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7日 星期五

與幽靈共存

在四名立法會議員被霹靂手段褫奪議席那一天,午後我在校園書店打書釘,讀著捨不得放下,就買了楊照的《馬奎斯與他的百年孤寂》。馬奎斯小時由外祖父母撫養生活,外祖父和外祖母對時空的認知迥然不同。我撫著書頁恍然明白,小說中許多百年幽靈從何而來。

他的外祖父一生歷盡阿根廷的許多戰爭戰役,對外祖父來說,標記時間和生命最重要的尺度就是戰爭和的死亡。在沒有戰爭的生命時段,時間彷彿停滯。在外祖母的時空,死人卻是與活人並存的。小時候,馬奎斯愛在他們住的加勒比海沿岸的大房子裡亂跑,外祖母要他乖乖待在一個地方,就會說:「你坐在這裡不要動,千萬不可以去那邊,你如果去那邊的話,會吵到你(死去的)姨婆。」如果小馬奎斯在街上跌倒,她就說:「你看,不乖又被姨婆推了一把了吧?剛剛有沒有看到姨婆啊?啊!我好像看到了。」於是,馬奎斯從小就活在一個充滿幽靈的空間裡。那些幽靈都不是惡鬼,他們是有身分的,是和他有關係的人。

近期我在他報寫一些文革故事,在書店打書釘時心下便想,我的城市也日漸聚集著百年中國的幽靈了。文革不會簡單重演,但那些歷史總是與今天相連,幽靈總是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出沒在我們身邊。

 

《聚散》

 

他們揚鞭策馬而來

以三千大千業力

召滾滾紅塵之眾

 

奪一個寶盆

百年生聚幾許幽靈

而一朝粉碎

如露、泡、夢、電

 

已為墨塵。器皿碎

已無可說

所謂社稷。所謂法

如斯有為

如斯非為

有法可依

無法可想

法自無言

何況非法  

《蘋果日報》「醫醫詩詩」專欄,20201127日。

 



2020年11月24日 星期二

像吳小彥這樣的女孩 (「文革」倒影.六)

吳小彥(1954-1976),文革第一宗冤案主角吳晗的女兒,只活到22歲就在精神病和生活煎熬中去世。她間中寫日記,沒有留下來,但身邊的人對她有不少記述,很多細節令人惻然。一般記述說她患了「精神分裂症」,進出病院,多次試圖自殺,1975年秋因議論「四人幫」被囚禁拷問,精神嚴重錯亂再被送院。這是最後一次了,出院後她服殺蟲藥自殺身亡。我早年曾在精神科工作,讀她的故事有些不同的想法。她患的真的是「精神分裂症」嗎?青春期精神分裂症並不是那樣的。當然,我也不能憑間接的敘述為她確診。

寫吳小彥的故事令我遲疑:具體的細節太多傷痕,在今天的香港不宜用力寫,以免觸發更多鬱悶情緒。我選擇把不同的敍述整合一次,有點抽離地寫。

她和弟弟吳彰都是從孤兒院收養的。吳晗是北京副市長,兩姊弟的童年備受愛護。吳晗還有一個情同養女的外甥女吳翠,她父親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被劃定為「極右分子」,發配到青海改造,吳過繼給吳晗家照顧。翠憶述,當年常常看到吳晗馱著吳小彥滿地爬著玩,也回想到自己小時候,吳晗同樣馱著她爬的歡笑情景。(吳翠,〈吳晗一家的命運〉。)

在很多人的記述,吳小彥是個伶俐的孩子,活潑快樂,直至196511月吳晗忽然被誣陷,《海瑞罷官》被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一家人有如遭受天譴。19665月的一天,學校老師安排學生寫批判吳晗的稿子,點名要吳彰作文譴責爸爸,吳彰不明白爸爸怎麼會是壞蛋。小彥那時讀五年級,為弟弟叫屈,從學校回家看到爸媽就流淚。吳晗把他倆摟到懷裡說:「爸爸知道你委屈,爸對不起你。」自此每次學校要姐弟倆做這種作業,都是吳晗夫婦代筆,讓兩姊弟抄了交功課。

護爸爸展現勇氣

吳小彥是個有勇氣的女孩。19683月吳晗被捕入獄之前他們已被抄家,吳晗經常被拉到大小會場上揪鬥,有時紅衛兵闖入家中,就在院子裡鬥。一次,吳晗跪在院子的地上,被成群人圍著拳打腳踢。躲在海棠樹上的小彥從樹上跳了下來,朝著正在打吳晗的一人猛力踢了一腳,大喊:「回你家打你爸爸去吧!」她突然的爆發嚇得那夥人止住了毆打。又一次深夜,一夥人砸開大門衝進院子抓住吳晗打,小彥聽到慘叫,從被窩裡跳起,光著腳跑到屋外院子裡,撲到吳晗身上,不顧一切用身體護著他。這一次也震懾了施暴的人。之後吳晗被帶走幾天,期間也沒有再挨打。放回來時,進門就說:「虧了有我女兒呀。」(吳翠,同上。)

一天夜裡,袁震叫醒小彥,流著淚告訴她說,你和弟弟不是爸媽親生的,都是從孤兒院裡抱來,本來希望能讓你們過好日子,沒想到卻害了你們。天亮後,她叫小彥帶弟弟到派出所去改戶口,申請證明他們不是親生,希望切割關係以保護他們。派出所的人看了看戶口本,冷然一句:「你們湊合著過吧。」便把他們打發出來。其實即使劃清關係也不會改變兩姊弟的坎坷命運的,從此他們每天在路上被擲石子磚塊追打,叫駡「小狗崽子」是日常。 (李之林,〈吳晗女兒吳小彥之死〉。)

到袁震帶著殘疾受審查被關,吳小彥每天騎單車往返幾十里給她扎針止痛。她只14歲,但袁震把她當作大人,對她說許多對別人不能說的話。最後袁震病弱,從勞改隊給送回家,第二天就惡化送院。因為是「反革命」吳晗的妻子,醫院也不敢認真搶救她。小彥在醫院病床邊,身邊只有一個蘋果,見媽媽眼睛睜開,說我削給你吃一點好嗎?袁震只想喝粥,小彥求醫生讓她熬一碗粥給媽媽,當然也不答應。袁震去世時,小彥見她眼邊有兩滴淚,直覺她未瞑目,日後她精神病發作時就錯覺母親還活著。她常夢到媽媽這兩滴眼淚,到處問人,人死了還會不會流淚。 (蘇雙碧,〈海瑞罷官到文革興起〉。)

埋放骨灰見創傷

袁震去世後約半年後,一天市委派人來接小彥姊弟。吳小彥以為是爸爸釋放了,一路上不停地問,「是不是我爸爸解放了?」他們卻是被帶到醫院,原來吳晗早一天晚上死了。房間裡站著七八個穿軍裝的人,為首一人說,吳晗死了,屍體就在隔壁房間裡,你們可以去看。又說,你們爸爸很壞,要和他劃清界線。小彥沒有看遺體,拉著弟弟走了。這時她15歲。她一個前男友記述,「小彥在對我講那些往事的時候,沒有眼淚,沒有悲傷,只是顯得很興奮,說得又多又快,彷彿急於要把那些一直壓在她心底的沉重的回憶傾瀉出來,也許這樣,她會感到輕鬆一些。她有一個本子,斷斷續續地寫著不多的幾篇日記,在字裡行間,我看到了我所沒有聽到的聲音。」(李之林,同上。)

依當時的處理,「反革命分子」在囚而死,骨灰不會發還家人,吳晗的骨灰日後不知下落,袁震的骨灰則埋在北京西山。埋骨灰的情景盡見創傷:

11月初的一天上午,我(筆按:李之林,小彥的男友)、老久、小彥、吳彰,一行四人,來到西郊八大處。我和老久的書包裡裝著小鐵鍬,小彥背著一個大書包,方方正正,裡面是她媽媽的骨灰。她要我們幫助她把骨灰埋掉。

「我想找個僻靜的角落。但是走到半山腰,小彥看到一塊大石頭上刻著一個斗大的『佛』字,就再也不肯往前走了,一定要把骨灰埋在石頭跟前。我們四個人輪流用兩把掏爐灰的小鏟子挖著,土很硬,裡面至少有一半()大大小小的石頭,所以進展很慢。在不時有遊人路過的地方,做這樣一項工作,我有些不自在。不過在挖得出了一身汗之後,對於那些好奇的目光也就不大介意了。近完工的時候,我手裡的鏟子碰在一塊堅硬的石頭上,折斷了,手上劃了個口子。小彥用她的手絹給我包紮了一下。手絹是淡粉色的,上面還印著白兔子什麼的。最後,我們總算挖成了一個一尺見方,半尺多深的小坑。

「小彥要我和老久下山去等他們。我們向下走,到了看不見那塊石頭的地方就停了下來。這時候,上面隱隱約約傳來低語和哭泣聲--那是小彥和吳彰在向他們的媽媽告別。」(李之林,同上。)

冷酷時代無從安頓

對吳小彥堅持要把她媽媽的骨灰葬在「佛」字下面,李之林有這樣的聯想:父母死後,小彥和吳彰由老媬姆康大娘以吳晗的存款和微薄的福利金照顧著。據小彥說,康大娘滿腦子是靈異古怪的事,活人變鬼,死人顯靈等等,小彥向朋友轉述這些故事的時候,十分認真,好像身邊世界滿是魂靈。

在壓抑的時代,喪親之痛是無從正常梳理的。小彥從不敢在日記裡寫父親。她畫過一幅畫,一個辮子上紥著蝴蝶結的小姑娘站在視窗,向窗外一個站在路上的人揮手,本來題為《爸爸再見》,但是有人提醒她,這會被視為不肯和她的反動爸爸劃清界線,最終畫題要改為《告別》。

父母雙亡後,吳小彥從少女成長為青年,在不同的工厰當工人。她常要遮掩著吳晗女兒的身份,但不是沒有努力開朗地生活過。她有幾次男女之間的交往,但遇不上可以依靠的人,始終無從安頓。時代冷酷,在顛倒的成人世界受盡創傷的孩子,因為嚴厲的政治,得不到安頓生命重新出發的機會,這是吳小彥在今日香港的倒影。

「文革」倒影.四.《明報》世紀版

202011月24日刊出







2020年11月23日 星期一

強制病毒檢測的邊界

在本文定稿前(1115),政府刊憲訂立香港法例第599J章《預防及控制疾病(對若干人士強制檢測)規例》,作為法律根據,可按疫情發展以刊登公告的方式,指明特定類別人士接受強制病毒檢測。上月初 ,食衞局局長透露政府正在準備法律框架,港大袁國勇教授隨後接受訪問時,主張針對有輕微病徵的人士強制檢測,如果不合作,醫生應可將其資料轉交相關部門,由警察及衞生署職員上門跟進。這引起不少關注。我對此這種程度的強制懲處也有保留,在一個訪問中我表示,要在醫患關係中插入檢舉不合作病人的規定,令其可能面對入獄刑責,在疫情未有明顯反彈之前是不相稱的。這引起了一些誤會,以為我是整體反對強制病毒檢測,又或者要等到大爆發才可實施任何強制措施。本文嘗試進一步闡述。

 如果問:「你是否贊成強制病毒檢測?」最合適的回答應該是反問:「在什麼範圍強制?強制到什麼地步?強制措施的作用與限制個人自主的程度是否相稱?」這背後的倫理原則是相稱性(proportionality) 和最低限度的強制(minimum coercion)

公共衛生措施的出發點常是公共利益(common good),有時須以強制手段(例如法例規定車輛乘客扣安全帶) ,不能單邊地基於私隱(privacy)等個人權利而反對。但是另一方面「公共利益」也不能「大石壓死蟹」,更不宜牽上太多政治正確性,要時常考慮「最低限度的強制」。這是任何強制措施的第一條倫理邊界。「最低限度的強制」看似不說自明,但未必得到嚴肅看待。無論什麼措施也需要充分考慮強制和懲處的尺度。要求市民為公共利益而削減一些個人權利是合理的,但這與針對罪行立法畢竟是兩個不同的範圍。

相稱性需要具體看

「相稱性」原則比「最低限度的強制」更為重要,但判斷合理尺度也更具挑戰性。,「相稱性」不可以籠統地判斷,要具體看。例如說,在跨境出入使用健康碼配以入境前和出動後的強制病毒檢測並沒有什麼爭議,如果規定市民持健康碼和強制病毒檢測才可使用公共場所的條件,例如進入商場和康文設施,爭議就較大。

當日我評論的是,要強制有輕微病徵的人士接受病毒驗測,如果出動警察上門,甚至以入獄監禁對付,那是不相稱的。袁國勇教授後來在報章發文(《明報》,1027日;https://news.mingpao.com/pns/觀點/article/20201027/s00012/1603735282812) ,也退了半步,不再強調強硬的威脅性的強制,轉而論述需要強制有病徵人士的具體界定,對於可以如何強制也留了討論空間。文章析述,雖然政府已加強邊境控制,大幅減少豁免檢疫人員之數目,但因為所有檢測方式均有假陰性,14日強制檢疫也只能找出約95%個案,不會杜絕隱性患者攜病毒入境。因此,針對輕微病徵的人士作檢測以助切斷社區傳播鏈,是屬關鍵的高危控制點。

文章也提到,不同的研究發現,約4.2%44%的病患在未出現病徵前(潛伏期)已可播毒,再加上並非所有人也會一有輕微病徵就去診所求醫(不少人會自服成藥或看中醫) ,打了折扣,到診所而又符合強制檢測的病人,可能少於一半。讓有病徵的人絕大部分得到病毒檢測是重要的焦點,但未必是「清零」的關鍵。無論在7月第三波和現今似乎醞釀中的新一波,關口豁免似乎是癥結。從全局看,孤立地重罰不合作的病人的話,可能是不相稱的,尤其是香港並未在流程上做到十分方便病人檢測。今次政府刊憲規定,不依從指示檢測的一般病人,先是定額罰款,之後若收到強制檢測令仍不遵從,可被罰款25,000元和監禁六個月。分兩級懲罰可算是比較溫和,但是否相稱,還得要看具體疫情。像這幾天第四波開始形成,推行強制檢測就較合理。

重啟經濟的倫理邊界

11月初,HK01記者來電訪問,詳談各種防疫措施的強制性考慮,我建議把與出入境有關的措施與境內措施區分討論,因為如上述,出入境的防疫必須從嚴,這沒有特別大的爭議。至於境內的強制措施,針對輕微病徵人士強制檢測、防範新一波疫潮其實只是其一個焦點。另一個需要討論的焦點是關乎重啟經濟的風險,即如何以合乎比例的措施把風險盡量減低,而又把對個人自主、自由的強制規定減至最低限。我猜想,這可能才是政府從速研究強制病毒檢測的法律框架的最大動力。1025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指出,本港經濟情況嚴峻,如能恢復與內地的往來,經濟可大幅回復生氣,但關鍵是需控制好本地疫情令兩地人民安心,而針對不同範圍及目標群體的強制檢測,以至大規模強制檢測是「必不可少」。這是為恢復經濟活動創造條件。1115日他進一步說,要保住經濟,了心必須以爭取「清零」為目標,即使強制檢測會為市民帶來一時不便,卻是「性價比」最高的選擇。

重啟經濟」的題目放諸全球也是一大焦點。一般而言,重啟經濟的重要倫理邊界是不能以市民的生命為代價,但其實任何大幅度放寬經濟活動的措施也會帶來傳播病毒風險,間接就是押上一些生命損失的代價。於是就帶出這個問題,如果實行嚴厲的強制措施,犧牲多些個人自主自由的權利,是可以兼顧重啟經濟和減低人命損失的風險,那麼嚴厲的強制是否就值得支持?我的初步回答仍然是反問:「怎樣的強制?強制到什麼地步?措施的作用與限制個人的程度是否相稱?」如果特區的強制病毒檢測其實是全國重啟經濟一盤棋的一個環節,這就值得更明確地討論。能透明地討論的話,重啟經濟之路會更走得更穩健和更合情理。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20201123




 

 

2020年11月20日 星期五

戰爭來了

我讀到一首很好的小詩,詩題看著陌生,卻又似曾經聽聞。「施捷潘奈克特」(Stepanakert)是亞美尼亞東部山中的城府,位於伊朗以北,亞塞拜疆以西。一年前它還是網站推薦的亞美尼亞旅遊地點,現在是慘烈戰場。詩在1110日清晨之前貼出,早一天,從9月開始的消耗戰走向結局,亞塞拜疆軍隊攻陷了亞美尼亞納卡戰區的補給要塞,斯捷潘奈克特(納卡首府) 即將陷入全面包圍,亞美尼亞軍的東西向補給線一旦截斷,斯捷潘奈克特便是孤城。數萬名亞美尼亞族難民連夜從斯城逃出,車龍在山嶺小路倉皇蠕動。(「死戰高加索…」,聯合新聞網,119)

讀詩之時尚未讀新聞特寫,乍看時不感覺是遠方戰場,反而想到此時的香港。原本我們在城市如常生活,鬥爭忽然淹至,天翻地覆。讀了那篇新聞特寫的細節,才知他們的慘烈,實在是百倍於我們。然而我還是有點固執地如此解讀:這首詩寫在此刻的香港,也含有幾絲對香港的感慨吧?

 

《施捷潘奈克特》   熒惑

 

在和平的時代

我們是我們的山

是我們的祖輩和兒孫

是我們的族人和我們的語言

是我們的首都,邊陲

學校和長眠之地

 

戰爭來了

我們甚麼都不是

我們是我們的逃難者

是我們的遺民

離開納戈爾諾—卡拉巴赫

離開祖輩和兒孫

帶著教堂,學校和墓園

像行李一樣帶著那些山丘離開

 

早兩天美國總統大選剛分出勝負。在消息傳出亞美尼亞人陷入生存亡關頭的時候,好消息卻也傳來,跨國藥廠Pfizer和德國醫藥公司BioNTech合作研製的新冠疫苗宣稱有效,環球股市飈升。同時,香港也在經歷新一浪的政治整肅清洗。此時此刻,有詩為遠方的人同悲,是稀有的同理心和人道精神。

 

《蘋果日報》「醫醫詩詩」專欄,20201120日。




2020年11月13日 星期五

糟蹋元氣

當施政變得義無反顧,執法者順理成章地不饒人,窮追不放的拘捕檢控有震懾力,展示不容輕侮的決心,但同時也不斷糟蹋這個城市亟待恢復的元氣。譬如說,中央最初從寬處理一年的選舉真空期,讓立法會原班議員可以延任,也不要求重新宣誓,議員「埋位」了,執法者卻來大手筆拘捕,算其舊帳,然後又再傳出要DQ其中幾個。這很令人費解,彷彿並不樂見立法會安頓下來,非得驅使對立惡化不可。

手執巨大權力的人一旦自命替天行道,在缺乏制衡之下很容易變得面目猙獰。他不斷改寫何謂公義,不問常情常理,公義的界線就日漸遷移。既有的核心價值崩壞,城市有形無神,只是尸居餘氣吧?

執法者固然可以宣稱自己大公無私,然而當執法心態掉進撩人者賤打死無怨的原始邏輯,把自己絕對合理化,我們的城市就此被粗糙的「新公義」異化了。香港的元氣本來就不甚充沛,何堪如此心態猛打?手執公權力見佛殺佛,伊於胡底?

元氣不是科學概念,不能量度,這也有點像公義:偶爾欠缺,差少少也不見大礙,倘若不斷被勇猛糟蹋,全無反饋和節制,到了一個臨界點社會就會塌陷吧?物理學有「內爆」(implosion)現象,恰似今天香港危城之危。

 

《負傷的靈魂》

 

夜來敲窗

負傷的靈魂沒有四下遊蕩

她來到我的床前

無血無淚

潔淨不見傷痕。她問

為甚麼他們看不見我們

我和我的同伴。問

路上未乾的白漆是甚麼界線

 

我知道,一個受傷的靈魂

如果不再哭泣

或是準備讀出隱藏的傷悲

如果她還有生活

就不必幽幽潛行

但我無法知道

為甚麼人們看不見她

而日復一日

只管在路上髹那斑白的線

 

《蘋果日報》「醫醫詩詩」專欄,20201113日。




 

 

2020年11月10日 星期二

吳晗悲劇:迷失於學術與政治之間 (「文革」倒影.五)

吳晗(1909-1969)「《海瑞罷官》案」是燃點起文化大革命的火藥引,是文革第一宗冤案,日後也是平反文革冤案的起點。吳晗是明史學家,早年是胡適鍾愛提攜的學生。在新中國,他屬於民主黨派人士,歷任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北京市副市長。從一開始他便努力爭取入黨,曾給毛澤東寫信請求。毛澤東批示:「我意還是暫不入黨為宜。」認為吳晗的黨外身分更有用。他在1957年終於成為黨員。之後全國「大躍進」釀成大饑荒,餓殍遍地,毛澤東被迫承認政策有誤,但歸咎於幹部報喜不報憂。毛看了湘劇《生死牌》,見其中有明代清官海瑞為民申冤的情節,就說幹部應學習海瑞剛正不阿的精神,叫人找歷史學家研究以海瑞典型做宣傳工作。這是吳晗觸碰海瑞題目的起點,當然沒有想到後來要為此而家破人亡。

海瑞是明朝清官,侍奉多朝皇帝,最終丟官入獄也是因為進諫,直言嘉靖皇帝「君道不正,迷信妖妄,致吏貪將弱,民不聊生。」吳晗應召寫了一系列文章,《海瑞罵皇帝》、《論海瑞》以及《海瑞罷官》,頗受肯定,還得到毛澤東送贈親筆簽名的《毛澤東選集》。有人認為這是毛澤東對吳晗的認可,未免天真。毛澤東最先是在19594月上海會議期間提出學習「海瑞精神」,一方面叫私人秘書胡喬木找歷史學家宣傳,私下卻說:「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胡喬木當時就分析說,號召大家學海瑞,實際上還是要求不要真的冒出「海瑞」式尖銳的人物。(胡長明,〈毛澤東:《明史》我看了最生氣〉)

吳晗本是極有天分的歷史學者,順勢適時地當了官,但對凶險多變的政治和虛虛實實的權術缺乏基本的觸覺。他的三篇海瑞文章,第一篇《海瑞罵皇帝》只千餘字,屬小試牛刀,《論海瑞》與《海瑞罷官》才是正式地寫。這兩篇寫於19597月廬山會議之前,但發表在廬山會議之後,成為江青和她的文藝打手姚文元羅織罪名的切入點。

《海瑞罷官》劇成為喪鐘

在上海會議上,毛澤東向周恩來提到,他曾建議彭德懷元帥讀《明史·海瑞傳》,問周恩來看過沒有。這之後,彭德懷在廬山會議向毛澤東上「萬言書」,力陳極左政策之弊,大大地觸怒了毛。我們不知道,彭德懷上萬言書是否也與毛澤東提倡海瑞精神有關,但直接後果是被殘忍迫害,後來的罪名包括「裡通外國」。因為吳晗文章發表在廬山會議之後,看起來就像是同情彭德懷和影射毛澤東。彭德懷既已被批判,吳晗還沒有意識到海瑞這個題目是禍根,1960年再應京劇名角馬連良之約,創作新編京劇《海瑞罷官》。

《海瑞罷官》劇公演的反應十分熱烈。《北京文藝》並於19611月在發表劇本全文,好評不少。在《海瑞罷官》劇大獲好評時,毛澤東主席召見了馬連良,共進晚餐,稱讚說,這個戲演得好,「海瑞是個好人,劇本也寫得好」,「應該提倡學習海瑞這樣的人」。第二天,馬連良立刻把毛主席召見的事分別向劇團領導和吳晗彙報,說:「《海瑞罷官》可以站住了。」(袁韻宜,〈《海瑞罷官》始末〉)

這當然也是誤讀了主席的心意。姚文元經江青授意發動文革,以進攻北京市委為起點,第一炮就是19651110日在上海《文匯報》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聲討,12千多字的長文,狠批此劇為「大毒草」。有人形容,這篇文章是吳晗的喪鐘。

姚文元的文章毒辣,但論據牽強。數以千計的讀者去信報章為吳晗抱不平,文化學術界也很多知名人士發聲,但毛澤東一錘定音,說《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這就是咬定了吳晗是惡意影射彭德懷被貶。江青盯上《海瑞罷官》劇、姚文元在上海發文攻擊,說到底是毛澤東授意或默許的,本來就是要由吳晗切入,一波接一波地燒到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和國家主席劉少奇身上。毛澤東曾多次指斥北京市委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他發動文革,目的之一是要讓黨中央大翻轉一次,大破大立。

殘酷批鬥家破人亡

一方面提倡「海瑞精神」,一方面又借批判《海瑞罷官》展開腥風血雨鬥爭,毛澤東自有一套他常用的「一分為二」的說法。他說,不錯海瑞本來是學習榜樣,但「海瑞搬了家了,海瑞是明朝的左派,代表市民階級和經營商業中的大官僚。現在搬到右傾司令部去了,向著馬克思主義作鬥爭。這樣的海瑞,是右派海瑞。」又說:「海瑞歷來是左派,左派海瑞我喜歡。現在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批評缺點,是對的,我支持左派海瑞。」(胡長明,同上。) 吳晗弄不清楚這些忽左忽右的邏輯,就此成為大鬥爭的祭品。

吳晗在文革一開始已遭紅衛兵抄家,連番批鬥極為殘酷,被紅衛兵綁在樹上用皮帶抽打,頭髮幾乎被拉光,頸脖灌熱沙,一家四口被掃出家門。1968年春天,吳晗被正式逮捕,翌年10月死於獄中,骨灰下落不明。他的妻子袁震(1907-1969)早在清華大學時期患脊椎結核病致下肢不良於行,吳晗入獄後,袁震被送進了「勞改隊」,熬了一暑一冬,雙腿完全癱瘓。14歲的女兒小彥每天騎自行車,從城南往返三十多里去照料她,還要代她完成勞務。最終管理人員見袁震病得不成樣子,允許回家看病,小彥和弟弟高興地把袁震接回家。居住在附近的萬里吳晗昔日同為北京副市長,聽說袁震回家了,讓家人送來一鍋紅豆粥,成為袁震的最後晚餐。半夜裡袁震喘氣,送去醫院沒得到好好救治,當天逝世。

袁震因殘疾不能生育,吳小彥姊弟都是從孤兒院收養的,但情同己出。吳小彥在父母死後患上精神病,20歲前後多次出入精神病院,在院內受虐待,在社會上無依傍。1975年秋,她和好友因議論江青「四人幫」被拘禁拷問,門牙被打掉,精神更錯亂了,再被送進精神病院,出院後不久自殺。令人扼腕的是她只差一點點沒等到文革結束,「四人幫」在她自殺後兩星期被打倒下台。弟弟吳彰日後黯然離開中國。

唏噓同情與尖刻批評

對於吳晗慘案,後人唏噓同情者眾,卻也有一種冷冷的評語,認為吳晗選擇放棄學術,走上政治之路是自己的錯誤抉擇;當官之後他一路跟隨政治風向,缺乏獨立人格,在五十年代多次政治運動更積極參與揭發和批鬥攻擊其他舊識。尖刻地看吳晗的人也包括錢鍾書(1910-1998)。文革後中國重新開放,1979年春天中國社會科學院派代表團訪問美國,其中有錢鍾書和費孝通。在耶魯大學,余英時和太太受校方委託招待代表團在家中晚餐,席上談興甚濃,客人各自話滄桑。余英時問起吳晗一家的悲慘遭遇,「有人說了一些前因後果,但默存(錢鍾書別名)先生忽然看著費孝通先生說,『你記得嗎?吳晗在1957年『反右』時期整起別人來不也一樣地無情得很嗎?』回話的神情和口氣明明表示出費先生正是當年受害者之一。費先生則以一絲苦笑默認了他的話。刹那間,大家都不開口了,沒有人願意再繼續追問下去。」(余英時,〈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

錢鍾書和夫人楊絳與吳晗、袁震夫婦在年輕時可算是好友,楊絳和袁震都是清華大學知名的才女,大學時期曾同住一屋。兩對夫婦的交誼似乎維持到文革之前。錢鍾書的尖刻看法能否成為對吳晗的定論?吳晗早年亦是愛國詩人聞一多的摯友,兩人在昆明時期同屬「進步知識分子」,聞一多反國民黨被暗殺,吳晗連寫多篇悼文,極為痛切。他走上的政治路,並非從一開始就是隨波逐流。在學術與政治之間,人很容易失去獨立人格,這在現代中國幾乎是常態了,今天香港特區不也有很多倒影嗎?

 

「文革」倒影.二.《明報》世紀版

2020年113日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