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請勿急救」

去年底從醫管局退下火線，至今剛好一年。近日在伊院作嘉賓演講，題目是「給醫護人員的一點信息」。開場白講兩句退休體會，我說人離開公共醫療崗位，會發生兩樣變化：一是對醫療新聞的觸覺和心理上的拍子不同了；二是在日常生活社交中談及醫療，七嘴八舌的不再是同事和同行，少了服務提供者的聲音，親友多的是醫療服務使用者。

上星期有一樁不大不小的新聞：一位中年女士在社區聽了講座，想到死亡也要有尊嚴不要勉強被急救，就在私家醫生見證下簽了預設醫療指示(advance directive，簡稱AD)。其實她並沒有嚴重的晚期疾病，但因為丈夫不幸成為「植物人」而未及簽訂AD，於是下此決心。她也是公立醫院專科門診病人，想將AD 表格記錄在公院病歷以作保障，但目前醫管局的AD內部記錄是為「罹患末期或嚴重不可逆轉疾病的病人」而設的，她只能向傳媒訴苦。

我在醫管局時有份參與制訂「預設醫療指示指引」，頗為清楚通盤考慮，包括為何並不鼓勵未有患上嚴重晚期疾病的人士一早就簽定AD。善用AD需要連著治療計劃、在具體病情的脈絡中來訂立，才能避免日後複雜情景中產生的紛爭。

但我也清楚在普通法框架下，一個普通人訂立AD，如果經過深思熟慮，指示能寫得具體準確，那麼即使在訂立時並未患上嚴重晚期疾病，那指示仍是應予尊重的。再者，現在我漸入老年，不止一次有親友問我在香港怎樣可以訂立可靠的AD以求安心。說真的，現今醫療技術搶救危殆病人的「超能力」，在普通人看來可能是可怕的。「求死不得」不只是一種說法，是真實恐懼。

醫管局的AD機制是多年前基於法律改革委員會建議的框架而設計的。十年過去，無論是社會、病人、醫護人員甚至政府，對這課題都有比較成熟的認知，2018年可能是一個好年份，各方攜手完整地檢視一次這個很有意義的課題。

略作申報：兩個月前我剛接受了醫管局臨床倫理委員會主席的任命，是義務工作；我現今在中文大學從事生命倫理的工作，一個關注範疇也正是生死的倫理課題，無論戴哪一頂帽都要關心這件事。即使甚麼帽都不戴，我還是認為，這是2018年很值得做的事。

原載 《東周刊》「一葉一杏林」專欄，2017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