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18日 星期五

不可觸碰

從審查教科書開始的「不准講三權分立」小新聞,被官員越撐越大,越強硬越牽強,民間也就越覺不忿。二次回歸之後,特區再也容不下「三權分立」,即使否定權力分立是會打擊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品牌。

不可觸碰的東西一天比一天多,一首歌、一句宣言、一道歷史題、一句「三權分立」,有些難看的是他們臉上寫著臣子惶恐,如此著急警告大眾,不要碰,不要碰這個、這個。我想起一個近年在管理學培訓中流傳的寓言,說機構內形成禁忌之後,人們不知所以然也會把「規矩」相傳開去。

寓言是「5隻猴子」實驗。實驗猴子放在籠子裡,上面吊了一串香蕉,設一張梯,猴子用梯就可以拿到。第1隻猴子攀梯,實驗員馬上用高壓冰水噴射所有的猴子,如是這般5隻猴子在「株連」中學會了不可觸碰香蕉(連梯子也不敢碰了) 第二階段,用新猴子逐隻替換籠子裡的猴子,新猴子不知禁忌,想去取蕉,舊猴大為驚恐,不待冰水噴射已把新猴暴打,迫令它服從籠子裡的規矩。換猴幾次之後,籠子裡全是從未被噴冰水也識守規矩的第二代猴子了。第三階段再換入一隻新猴(第三代) ,那些只是間接學識禁忌的第二代猴子竟然也會嚴厲阻嚇新來的同類取蕉。禁忌文化形成了,一代一代猴子不會思考也不嘗試,就不再需要高壓冰水阻嚇。

 

《寒雨敲窗》

 

冰寒的雨已經灑下

夜半敲窗:不要睡,不要睡

想起一個後來使用筆名食指的詩人

在造反不再有理的迷濛日子

走過雪蓋的農田

旁邊有瘦瘦流水冰封

溝不像溝,河不像河

年輕的詩人問魚兒

在見不到陽光的冰層下

你們游向哪兒

怎樣拼了氣力翻騰

怎樣生活,你們

(即我們)

不要觸碰冰片

萬一裡面藏著紅線

給釣了時嘴角會淌紅色的血

 

《蘋果日報》「醫醫詩詩」專欄,2020918日。




 


2020年9月11日 星期五

褪色滋味

香港在急速變化褪色,施政者堅持說沒事,好像真心相信越來越穩定,飛沙走石可以行穩致遠。近日想起去年在台北獨自去看位於溫州街窄巷盡頭的殷海光故居。門庭少訪客,泥牆斑駁剝落,綠色木門在歲月中褪色,裡面的小園樹也不作修葺。那也是褪色,但沒有什麼欷歔,它是年月消逝所餘的真實顏色,也紀錄了許多日子在陽光中漂白。

五光十色的繁華本身就是不能持續的。從當年北京奧運張藝謀的華麗美學開始,暴發的富麗堂皇顏色席捲中國大陸也染浸香港特區。我們的維園花節和工展會、豪宅樓盤的金碧輝煌,社區街道的惡俗裝飾,以至節日煙花的大紅大紫,全都鮮豔奪目到令人眼倦。如果這些超級艷麗永不褪色,人們很難自在生活吧。

既然如此,為什麼如今城市褪色又會令人不安?這是一種預感:城市不止褪色,隨之而來還要全面洗刷,塗上大喜慶的新漆。它將煥然一新,毋須歲月,消毒之後不會再有舊時氣味。

 

《褪色時》

 

有些斑駁剝落的泥牆

沒有在歲月中釀造新的滋味

有些棚架上晾曬著

目盲可見的錦織

 

我有一些舊衣裳靜待褪色

衣不如故

故人是否猶在

 

新瓶來時

舊酒轉為暗紅

陳釀被暴飲

時鐘就這樣轉快了

 

有時也想時光飛快一些

反正在我們不覺的瞬間

褪色的面容無人能夠記住

反正陽光灼曬多時

不剩多少人色

 

想起以前一支輕微褪色的結他

有一年在鼓樂吹打聲中瘂了弦

 

《蘋果日報》「醫醫詩詩」專欄,2020911日。




 

 

2020年9月8日 星期二

孩子在「坎陷」年代

能在這兒定期寫「文革」故事和在香港的倒影,是高興的事。近年我寫了幾本書,題材各異,也有隱約的共通點,那是向歷史時空的一些人事寄意。最後一本書《生命倫理的四季大廈》(香港三聯) 前年付梓,然後就想著寫這個題目,但當時文革離開我們的時空太遠了,除了是讓自己得償素願,我為誰而寫?試寫幾回,最後都是擱置。現在可以化整為零地寫,覺得上天眷顧。

文革的書寫離不開創傷,無數故事都印有血淚。我不想太沉重地寫,更不能輕薄。第一篇(811)從經歷文革的已故朋友張文達寫起,然後談到前《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在文革伊始以死明志。

鄧拓在文革之前早已失去毛澤東的信任多年,被毛澤東當眾斥責為「書生辦報」、「死人辦報」。直接的肇因是1956年「大鳴大放」,毛澤東鼓勵知識分子抒發對政治現狀的意見,說「言者無罪」,《光明日報》、《文匯報》等報章熱烈響應,鄧拓任總編輯兼社長的《人民日報》卻保持冷靜。他對同事說,「我們是中央黨報,一切要聽中央的安排和指示,不要街上鑼鼓一響就出來。」有論者認為他憑政治觸覺預感大鳴大放是禍,冷處理是為了保護報社同僚。結果惹怒了毛澤東,他被撤銷總編輯職務。

「絕對的孤獨,絕對的寂寞」

鄧拓有5個孩子,有些年紀比我大,有些比我年少,經歷劫難也能走出創痛黑暗,不簡單。鄧拓在1957年被撤銷《人民日報》總編輯職務時,大女兒鄧小嵐14歲。她記得「當時的父親總是默不做聲。以前,他總是微笑著,白襯衣外面套一件灰色的開司米背心。『爸爸常在書房裡,聽著《陽關三疊》的古典音樂,書房裡有一株碧桃,開得好濃好濃。』」(楊芳,〈鄧拓:文章滿紙書生累〉)

1965年,文革風暴在醞釀,鄧拓被列為「反黨集團分子」。妻子丁一嵐在1998年去世前幾個月接受訪問,憶起那些日子:

「我們家的孩子一直受黨的教育,都非常熱愛黨,相信黨。可報上說他們的爸爸是反黨集團分子。在孩子們眼裡這可是最壞的人,是最骯髒的。可他們又不願意相信,一向那麼溫柔、那麼愛他們的爸爸怎麼會是反黨分子?我又不能跟他們解釋,說你們的爸爸是無辜的,我怕他們在外面這樣說會惹出什麼亂子。可你讓我說,爸爸是反革命,我又於心不忍。每次孩子們走過爸爸的書房都踮著腳,輕輕地,輕輕地,怕碰見爸爸,不知說什麼。鄧拓一向非常愛孩子,他怕孩子們為難,也儘量避著孩子,裝做沒看見他們。」(任捷,〈鄧拓自殺的前前後後〉)

最難受的是死寂無語。丁一嵐說,「在文化大革命10年,我真覺得難熬得很,比抗戰8年還難熬。我在我們機關裡,有5年時間沒有一個人跟我說話,絕對的孤獨,絕對的寂寞。」黨決定了鄧拓之死必須絕對保密,她只能騙孩子說爸爸住了醫院。孩子也不問,怕爸爸回來的話紅衛兵再來鬧。兩年後,外邊傳開說鄧拓已經死了,孩子回來問,丁一嵐請示了市委才給孩子說。

鄧拓從1961年起在《北京晚報》寫專欄《燕山夜話》,196161日刊出的一篇〈珍愛幼小的心靈〉很真摯,借一則孟子少時的故事提醒讀者不要隨便哄騙孩子,因為身教至為重要。故事說孟子年少時,東邊的鄰居殺豬,孟子問母親鄰居為什麼要殺豬呢?孟母隨口答道:「要把肉給你吃啊。」之後覺得後悔:我懷孕時為了胎教,席不正不坐,肉不正不吃,現在卻哄騙孩子,豈不是在教他失信?最終買了鄰居的豬肉給孟子吃。

不應被遺棄的人,不應被遺忘的事

鄧拓寫《燕山夜話》專欄用筆名「馬南邨」,那是紀念昔年在太行山山區的小村莊「馬蘭屯」。鄧小嵐就是戰時在這山村出生的。抗日戰爭初起時鄧拓參加八路軍,遊擊辦報,主編《晉察冀日報》(《人民日報》的前身)。1943年秋天,他和丁一嵐身在山區逃避日軍圍剿,丁一嵐已懷孕8個月仍踉蹌攀山躲避,報社藏匿在小山村半個月,仍堅持出版。鄧小嵐給留在馬蘭山村寄養,3歲才回到父母身邊。

關於鄧小嵐有一段我十分喜歡的心靈修復故事。她讀理科,但熱愛音樂,這是家風,鄧拓愛聽音樂,丁一嵐愛唱歌,五個孩子都玩樂器,還開家庭音樂會。鄧小嵐特別有音樂天賦,多種樂器都會。日後,60歲的她回到出身地馬蘭山村,把音樂帶到山村的孩子。

這故事後來被拍成電影紀錄片《馬蘭的歌聲》,經過很多報道和轉述而產生了數個細節略有不同的版本。我採用的是鄧小嵐2013年前接受的專訪。她在退休前後加入了《人民日報》老報人組織的「晉察冀日報史研究會」當義工,後來任副會長。2003年,老報人捐款在馬蘭村口豎立一座紀念碑,紀念當年19名為保護藏匿村中的《晉察冀日報》人員而遭日軍殺害的村民,鄧小嵐為紀念碑的事宜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在山區,她發現村裡小學無人教音樂課,孩子連一首歌都不會唱。她開始每月長途跋涉從北京到馬蘭小學給孩子上音樂課,又收集捐贈的樂器一件件從北京揹到山村。小學的屋子是四間危房,她動員弟妹和朋友捐錢翻蓋擴建,又在校舍裡安排與教室連通的小屋,方便自己住宿教孩子樂器。十年之後,馬蘭村成為傳奇的音樂山村。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她對《北京晚報》記者說,「我能重新回到這裡,幫這裡做一些事,也算是為父親圓夢了。」在另一段訪問她透露了深一重的原因:「我願意回到這個村子,不光是因為我父親曾經在這裡待過,更是因為我覺得這麼一個有革命歷史感的村落不應該被人遺棄。」我能夠體會這想法:有些人不應被遺棄,有些事不應被遺忘。

民族的巨大坎陷

「文化大革命」不是什麼革命,民間稱為「十年浩劫」,官方定名「十年動亂」。在香港去年的抗爭,示威者有口號「時代革命」,這在港區國安法底下被禁了,政府把抗爭事件定性為「反政府動亂」。我想,除了說是「浩劫」和「動亂」,文革還可以是什麼呢?近來想到,它是民族一次巨大的「坎陷」。「坎」是地陷成窪,在《易經》這是坎坷困厄的卦。重慶學者王康在2004年發表過一篇文章,批判文革令文化精神喪失,題目就是《我們的精神坎陷》。2020年香港有文革的倒影,算不上「浩劫」,但城市正在經歷中國大地上另一次「坎陷」,而且不能像文革那樣,一朝醒來,劫難就宣告結束。

關於「坎」還有一事可記。1980年新春,丁一嵐參加一個小型悼念會,紀念前青海省省長王昭在文革被迫害致死十週年。她遇見一個舊識,被直接問起鄧拓:「當年)老鄧同志怎麼沒能過去這個坎?」丁一嵐嘗試著答,沒說上幾句,淚水已在眼眶裡打轉。

有一句內地諺語因為在電影裡成為對白而流行一時:「沒有過不去的坎,只有轉不過的彎。」這句話像是因為中國人的歷史和社會常常出現悲劇,人民學會了逆境中自我打氣。倒影在香港,也可以是撫慰吧。

「文革」倒影.二.《明報》世紀版202091日刊出



 

 

2020年9月4日 星期五

歷史不載

學校「開課」,在疫情反覆底下還是只能遙距,可以說是逼不得已。這學期開始,中學教科書逐步移走「六四事件」等敏感歷史,也是逼不得已?

在特區讀歷史一向要有些謹慎戒懼。之前那條DSE試題就在評卷階段被遽然抽起,政治很正確,是否也有些逼不得已呢?那是五月下旬,之後不久,六四前幾天我夢見一個看來像中學老師的年輕男子。他聳聳肩說,歷史不載,doesnt bother me。醒來寫了一首詩去投稿,結果沒有被採用。近日取出來再讀,真是寫得很糟,只是直錄令人不安的夢境。現在剪裁改寫,想想歷史被剪裁時如何自處。

寫時也想到,從今以後中學生讀歷史要由官方「專業機制」有選擇性地界定何謂正確,而政府自己卻越來越不能面對正在發生的歷史,甚至一個警方發言人也可以隨意改寫慘案的基本事實,那麼人們看官方核准的教科書能有多認真?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我說

歷史不載的東西很多

我們依法,委曲求全

講授一點零碎

總算利大於弊

 

Doesn’t bother me ,他說

(我奇怪無端冒一句英語)

歷史不載的當然很多

不載尋常百姓,生活日常

在天壇與地攤之間

那些不方便的真相

歷史也不負責醫治傷口

就像我們也不醫治傷口

歷史不載

城市不再,然而

當歷史再出發

我們就會再出發

 

我說我們已經不是尋常百姓

生活從此不能如常

 

不要心煩了,他說

我們持守尊嚴

以禮相待顛倒的歷史

以端正的日常

 

《蘋果日報》「醫醫詩詩」專欄,202094日。




 

 

2020年8月31日 星期一

染疫長者的治療取捨

全球新冠狀病毒病案例已超過二千三百萬,死亡人數逾80萬。各國的個案死亡率(case-fatality rate)差別很大,從1%15%不等。 這取決於一些本地因素,特別是患者中高齡和體弱長者的比例、COVID-19核酸檢測是否廣泛應用於輕度癥狀病例的篩查和診斷,以及醫療系統的應對能力有無超限等。 在香港,我們最初數月的個案死亡率非常低,遠低於1%,但在「第三波」疫情死亡數字迅速增加,因為病毒已侵入年老人口群體尤其是護老院舍。視乎未來的護老院舍疫情,香港的死亡率可能會接近2%

死亡率上升固然與染病人群的高齡有密切關係,但也可能還有其他因素在影響近期的死亡數字。 85日《明報》有一段新聞特寫,題為「坪石八旬夫婦先後病殁  有長者絕望  最後一程拒插喉」,有受訪的醫院前線醫護人員提及,在某些情況下,有些長者在病情迅速惡化時堅決拒絕「插喉」(intubation) 呼吸機支援,即使很可能死於新型冠狀病毒病,他們也不情願接受心肺復甦和深切治療。同一版也特寫了一對痊癒出院的英國老夫婦,他們在去澳大利亞途中過境時被診斷出患有COVID-19,在屯門醫院經歷數周深切治療後,挨過了危險時期,非常感激醫護團隊和香港的醫療服務。兩段特寫放在一起並排閱讀,反差很大。是不是有些老年的染疫病者真的在「絕望」中放棄了治療的機會?

「自決」還是「絕望」?

我在臉書上談到,以「絕望」為標題,用詞可以斟酌,因為如果長者是經過醫護人員解釋(以及勸說) 之後,決定不願接受呼吸機和深切治療,那麼他們可能是自主自決(self-determination) ,不一定是因為絕望放棄。在醫學倫理,病人能自己作主(即使意味著放棄一些有益有效的治療)是一個重要的價值,而尊重病人意願是一項重要的倫理原則。這段短評引發了一些回應,多數朋友同意我的看法 (得到一些Like) 其中有醫療專業人員也有業外人,大家看來有點共識。然而,有朋友留言提出疑問: COVID-ID並不是無法治療的絕症,假設一個長者接受深切治療的話,能有20%的生存機會,他卻放棄不低的生存下去的機會,那是合情合理的嗎?

在倫理案例分析,這是典型的原則性衝突:尊重病人自主原則(respect for autonomy)、行善裨益原則(beneficence) 是可以產生矛盾的。 分析並不太複雜,大約是這樣:醫護人員在專業上有義務首先考慮治療對病人的益處,以及評估治療的風險或傷害(副作用或併發症)。評估治療的利弊會形成專業對治療方案的意見,但專業建議是受到病人意願的限制。無論在普通法或醫學倫理,在精神上有行為能力的成年人士,治療必需得到患者同意,病人對是否接受治療有最終的決定權,無論該治療是否被醫生視為有益。

當然,我的朋友也很清楚這些原則和基本分析——他本身就是一名盡責的執業醫生。我意會他的問題其實來自一個不同的關注點。病人同意或拒絕的決定必須是基於充分的資訊,才是「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這些資訊有時不是完全冷靜接收的,無論是在急症或久病狀態,病人可以有多種情緒反應:恐慌、否認現實、抑鬱等等;在某些情況下,認知判斷能力甚至會因病徵而受損,例如肺炎造成缺氧可能會影響精神狀態。在一般精神狀態下病人能決定自己的治療,但忽然被問及是否插喉時,他當場的反應未必是理性的。在法律上,病人自主醫療決定是毋須證明自己的決定屬於「理性」,但從醫德角度可能仍不忍讓他放棄救治。

具體情況細節重要

這點疑問正好說明了,良好的醫療實踐需要的不僅僅是黑白分明的倫理分析和道德立場。在實際情況下,個案的具體細節是極其重要的,倫理分析不能取代良好和細心的臨床溝通。

「具體細節」是什麼意思?例如那對英國夫婦基本健康,互相關懷而享受人生。在病房他們分開但有時間通過手機互相討論,最後接受包括呼吸機的治療,醫生憑經驗解釋,需要大約兩個星期判斷肺狀況是否好轉;在另一個同樣年紀的病人,情況可能大不相同,或者他患有多種頑疾,靠輪椅行動和住在老人院。

在我的朋友提出疑問的情景,他假設長者尚能活動行走,平日也可以出外用膳,即是比較接近那雙生活狀況較佳的英國夫婦,而不是院舍內的嚴重殘疾老人。但是這樣對比時也要特別小心:我們可不要輕易判斷什麼樣的生命更值得生活下去。說不定坐輪椅的長者在護老院裡仍然珍惜自己的生命,還不準備很快去世;另一方面,活動自如的老人也可以基於自己的人生觀,當重病來時,不希望忍受侵入性治療以換取一點生存機會。最終要還是要由他自己作出判斷取捨。

好的臨床團隊會知道如何平衡病人意願和醫療意見,常規醫療程序也必須容許與病人和家人作合適的溝通。以上的討論還只涉及能夠自己做決定的老年病人。在急症病房實際情況,可能多達三分之一高齡病人有認知障礙。當他們沒有能力做出決定,醫生就要與家人根據病人的最佳利益制定具體治療方案。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202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