紙牆,造出格子空間,有些更內有「劏房」儲物和放置音響組合播放勁歌。一班班外傭就坐在各自的格子裡快樂自得地消磨假期。我自然想起上月那樁「紙皮」新聞:75歲朱婆婆以一元向外傭售賣紙皮,食環署以「無牌販賣」罪名檢控,被各界炮轟不近人情,最終被迫決定撤銷檢控。
城市節奏急促,昨天的新聞是明天舊聞,真的是事過境遷。但穿過紙皮陣時,很鮮明地記起食環署前線人員不忿之言:條例「白紙黑字」,拘捕工作是法律對食環署人員的要求,很嚴肅,要前線人員看個別違法人士的背景是否值得同情,酌情寬鬆處理,執法便有如「走鋼線」。
那是「依足規矩」的思維。不是說香港比內地可取的優點之一是凡事也「有規有矩」麼?
如果香港的優點是凡事「有規有矩」,那麼如何理解周日假期遍佈各區的「紙皮陣」?
沿著這個問題問下去,對朱婆婆一元賣紙皮的個案應如何處理也會有點啟示。一般而言,「依足規矩」好過「一時一樣」,酌情權不宜濫用,否則原有的規矩很易變模糊。然而在朱婆婆以一元賣紙皮的個案,不能想也不想就予以檢控。為什麼?
法律學者有文章分析一番,認為不應予以檢控,因為嚴厲檢控與所犯的事的嚴重程度不合乎比例。這是法律和倫理通用的proportionality原則。這是對的,但前線執法人員卻也不容易拿揑「合乎比例原則」。
「紙皮陣」現象提供了另一個原則:一致性(consistency)。在周日中環場景,滿街「紙皮陣」本身就是執法部門長期而且大規模地酌情容忍的結果。一年到晚有幾十日假期,成千上萬外傭的紙皮陣明顯阻街但被容忍,遍地紙皮是周日香港的生態,今天有一個老婆婆賣紙皮給外傭,是「紙皮陣」生態中的滄海一粟!
惹起眾人議論的社會事件,常常有豐富的層次可以從多角度思考觀察。最近讀到一個「社區藝術地圖」計劃,有藝術家帶領教師走進周日菲傭聚集的地帶,讓他們漫步觀察,日後再帶學生來學習。紙皮陣中有日常生活藝術,這也是有意思的觀察角度。
原載 《東周刊》「一葉一杏林」專欄,201775日。


2017年6月24日 星期六

2047醫療何去何從

上周六聽「公民實踐論壇」,主題是《2047 香港何去何從? Quo Vadis?》,Quo Vadis是拉丁語,問where are we going五位講者(曾鈺成、李柱銘、羅冠聰、吳靄儀、伍嘉良)的演講各有動人的地方,立場與視點固然不盡相同,但同樣有一絲「心所謂危」的憂思。
我是聽得有些觸動的,但是很奇怪,從這個論壇回來,被觸動的憂思飄移去了另一個主題。我想:香港醫療在未來30年何去何從?Quo Vadis?
早前政府委託港大評估香港醫療專業人力供求(2030),報告出爐了,引起討論,焦點落在未來醫療專業九大工種可能出現人手短缺,醫生及護士都缺過千人。一些醫學界人士不表認同,有人更以「陰謀論」視之,認為誇大人手短缺是為未來輸入外來醫生鋪路。港大醫學院梁卓偉院長在電視訪問中回應,說醫生人手的確並不足夠,但引入外來醫生爭議性較大,政府可先促進公私營醫療分流,並努力增加與業界的互信。
未來香港醫療何去何從,問題比專業人手大得多。203013年後,204730年後,香港醫療的現有格局如果不改變,未來的困難與危機將是巨大的。相比之下,日常在公眾層面爭論和關注的焦點,實在狹窄到難以形容。
或者問題太大太複雜,大到各方(政府、公眾、醫療專業)都不想直接面對。
宏觀看,世界各地的醫療服務面對同樣的困難與危機:人口老化、醫學科技通脹,公共財政難以負擔;公眾期望高胃口大;專業人手左支右絀。香港的處境與應對未必比其他地區更不濟,但身在此地,我有尤其憂心的理由。
以公立醫院服務為例,只看一斑:政府按財政收入的一定比例,每年以一筆過撥款方式給醫管局做預算案,好處是公共醫療開支不會失控地飈升,但其實只是將人口老化和醫學科技通脹的問題搬進公立醫院裡面,期望醫管局以管理和組織手段應對。我在公共醫療的職業生涯最後六年參與總部工作,深深體會以微觀手段應對宏觀醫療挑戰是如何吃力的一回事。
何去何從?第一步可能是:闊一點看,看真問題,放下錯置的期望,摒棄讓人感覺良好的陳腔濫調。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7624日,經修節。


2017年6月12日 星期一

生命倫理中文園地

三月初來了中大工作,在生命倫理學中心。五月,在《信報》開闢一個專欄空間,欄名定為《生命倫理線》,每四星期用半版寫一長一短兩篇文章。《生命倫理線》這個欄名,我是從手掌掌紋「生命線」想起的。
518日第一回出街,〈1970年一個生字〉寫bioethics這個在香港還算是冷僻的名詞的由來。它起源於1970年,有搭建一座橋的初衷。
今天第二回,〈倫理困惑:病人自主?老來從子?〉,寫臨床上尊重年老病人自主與尊重家人參與兩者之間的張力。
這些文章字數較多,不直接上載這個blog和個人的Facebook了。倒是放到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的網頁比較適合。生命倫理學中心的網頁原本是全英文的,最近開了一個「中文園地」。仍在開始栽種階段。有興趣可以來看看:http://bioethics.med.cuhk.edu.hk/



2017年6月10日 星期六

少年盛氣

中大學生會那篇聲明題為「六四情不再,悼念何時了」,一句「悼念經已走到盡頭,六四需要被劃下休止符,直至回聲再響」頗見文采,成功掀起爭論。
聲明展示了一絲少年盛氣:自己再也沒有了感覺,因而選擇不去參加任何悼念活動,這是自由;說其他人應該完全停止悼念,便是盛氣。
聲明的理由其實不是十分明確的。到底是覺得悼念沒有力量、沒有作用?還是沒有新意?是對集體式悼念「行禮如儀」反感?還是認為根本不應悼念在香港以外的中國土地上任何受苦難而死的人?學生會會長區子灝的回答或者是all of the above。不過這些理由當中,不少是互相矛盾的。
「行禮如儀」一詞值得細想。這是輕蔑的用詞,討厭繁文縟節,不滿只顧按照禮節程序,失卻真心和初衷。英語just a ritual也是這種貶義。
年輕也有年輕的ritual。新一代人結婚比我這一代多了不少ritual,安排求婚有指定動作;影結婚套餐相屬人有我有;接新娘要有各式標準玩新郎戲碼;來到婚禮上播放男女雙方由嬰兒到拍拖的老照片配以半公式化的浪漫音樂;新人要揸咪講一番感性宣言……,一點也不灑脫。不灑脫並不要緊,只要裡面充盈真心喜悅和愛便好。
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畢業禮都有不少行禮如儀的成分,那些畢業生的父母大多只關心子女上台的半分鐘,其餘時間十分漫長,未有手機的年代左顧右盼,有了手機各自低頭消遣。學生會不曾主張為畢業禮劃休止符。
我自己也不大喜歡繁文縟節,覺得大多禮儀都是有些冗長沉悶的,尤其怕參加裝腔作勢的儀式。話明是「禮儀」就不會天天新款,刻意創新容易變成裝腔作勢。但我以為禮儀是一種尊重,把「自我」放下,指定動作便有意思。有點簡約的美學在其中更好。
近年心情轉向,怕重口味,愛清淡,這種心情離「盛氣」漸遠。其實少年有些盛氣不是壞事,完全追隨社會成規反而有些可怕。只是不要變得冷漠無情就好。即使不唱關心公義的高調,想一想,當年那些學生都是你們一樣年紀、有想法和有未來的人。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7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