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月都是在讀傳統禮教如何在漢朝成形(和定型)。東漢班固為章帝編撰的《白虎通義》是里程碑。其中有這樣一節:「士不得諫者,士賤不得豫政事,故不得諫也。謀及之,得固盡其忠耳。《禮·保傅》:大夫進諫,士傳民語。」
讀了有些領悟。進諫也要依規矩,朝臣才可以諫,普通士人是卑賤的,不得干預政事,只可以盡忠傳送一下民間的聲音。
想起月初本報頭版一篇張炳良的訪問,大致上是呼籲政府帶頭讓社會走向寬和,包括鼓勵合法遊行集會、為「反修例」未被起訴的被捕者劃線結案等。這不是沒有建設性,卻碰了釘子。又想起年初在這兒出過一篇稿,題為〈「後評論時代」〉,文章結尾就借了張炳良的論政文章為例,說「後評論時代」的特點是無人會細聽議論,反而質問這是站在什麼立場。
在民間發表文章,議論時政規勸政府,可能是中國書生的「清議」傳統。這原來也始於漢代。那是東漢末,太學生接受了忠君愛國公正無私的道德教育,與清流派士大夫聯合,以清議輿論針砭時弊,希望匡扶漢室。
清朝末年戊戌政變失敗後,梁啟超等維新派逃亡日本,在橫濱創辦《清議報》,英文名是The
China Discussion。這是輿論陣地,已經不是體制所能容的清議。
今天香港剩餘的清議,比東漢末的太學生更溫和。它不會形成清流,完全沒有威脅,既不受建制歡迎,公眾也沒有什麼耐性閱讀細聽。清議式微不單是言論自由的問題。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7/10/2024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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