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3日 星期五

越雷池


袁國勇教授和龍振邦醫生的文章惹禍,撤回還不足以讓攻訐即時止息,我與他們不算很熟,旁觀也難受。那天早上匆匆讀到文章,只覺行文用語較為痛切,也未察覺可以有另一種觀感。依深文周納的政治讀法,文章已經闖進禁地,越了雷池。在中國政情,勸諫也有森嚴潛規則,而潛規則的紅線會隨政治氣候變化。
「不可越雷池一步」是差不多1700年前東晉的故事了。雷水是河,從西往東流入安徽,去到望江縣東低窪地成為湖泊區,其中有龍感湖,據說就是古代雷池  。巧合的是,雷水來自湖北。
故事關乎平亂,叛亂緣起於中央掌權的庚亮視地方刺史蘇峻為威脅,動手削權,最終卻證明是誤讀大局,不可越雷池的禁令反而阻住了自己的援軍,自綁手腳,是糟糕策略。

《粼粼水》

粼粼水,你握長槳划進水深的最深處
不知道七年前七月某一夜
湖水被調校至如此高溫
雷池的龍湖水
水漲時恥辱感沸騰

纖維艇,你曾經安靜在其中
垂釣水深深處的真理
那時雷池還有江河常有的魚
睡火山收藏著八百度的熔岩
遠在東方海床底下
而今一切已沸騰
人民皆見你錯,甲乙丙丁
異口同聲,錯、錯、錯
一子錯,滿盤落索
二子錯,伊於胡底

如果是這樣,你不要悲哀
痛切悔過比痛切下筆容易
真的,不必悲哀。除了垂釣
龍湖上還有可做的事
可以不越雷池一步,例如
聚集信眾水上祈福驅疫(不戴口罩)
讀聖賢書(不在批孔年代)
唱某些歌,填色
猜謎,填字,寫某些詩
珍重自己

《蘋果日報》「醫醫詩詩」專欄,202043日。

圖片:bbs.zol.com.cn

2020年3月27日 星期五

抗疫面貌

The Atlantic雜誌讀到一篇觀察抗疫的文章,標題大約是「疫症揭露它所衝擊的社會的真相」。作者Anne Applebaum是美國人,身在意大利北部一所大學任客席講師。這是疫情早期,大學城還未爆發感染,只有一兩個確診病人從其他地區轉送來這兒的醫院。大學裡幾乎只剩新病毒這個話題。市民不知如何反應,火車和路牌只有叫人勤洗手的信息,「預防措施既不充分,更難讓人放心。與此同時,歐洲最古老的學術中心博洛尼亞大學已經關閉。博物館關閉。足球比賽和會議取消。中世紀的街道見證過許多瘟疫——黑死病在1348年殺死了一半的市民——奇怪地空蕩蕩,人們聽從警告呆在家裡。一半人認為這是過度反應,另一半擔心做得不夠。」
災難衝擊每一個國家,官方反應揭示各國的長短處和性格。文章描述了歐美疫症中的民粹偏激和自欺欺人反應。疫症反映政府能力強弱,也顯露它如何對待人民、能否誠實面對自己。疫症也顯示文化性格和人民素質,當確診人數飆升,香港人的面貌如何?

《我們的面貌》

守護如參戰
天聽是信仰
隔離自己的城怎樣經營
漂白的英雄戴上御准的口罩
山徑上丟棄七色辟邪的符

摸不著危險
病疫沒有人的維度
酒精混和梘液
誰使勤拂拭

我們看他們什麼面目
他們看我們多少塵埃
看真了
鏡子裡的我們盯視我們
責怪我們,你看
都在盯著我和你。如何是好
要不翻轉它就得翻轉自己
真實面貌都在此刻
不絕望,不服
不歇斯底里,保持體面


《蘋果日報》「醫醫詩詩」專欄,2020327日。

圖片:hongkongfp.com

2020年3月20日 星期五

幽默?

抗疫事大,早前警務處處長與明星足球隊成員的飯敍事件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處長後來承認自己對抗疫須保持社交距離的敏感度不足,解說當晚只是說些幽默客氣話。我看一半一半:「學成龍大哥做警察」是風趣言語,另一段話則有點問題:他說只要得到大家(明星)給他們(警隊)「手指公」就會「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這令人狐疑:大哥們在藝人圈的地位已經很高,得「一哥」加持,豈非睥睨江湖了?
我想起兩個人物:林語堂和沙葉新。林語堂最先把humour翻譯為「幽默」。他是語言學大師,1945年在新加坡創辦南洋大學,與香港也有淵源,文革時期在中文大學任榮譽教授。他多雋語,其中一句應景:「要真正了解一個人,只要看他怎樣利用餘暇時光就可以了。」
飯局當中有譚詠麟。沙葉新是內地劇作家,與譚詠麟有關係,因為譚於1981年得金馬獎影帝的電影《假如我是真的》是改編自沙葉新的劇作。其後譚詠麟紅遍大陸也不忘本,到上海演唱時要求與沙葉新見面。沙葉新作品幽默尖刻地諷刺特權社會怪現象,後來他支持劉曉波的「零八憲章」。2018年逝世,靜悄悄沒什麼追悼會。

《假如這是假的》

說真的,假如這是假的
後來沒有那齣電影
電影後面沒有曇花開放的空間
空間裡沒有一個回族作家沙葉新
沙葉新不曾把自己名字左半砍掉
化名少十斤(以示不左)

假如任何時代也沒有人會冒充高幹
高幹四周無人圍著阿諛歌頌
假如少十斤後來沒有說過
縱使花朵總是結不成果實
永不遺憾千百次凋零
假如信念都是一場玩笑
他只是嘻嘻說說
人生沒有比腳更長的路

假如這是假的,他沒有死
死後無人在網上悄聲說
「沙葉新:不為權力寫作,
幽默豁達背後擔起沉甸甸的責任。」


《蘋果日報》「醫醫詩詩」專欄,2020320日。

圖片:920mil.com

2020年3月13日 星期五

口對心


政府機關帶頭逐步或局部恢復上班工作,衛生防護中心則在努力向公眾講解保持社交距離。這兩者之間當然有些張力和矛盾:當社會和工商機構逐步恢復活動,人流與聚集難免重現,一邊是馬會投注站擠滿人,另一邊是衛生官員提示可以電話問候替代探訪家人,就形成反差。我會寧可大家做好衛生防護措施探爸媽,而馬會不要這麼急不及待重開投注站。
早前張竹君醫生被問到政府機關恢復上班會否增加傳染風險,她沒有迴避,答道:「多了人返工,就會多人流,一定會增加風險。」我是欣賞這道回答的。政府的重要決定不是單為壓低傳染病風險,決策官員需要好好解釋背後的考慮,而衛生官員負責的是講解公共衛生風險和應對,兩者角色不要混淆。
以前我在醫管局工作,曾與張醫生一同主持複雜的傳染病應變會議,覺得她是個很好的公共衛生官員,不搶咪但能聚焦作出上佳判斷。現在她每天回答的常規題目比較細碎,沒有很多發揮,但從小處見專業,還是令人安心。

《口說》

文字都疲倦了
我們靠長輩圖和懶人包度日
連這些都撐不開眼睛時
我就想,口說吧

人說認識我們的民族性格
在口腔期,在口腹慾
嬰兒巨大的口嗷嗷待哺
大人誇海口,男人口大食四方
日常頌讚,楊枝甘露

官字有兩個口
兩個口不壞
一個知識為本一個清心直說
口對心是良好品性
歡和喜不也是兩個口嗎
兩口歡喜勝過孤家木呆

民字有一個口,那便足夠
兩條腿不歇地走路
自理日常,不缺不欠
防民之口何必甚於防川

哀字也是一個口
衣冠不整,哀鴻遍野
也是兩條腿,步履艱難
口還不說

《蘋果日報》「醫醫詩詩」專欄,2020313日。

圖片:www.news.cn


2020年3月11日 星期三

瘟疫帶來倫理難題


湖北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最終命名為COVID-19)疫症始於201912月,踏入2020年在全國大爆發後波及全球。香港早於14日啟動嚴重應變級別,18日已把「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列入法定須呈報的傳染病名單,起點並不遲緩,但之後的應對有些猶豫,到2月中旬才站穩陣腳。背景因素當然有影響:經歴七個月反修例突之後,社會積累許多創傷,有些負面情緒甚至可以說夾著痛恨。面對民情牴觸,政府較難從洶湧批評中擷取有用的抗疫意見。
大規模的瘟疫從來都會衝擊醫療系統,釀成社會矛盾,這其實是公共衛生倫理的常設課題,並不是因為「被政治化」才出現挑戰,政治張力只是把挑戰放大了。
例子之一是2月初公立醫院員工的罷工行動,數千名人員參與,佔了醫院管理局前線員工一成以上。這次行動不是按章工作式的抗爭,而是基本上離開崗位,這在香港醫療史上是首次,若是疫症發生在一年前,相信罷工不可能出現。醫護人員罷工自然有人反對,包醫學界的領袖,然而民意似乎多過一半人支持行動,因為行動的訴求是要特區政府全面關閉關口(「封關」),要阻截新型冠狀病毒輸入本港。訴求有相當的說服力,那是來自香港2003年的沙士記憶:當年公立醫院苦戰瀕於崩潰,全港8名醫護及健康服務人 員殉職,其中6位是公立醫院員工。新型冠狀病毒來勢猛,若不及早關閉關口,是有可能沖潰公立醫院防線。
專業職責
面對危險疫潮,醫護人員離開崗位有很多方式,辭職、罷工、拒絕編配到危險崗位都是,在外國還有醫護遷居避疫的選擇。醫護人員對病人有特別責任,並非普通服務行業,因此道德判斷的直覺是,違反治病救人的積極義務(positive duty) 是絕不應當的。比喻的例子包括消防員,消防員難道可以輕言拒絕救火?更強烈的醫學倫理價值觀會認為,醫護救人是「天職」,絕不容許離開崗位損害病人利益。
這個題目在國際上已經討論得很多和很深,主要還是2003SARS一役引發的。當年加拿大多倫多亦見災情,近三分一SARS病例是醫護人員,有員工拒絕被指派的崗位而被辭職。這些「逃兵」行為沒有得到太多同情,但疫後檢討的結論,並不支持把醫護「天職」絕對化。捨己為人、不離不棄是高尚情操,醫護人員亦不應輕言放棄職責,但選擇這職業帶來的積極義務並不是絕對的、無條件的。即使是消防員,工作原則亦不會是任何情況底下也要衝入火場。
對這個課題的討論,後來因伊波拉瘟疫而深化。SARS的病案死亡率是百分之十至十三,伊波拉的死亡率在非洲較差的醫療條件下可達八成,醫護的保護裝備往往簡陋,因此是否可以要求所有醫護人員也準備犧牲,是非常困難的決定,不是站在安全位置高唱醫護「天職」就可以合理解決的。
在香港今次事件,筆者並不贊成粗糙地視罷工的人員視為「逃兵」,或政治定性為「要脅」,但經過思考,也不能贊成在這情況底下採取罷工行動。原因是病人所受的影響是實質而直接,對缺了人手繼續工作的同事也增加實質負荷和風險,相比之下,爭取關閉關口(「封關」) 的訴求有迫切但並未清晰界定。每天出入內地的人流大部分是香港人,這也削弱「全面封關」的可行性。當然,筆者的立場也未能好好回應罷工的醫護人員的悲憤質問:「所有人叫政府關閉關口政府也是不理,除了罷工還有什麼可以給政府任何壓力?」這是因為倫理思考能影響現實政治走向的力量是很有限。
分配難題
關於抗疫的公共衛生倫理還有兩個熱門課題:一是為控制疫情而限制人身自由的限度,二是當抗疫暴露醫療資源不足,如何分配才算合理?這兒只略談抗疫時期醫療服務的分配難題。
世界衛生組織出版了一本抗疫培訓手冊,中譯本在2018 年出版(周祖木、謝淑雲譯,《疾病流行、突發事件和災害中的倫理學》,人民衛生出版社) ,其中有這案例:流感大流行持續6 周,醫療系統超負荷,每家醫院的病床都已住滿,每一個呼吸機都在使用,所有衛生保健人員在加班,終於要決定要遲已安排的手術,騰出人手和病床。推遲的手術包括腫瘤病人的手術。全國醫院要各自作出決定,修改急救治療準則。醫院A決定根據通常的「先到先得」次序提供救治,醫院B則決定按病情劃分,只為預期存活時間 6 個月以上的病人提供治療。外科醫生Dr. Smith反對醫院 B 的準則,他有一個卵巢癌病人腸梗阻,如果不做手術將在 2 周內死亡,但病人的預期存活時間也不符合6 個月以上的規定。這是一位有三個子女的 36 歲母親。Dr. Smith要考慮是否違反醫院的規定而進行手術。
這是典型的道德兩難,並沒有容易的標準正確答案,重要的是我們要見到,這是一個真實問題,值得仔細權衡考慮。在香港,每當我們面對流行病疫潮,包括每年的冬季流感高峰潮,我們制度化的反應是不須細想地削減非緊急醫療服務,騰出資源以處理迫切的疫情。這無可厚非,但超越某一點時,真的有其他病人受損,利益被犧牲。以「大局」作為迫切理由,就可以犧牲眼前一些病人的醫療需要?細想一下,豈不是與醫護人員今次罷工的邏輯有些相似?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202039



2020年3月6日 星期五

我們的呼吸


那天在海邊大道走,迎面來一雙跑步男女也沒蓋上口罩,我心想大家享受戶外空氣真好,不料他們見我沒有口罩,跑近我時急忙拉起掛在頸上的口罩以示防護。其實我們最接近時也有一米距離,擦身而過的時間少於兩秒。
大家都要緊張口罩,沒有口罩的呼吸就像不潔的呼吸,這是一個不同的城市了。再想,或者早在今年以前,我們的呼吸已經不似往常。

《一切》

這不是一個清醒的夢
戴上口罩並不讓人安心
有人吹著口哨,不覺輕鬆
呼吸總不暢順

呼吸讓我們和世界交換
一些珍貴的生命粒子
城市裡我們不察的微小東西
伴隨我們的呼吸散發空氣中

我們是多變的生物
群集任何地方也能呼吸
在呼吸中我們交換記憶
任城市送走許多
真的許多,即使不是一切

還可以收集一些嗎
像我們去到每個大陸
帶著沒有遺失的行李回來
輪子黏著一些
不全是泥土的標本

一切是如何剩餘今天的外殼?
我想整個事情是關於
規則的交換和例外
有些正常,有些非常
在會堂、學校、路旁

剩餘無幾。我的意思是
一切是何時交換了
如何遺失或不曾保留
我們有沒有意識守著呼吸
送出去和收攝的時刻

一切是不是還可以追蹤
像沾了標記熒光的分子
讓我們隨時知道
誰呼氣,悄悄跟誰交換
幾時
《蘋果日報》「醫醫詩詩」專欄,202036日。

圖片:Favi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