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17日 星期六

顏色的生死戰

香港會否走向「玉石俱焚」的境地,目前還看不出來,我看是有可能的。
中文成語四字詞大多數是言簡意賅而又籠統含糊,「玉石俱焚」很嚴重,有必要準確地界定,不宜任人聯想。我近期的思考是,在什麼樣的條件下會發生「玉石俱焚」?其中一個提示來自國務院港澳辦和中聯辦87日在深圳舉辦的香港局勢座談會。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引述「部份香港人士」說反修例事件已經變質,帶有明顯的「顏色革命」特徵;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就表明現時鬥爭已是一場關乎香港前途命運的「生死戰」。
我認為出現玉石俱焚的客觀條件是雙向互動的:當反佔中抗爭由激烈的勇武行動主導,遇上官方陣營由火紅的鬥爭思想主導的話,「生死戰」就有可能走向「玉石俱焚」或「攬炒」的結局。
在深圳座談會之後,「多維新聞」有一篇文章〈北京姿態驟變:香港處于顏色革命風口浪尖〉似乎熟知官方思維,它分析張曉明主任是在通報中南海就香港當前局勢的高層指示,為反修例街頭運動定性並發出警告,中央可能改變對理香港局勢的「動作幅度」。同一天,特區政府原中央政策組顧問王卓祺在《明報》發表題目溫和而內容殺氣騰騰的文章〈對香港反中動亂的幾點觀察〉,確鑿認定這是反中亂港的政治動亂,預言極端分子最終會與暴力及恐怖主義連在一起,而721日在中聯辦門外的示威行徑是辱華事件,已令香港蛻變為反中基地。他的結論是「港獨已經根深柢固,與台獨、疆獨、藏獨同等嚴重,並駕齊驅。」
我年前在工作上與王卓祺有數面之緣,覺得他處事率直明快,現在讀到他的火紅文章,有些感慨。
在中國現代史,你死我活的鬥爭常是不惜玉石俱焚的。文化大革命之外,反修正主義、清除反革命的鬥爭幾次令國家走進災難。慘烈的摧枯拉朽的政治運動、清算、鬥爭,總有這一類戰鬥檄文敲起警號。歷史不會簡單重覆,但是中國政治有很大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 特性。何謂「路徑依賴」?既有的格局、套路以及範式形成慣性,慣性力量使決策方向一往無前,有選擇也變成沒選擇,一朝起步就走上不歸之路。我看6月至今,不歸路已經逐步成形,如果中央依其慣性邏輯和套路處置局面,而抗爭者同一往無前,無法自我調整,那麼玉石俱焚的條件就基本具備了。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9817日。

2019年8月16日 星期五

說些什麼

726日周五,中大醫科生在校園百萬大道靜坐,抗議前一個周末遲緩的警方任由元朗白衣人暴打市民,港大醫科生也有參加。我坐後排,石階火燙。集會標語是「不再沉默,杏林同行」,但近千名同學只是靜靜坐著。鄭志文醫生到來講一些打氣的話,鄺葆賢醫生呼籲同學參加現場救援工作。有同學分享做志願急救員的故事。
我來只為一同靜坐,卻也有同學認出了,禮貌地請我講話。我說要想想有沒有話真的想講。想著,天黑了,標語布條在晚風中獵獵作響。我講了幾分鐘,關於在集體運動中的個體,關於預感著在前面的凶險。

《這一夜說些什麼》

這一夜我可以說什麼
當我預知一個比這大上千百倍的黑夜
黑壓壓對黑壓壓的是群眾
群眾鬥群眾
幽靈從百年歷史踽踽而來

我預知的不是舊日劫難的輪迴
每一場劫難也是新的
新一代昂首承受時代的新使命
新的呼喚在風中獵獵而響

當年輕人以新鮮心靈和身軀承受劫難
年長的人可以說什麼
他們見過想過或追逐過
如今已擱置或暫緩的理想
他們知道從前一些火熱的歷史
有些青少年不宜

我說每個人也要珍惜自己和身邊每一個人
我沒有說這是一個不值得被它吞噬的黑夜
我不可以說
百年黑夜中踽踽而來的幽靈當中沒有神明

由是我在預知的巨大黑夜中猶疑
要是無人願意走向深淵
我們會否在黑夜中昏睡下一個百年
若不預告前路的凶險
你們能否攀過山巔?
我說不上什麼確切的話,而
天佑此時
幽靈歸去
下弦月冉冉升起
  
《蘋果日報》「醫醫詩詩」專欄,2019823日。


2019年8月12日 星期一

人工智能武器誰負責?

去年,我聽到生物倫理學家朋友正在研究有關人工智能(AI)武器系統的責任和控制問題,初時感到有點驚訝。雖然我知道,生物倫理學的範圍確實包括與嶄新科技有關的各種道德倫理爭議,但我以為它所關注的議題,大體上應屬於民間社會的範疇,而軍事戰爭並不在其內。然而我也立即想起,上個世紀後半葉生物倫理學興起,也是與二戰期間犯下的對人類的罪行有關:納粹德國的醫生和科學家對集中營裡的人群進行了可怕的活人實驗,包括兒童。嶄新技術能影響生命、衝擊社會既有的價值座標和秩序,也就帶來了新的倫理問題,AI武器系統當然也是其中之一。
今年430日,史丹福大學國際安全與合作中心 (簡稱CISAC) 舉辦的一場專題講座,主講者之一Paul Scharre是軍事顧問專家也是美國在阿富汗戰爭的過來人。他觀察,新型武器系統的設計在不斷演進,「我們見到戰爭演變的方式之一,是真人的角色被推離戰場邊界 ——不僅是人身不需在現場,在認知層面也不需要 —— 越來越多的戰鬥攻擊決策是由這些以機器的高速計算系統作出的。」遙控無人機執行攻擊任務是「人身不需在現場」的例子,那尚需要由人操作判斷,而一旦AI發展至可以自主操作判斷,取代人腦,「對於機器代替我們做出生死抉擇能感到安樂嗎?」他問。
                                            依程式射殺一個小孩?
有人認為,AI代人作軍事決策也可以是很合邏輯的。在不少具體的任務上,人的可靠性和決策質素早已被AI超越。例子橫跨各種實用實戰範圍:圍棋、某些醫學診斷工作、金融投資程式買賣,某些範圍的法律諮詢等。完全可以想像,在極端的戰事狀態,人腦會被認知盲點、好勝情緒、固執、殘忍、嗜血等非理性因素左右,釀成慘劇。AI沒有情緒、固執、殘忍等人性,如果預先設定合理合法的演算規則,它的決策不能比人腦優勝嗎?
Scharre並不認同。他舉了一個發生在阿富汗戰役的真實事件為例。有一次,他和小隊被派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邊境尋找塔利班軍人。很快,他們發現一個看來只有5歲或6歲以小女孩帶著一群山羊,在他們的位置附近徘徊。他們意識到這是一個陷阱:小女孩通過無線電為塔利班軍隊報告美軍的位置。依照合法的戰爭規則,一旦確認目標是敵人的作戰成員,己方就可以開槍殲滅以解除威脅。但對於Scharre和他的團隊來說,射殺一個小孩子不是一個選項。他們知道這樣做在道德上是錯誤的。如果由一個AI程式自主決定,結局會否不一樣?
去年4月,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在日內瓦舉行的《常規武器公約》政府專家組會議,針對的就是所謂的「殺手機器」(killer robots)的問題,呼籲各國和團體禁止此類武器。委員會認為,人類必須維持對武器系統和使用武力的清晰控制,以確保能遵守國際法和滿足道德上的關注,因此各國必須緊急致力制定規則,限制殺傷力武器系統的機器自主。最重要的是,人作出的決定,最終有人要為一切後果負責。AI自主的武器系統,由誰負責?
審視AI自主戰爭的倫理
國防科技大學作者趙雲、張煌有一篇原載於「中國社會科學網」的文章〈智能化戰爭的倫理審視〉對AI武器系統自主作戰的倫理問題有很好的分析。這可以分三個範疇討論:
「開戰正義」:指涉訴諸戰爭的權利和合法性的問題。智能空間(包括網絡路空間)的主權與全球公域邊疆有爭議,而有能力發動智能化戰爭的主體數量大大增加,非國家的組織崛起,技術雄厚的大公司和恐怖組織都可以輕易使用。當技術變得低成本、武器可使戰爭做到接近「零傷亡」和「軟殺傷」,戰爭製造者更少顧忌發動戰爭的成本,從而導致小型戰爭更加容易爆發。AI系統必然含有「先發制人」的設計,一旦計算好後果可以接受便可以開戰。
「交戰正義」又稱戰爭行為正義,上面Scharre和他的團隊面對阿富汗小女孩的決定就是例子。一般而言,在戰爭進行過程中參戰各方必須遵循的倫理規則包括「區別性」原則和「相稱性」原則,避免無區別性的濫殺,以及使用與情境和目標不相稱的毀滅性武力。機器人雖然有人工智能,但卻沒有憐憫或悔恨等情感,殺人不會沒有任何的愧疚感,因此,戰爭的目的可以淪為為屠殺而屠殺。
「終戰正義」:這或者可以更準確地稱為「戰後正義」。清算戰爭罪行、釐清戰爭責任是「戰後正義」的首要體現 (其他方面包括承擔戰後重建的義務問題等) 。相對於傳統戰爭中人類就是唯一的責任主體,在使用自主無人智能武器上面,誰要為違反人道規約的作戰決策負責?這在目前難以定論。責任分配是一大困境:武器操控者、軍火商、設計AI的工程師、選擇武器的採購員、戰地指揮員、相關維修保養人員乃至AI武器本身,一大串相關的人和系統,全都可能有責任,但也就是說,追究責任的難度極大。

這些議題也可以橫向思考:AI系統代替人類自動決策,衍生的倫理問題並不限於武器殺傷摧毀而無法問責。自主系統用於醫療決策、教育(例如大學收生) ,以至管理社會秩序(例如內地以大數據建立「社會信用計分制」),背後都有嚴肅的問題需要思考。

原載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2019812日。






2019年8月9日 星期五

紅斑狼瘡的詩

有些詩來自特別的想法。以下的想法由來已久,一直沒有想過與詩有什麼相干。想法是,病痛與求醫常見於文學,例如魯迅小說《藥》,寫茶館主人華老栓夫婦為兒子小栓買人血饅頭治病的故事,諷刺舊社會令人民麻木和愚昧。然而患病對於病者並非文學隱喻,是真真切切的。
不知是不是因為時局激盪,七月一個清晨,這兩句詩冒生腦海:
我的病不是隱喻
衝擊不是象徵
我想,擴充成為一首詩的話,結尾可以是這樣的:「我的病不是隱喻 \ 我是」。
並不是所有天掉下來的詩句都能自然生長成詩,儘管我可以有紀律地試寫,讓它出世。這一回隔了很多天,當中跨過「七一」衝擊立法會事件,也沒有動筆。然後我想到,應該有人寫過「我的病不是隱喻」。上網找,果然。Maggie Levantovskaya 出生於在前蘇聯的烏克蘭,10歲時和家人移民到美國,定居三藩市。她是文學博士,寫自己最初在一次深山旅途上確認身患紅斑狼瘡病,散文如詩。我從中採摘一些片語,成這一首。

《我的病不是隱喻》

我的病不是隱喻
衝擊不是象徵
火焰爆發,沿著我的四肢爬行
落在膝蓋,發出沉鬱嘮叨的痛苦悶聲
我的運動鞋壞了
我在尼加拉瓜種植咖啡和可可的高原上走著
腳底像赤腳走在拋光的石卵上
這只是燠熱和濕氣,我告訴自己
這不是狼瘡。我躺著
醒著,聽著雨打在我們雪松小屋的屋頂上
感覺新形成的瘡潰爛我的舌頭
這不是狼瘡。不知不覺
我已漂流到蘇珊·桑塔格的生命長夜那邊 **

醫生說,用藥要迅猛如火
衝擊你的免疫系統令它震攝降伏
哦,衝擊、震攝、降伏
軍事隱喻在我的身體裡
我的病不是隱喻
我是


**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 -2004),近代西方觸目的女作家。Illness as Metaphor是她在1978發表的名篇。開段是:”Illness is the night-side of life, a more onerous citizenship. Everyone who is born holds dual citizenship, in the kingdom of the well and in the kingdom of the sick.”
蘋果日報》「醫醫詩詩」專欄,201989日。




2019年8月3日 星期六

新思維的羈絆


七一回歸紀念日前後,特首與司局級官員接連說,政府決心要以「新風格」施政。可是經歷一浪浪的衝擊,政府只是用老台辭繼續譴責暴力,因此多數人對「施政新風格」譏誚嗤笑,我卻覺得就算當是思考練習也好,不妨想一想:要做出新風格,有些新思維,難在哪裡?
其實自從6.9反《逃犯條例》修訂大遊行起,在每一次大衝擊之後,政府都有契機可以表現新思維,重新取信於民。在7.21的元朗恐佈暴力事件這契機尤其清晰。當白衣群黨數百人瘋狂襲擊市民而警區放軟手腳,當指揮官面對媒體跋扈地強辯,翌日只要特首明確地講一句「完全不可以接受,必定嚴肅調查發生了什麼事」,就可以是新開始。然而沒有。五天後張建宗司長才表達不可接受的訊息,略為致歉,竟然馬上招來一些警察和工會越級痛斥,而要急忙安撫。
之前政府錯過許多重新出發的契機,不是每次也是與警察工會有關的。政府遲遲不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固然是因為擺不平警察工會,但是寧願用上了許多代名詞也堅持不講「撤回」二字,就一定不關警察的事。相反,及早明確地撤回的話,後來警察面對的衝擊肯定大為減輕。
為什麼在兩個月的特大危機,政府總是看不見、抓不住重新出發的契機?為什麼有如被縛住手腳?所有老反應也沒有一絲「新」的氣息。一兩次如是,三四五六七次如是,特首與政府就深陷流沙泥沼裡。
建制人士的反應模式也是老套,完全幫不上忙,素有民望的高永文醫生也與嚇人的何君堯站台,勉強說一些無說服力的話,這就可以推斷,整個建制的反應是有沉重的政治大框框主導。
老套的反應還要數到劉兆佳教授,每次評論也是重彈「你越反抗中央越強硬」的舊調。就算揣摸得「對」,在客觀上這也是新思維的羈絆。
我看「新風格」對建制人士要求的「新」,其實很可能是一些基本而正常的東西:在位者和有能力影響大局的人,各自做好自己的本分就是了。舉例而言,行政會議成員的角色本來就是廣納言路,這就當好好出力擴大言路。高醫生有人緣,本來應擔當中間溝通者角色,而不是站台表態 。劉教授是政治分析學者,本分是為社會做出能夠服眾的分析,而非老是在演繹中央心意。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983日。




2019年8月2日 星期五

病背後的人

今天的詩借用了威廉‧奧斯勒(William Osler1849-1919)教導年輕醫生的名句:It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o know what sort of a patient has a disease than what sort of a disease a patient has。我在《醫院筆記:時代與人》(香港三聯)一書寫過奧斯勒,他是兼具人文精神、精湛臨床醫術與教學熱忱的典範。

《當我病時》之二

當我病時,醫生在鍵盤輸入
我的故事只剩病史
動過什麼手術,見過哪些醫生
有沒有藥物敏感
我的病歷紀錄了掃描
以及顯微鏡才看得見的細胞病變

百年前一個醫師在病床邊
奧斯勒對年輕學生說
認識那個病背後的人
比認識人背後的病更為重要

當我病時,床邊來了一本書**
說我的國家也病,千秋不癒
這實在難以消受
我問奧斯勒
認識那個病背後的國家
是否比認識國家背後的病更為重要
他只微笑

書中說我的國家是無神論者國土
沒有神與人共憤,無最後審判
歷史是最終的書寫,筆墨青黑
青史事關重大
常讓君王和他的群臣留名
而飢餓者,列著隊等待沉冤平反
偶有餘墨糊口,青黑殘羹

歷史是這樣的醫生
掌管剖驗和診斷,紀錄
百世王朝
千秋漫漫,倘若
有人悄悄
收納顯微鏡看不見的信念
我問奧斯勒
醫生如何診,如何斷


**今屆書展在「閱讀共和國」攤位購得此書,王飛凌的《中華秩序》,八旗文化出版。
《蘋果日報》「醫醫詩詩」專欄,201982日。





2019年7月26日 星期五

在病床上

       這個城市在混亂當中,或者它正在蛻變,或者只是在掙扎成長,或者它走進危難。每天都有衝突、憤怒、暴力和譴責,和更多的憤怒。 同時,每天都有人真的病倒,求醫,或者入院。有些病情好轉,有些惡化。病倒的人當中,有些仍然關心時勢,頻頻在手機上閱讀城市的消息;更多病人太累了,無法跟隨世界轉動。

《當我病時》

當我病時,我的城市也病
我覺得我們常會一起病倒
這似乎不是巧合

當我病時,我的床只是病床
空間縮小到十步之內
如果起來,我怕搖搖欲墜
我得起床梳洗和吃藥
有一本書在我的枕邊
我沒有腦筋閱讀
這時心思飛散
只能看不動腦的電視
而電視高高掛在牆上

不能單靠專業人士幫助度過
我等待有人來訪
打氣,聆聽或者只是陪伴
當我病時,我並不無助
或失落,只是
要用更多氣力去做平常的事
證明自己並不無助

當城市病時,它等待有人來訪
打氣,聆聽或者只是陪伴
它不是無助或失落,只是
費更多氣力也做不好平常的事
它靠專業人士幫助

當城市病倒,哪兒是它的病床?
它的空間縮小了還是變得空曠?
它需要一次徹底的淋浴
吃藥和暴露
當它病時,病況都在電視裡
高高掛著,所有人在看

當我病時,城市也病
這該不是巧合但不確定
我在病,心思飛散
我可能糊塗

《蘋果日報》「醫醫詩詩」專欄,20197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