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和六四之間

起了這稿題，原本想談今年對五四和六四的感想，看檯頭月曆，見到兩個日子之間的佛誕假期，無端想起一個問題：佛誕是農曆四月初八，每年是否都落在五四和六四之間？

上網查看，不是。過去十年的佛誕日，只有7年是落在五四和六四之間，另外3年是在五四之前。我又讀到，把佛教訂為農曆4月初八主要是在漢傳佛教和部分藏傳佛教地區。在南傳佛教地區例如馬來西亞，以及藏傳佛教的一些其他地區，紀念佛陀的日子是訂為陽曆5月份的第一個月圓之日（望日），通常即是農曆的四月十五日。這個日子是把佛陀誕生、出家、成道、湼槃在同一日紀念。在北傳佛教(包括中國)，農曆四月十五日也是吉慶日子，稱為「佛吉祥日」或「佛顯日」，說是釋迦佛在出生後第7日天有祥瑞，佛母親在一日升天。

客觀上，五四、六四和佛誕紀念日的次序如何，是沒有什麼特別意思的，但在我卻不全是「大纜扯唔埋」。這是因為年輕時自己成長的一些心路歷程，次序上是先對五四時期和民國時期的人文思潮神往，於是開始對中西文化異同的探索；畢業回港時文革結束巳6年，在八九六四之前，中國民間有十多年宛如文藝復興的蓬勃興旺。這段時期我在醫務之餘修讀了幾年佛學。這些心路成長的歷程並非跳躍式的，比較像是長春藤在一壁石牆上四下延伸生長。

因為這些連貫的思考，我總是覺得佛學的智慧和關懷在現代中國的情景並非完全是「出世」的。這想法的背後有中國文化的影響：儘管一切有為法如夢幻如泡影，但「四聖諦」的「苦、集、滅、道」最終並不是空的。即使在高層次的「道」，小乘佛教會把苦難作為修行的起點；大乘佛教的菩薩會在親證涅槃之後，仍然選擇住世普渡眾生，「入世」不是執著。

這跟五四和六四又有什麼關係？五四運動的主題是科學和民主，背景是關心國家存亡；六四民運的主題是反貪腐和呼喚公民自由，背景是胡耀邦所代表的開明政治人亡政息。五四和六四都始於真誠的理想，而最終都敵不過沉重的中國傳統政治慣性。慣性就是「業」，文化慣性是「共業」，佛教對「業」的透視本來深刻，對今天香港之苦卻似寂然無語。

《蘋果日報》「醫醫詩詩」專欄，2021年5月28日。

《愛在瘟疫時》

這幾天在讀何福仁的詩集《愛在瘟疫時》，很好讀。 去年和前年我有一些詩緒，用這個專欄的空間鳴放了一下， 今年收拾心情 ，本來不多的詩意都束之高閣了， 連讀詩的興致也一併雪藏，現在捧讀這本詩集的小詩，讀詩心情又回來了。特別喜歡的一首：

〈病毒醫生〉

有一天，他脫下口罩

發覺原來沒有鼻子

沒有嘴巴

 

沒有嘴巴

那是因為說了不該說的話

損害了免疫系統

 

但為什麼沒有鼻子呢

原來已沒有了呼吸

他也不能免疫

 

還好他留下了見證

那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

集中的詩有中英對照，譯者沈鄧可婷。我把中文原詩和英譯來回看，忽然體會到「可堪玩味」四個字的意思。隨手拈一例，這詩最後一節兩句，英譯：「Thank goodness there were his eyes / The clear, steadfast eyes where truth resides」真是如得其神，連音色節奏都在互相呼應。

這些詩是去年瘟疫以來，社交隔離處處底下寫的。我想起這是寫於2019年之後的香港，不免浮想，筆觸是否連結著我們這個有點一言難盡的城市時空？當然這是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的行為，如若錯摸，與作者無涉。

《愛在瘟疫時》其中一些曾在網上發表 。《別字》第25期刊登四首，「作者簡介」乾脆得很：「何福仁 ／ 寫作多年，近著詩集《孔林裡的駐校青蛙》，詩作大多未曾發表。」我這便又推想，這些詩得以與讀者見面，自有因緣。

 

《蘋果日報》「醫醫詩詩」專欄，2021年5月21日。

 

 

讓孩子試種新冠疫苗嗎？

近日讀到一篇有意思的文章，關於兒童參加新冠疫苗臨床試驗的問題。文章發表於Hastings Center 的網上論壇 。Hastings Center是知名的生命倫理學中心，位於紐約州。文章不是一般的評論，作者Elizabeth Lanphie把大題目從小處寫，從自己的孩子說起，談到為人父母的兩難。她本身是一名臨床倫理學家，設想自己年幼的孩子快將被邀請參加疫苗臨床試驗，該當如何考慮？從倫理角度看，應否讓孩子參與試驗，本來就是一個不簡單的問題，當這個孩子就是你自己的親愛的孩子，問題就變得切身而帶有感性。我把這篇不太長的文章譯出來與讀者分享。

一些背景資料：輝瑞疫苗(即香港有使用的BioNTech「復必泰」疫苗) 和美國本土首選的莫德納(Moderna) 疫苗(同屬m-RNA疫苗) 近期都在開展12歲以下的兒童身上進行臨床試驗。3月25日，輝瑞宣佈疫苗已開始在12歲以下的兒童身上進行試驗。無獨有偶，3月23日，中國科興表示，該公司的新冠疫苗(香港亦在使用) 已經在幼童做了測試，對3至17歲的兒童都安全有效。結論是根據來自550多名測試者的早期和中期臨床試驗得出。

好處大於已知風險

以下是Elizabeth Lanphier的文章的翻譯，業餘水平，希望不會太走樣：

我和我的伴侶在思考這個問題。莫德納和輝瑞的Covid-19疫苗(即新冠疫苗，下同)試驗正在我們的社區進行——在兒童醫院，我是一名臨床倫理學家。輝瑞的試驗開始招收5至11歲的孩子。我快4歲的孩子會成為下一批被招募的對象。

作為一名臨床倫理學家，我日常從事權衡各種醫療決策的風險和好處。然而，當涉及到自己的孩子和家庭，就比較複雜。Covid-19疫苗試驗的風險和好處有多方面，有些並不確定，而且難以量化。

讓我們先此聲明：在我家，我們認為疫苗接種的好處是遠遠大於已知的風險。我和伴侶都早在符合資格時立即接種了疫苗。

不太清楚的是Covid-19對兒童構成的風險，以及兒童對其社區構成的風險。（在美國）兒童佔確診的感染個案不到12%，只有2%的病例是4歲及以下的兒童，兒童也不太會因感染這病毒而病情危重。但研究結果也表明，兒童可能在輕微感染的幾個星期之後出現「多系統炎症綜合症」（MIS-C），嚴重時需要住院治療。專家們對如何演繹這些數據，轉化為有關兒童的公共衛生政策，以至指導個人對策，意見不盡相同。

新冠病毒和疫苗的長期影響同樣不清楚。但根據已知的資料，把疫苗的甚低風險拿來與Covid-19感染的已知風險相比——疫苗已被證明可以減輕風險——我們是希望讓孩子在安全和可行的時候接種Covid疫苗。

一個問題是，臨床試驗(對孩子而言)是否足夠安全？ 臨床試驗的次序是，只有在老年群體表現出安全性和有效性之後，才會擴大到包括年輕年齡者。莫德納和輝瑞疫苗在成人試驗顯示出高效用，副作用少。輝瑞的數據表明對12至15歲青少年的療效甚至比成年人還要好。(筆按：與科興公佈的發現類似。) 我的孩子屬於最遲被招募參與研究的一群，故此到我們要決定是否用讓他參與之時，應該已經知道疫苗在年紀較大的兒童，其安全性和有效性。

當然，臨床試驗並不能保證絕對安全。任何對人體的干預都有風險。阿斯利康和強生疫苗的例子表明，一些不良反應因為非常罕見，在臨床試驗期間不會發生，但風險在疫苗獲得批准正式使用之後仍然存在。儘管如此，一旦兒童疫苗配方獲批使用，我們並不打算推遲孩子的疫苗接種。(筆按：這當然也與美國的疫情仍然十分嚴重有關。)

應邀參加是次疫苗試驗的一個風險或者是結果根本不能接種到一劑疫苗。莫德納的研究屬於對照研究，招收6個月至11歲的兒童接受安慰劑或疫苗。輝瑞在12歲以下兒童身上的試驗並不使用安慰劑，而是給兒童參與者接種不同劑量的疫苗，以研究最佳劑量和所得的抗體。因此，無論參加哪一個藥廠的研究，我的孩子在研究期間可能最終未接種到疫苗，或未有接種足夠劑量的疫苗。

幼童接種考慮因素

然而，無論對與錯，我壓倒性的感覺是：臨床試驗是我的孩子獲得安全有效的疫苗的快捷通道。也許這是一種錯置的治療期望。然而，鑒於成人和年齡較大的兒童的發現，以及最近的政策，即一旦疫苗獲得批准使用，就會為在試驗中接受了安慰劑的人補回正常劑量的疫苗，因此我認為臨床試驗是可以讓我們的孩子在政府正式推行幼兒接種疫苗的時間表之前，提早得到接種疫苗的方法。伴隨的自然是不同種類的風險。 

我早便對疫苗是能否獲平均分配感到不放心。參與臨床試驗若果成為提早獲得疫苗的捷徑，我們有理由擔心，無論是就風險或得益而言，疫苗的分配更難以公平。試想我們家庭的風險狀況和需求。(筆按：這或是指作者和配偶的工作有需要出入醫院病房。) 若是其他家庭可以讓孩子更快地獲得接種的好處，沒有理由不讓我的孩子參加臨床試驗。

這是一篇誠實的分享。最終，作者的立場並不是基於哲學性的倫理分析，更多是出自愛子情切，和對疫苗的信心。

各種新冠疫苗在競賽，比試有效性和安全性了，也在競爭誰能先推出、最能老幼咸宜全民普及。不過從普通市民和為人父母者看來，最關心的不是誰跑第一。難判斷的可能是， 給年幼孩子接種疫苗的考慮因素是否與成年人老人一樣？憑什麼判斷？在我看來，重要的疑問尚未完全梳理。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2021年5月17日

 

 

 

愛因斯坦說

臉書上飛來一幅截圖，右邊是愛因斯坦頭像，左邊：「愛因斯坦說，在不公義面前，知識分子如果保持緘默就是幫兇。」我懷疑愛因斯坦不會專門對知識分子仗義執言抱有什麼期望，而且我覺得這不像愛因斯坦的語氣。

上網查看，看著看著，就多知道了一些愛因斯坦的事。國際特赦組織有廣告標語「沉默，就是幫兇」，據說源自愛因斯坦這一句：「這個世界不會被那些作惡多端的人毀滅，而是冷眼旁觀、選擇保持緘默的人。」 我不同意前一半，即使有人抗爭，世界也可以被毀滅的。

菲利浦．鮑爾（Philip Ball）一篇文章記述，1933年1月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時，愛因斯坦正在加州理工學院訪問。他在3月宣布將不會返回祖國居住，但還是短暫地回到歐洲，5月從牛津大學寫信給在意大利的朋友，說：「我想，你知道我對於德國人並沒有特別的好感（不管在道德上或政治上）。但我必須承認，他們殘暴和怯懦的程度，真是讓我大吃一驚。」他在德國的同儕很氣憤，有些人認為他等同叛國。普魯士科學院院長普朗克在壓力之下寫信給愛因斯坦，說「你的種族和宗教同胞們不會因為你的努力而有所緩解，他們的情況原本就已經相當艱難，現在反而會受到更多壓迫。」另一個學者朋友也寫信給對愛因斯坦，說「(因)你的政治動作，他們會讓幾乎所有的德國學者都負上責任。」

普魯士科學院正式跟他割席之前，愛因斯坦先一步遞交了辭呈。他的舊同僚更憤怒了，學院一個次長發表聲明：「普魯士科學院憤慨的從報紙上得知，愛因斯坦在法國和美國參與發起暴行……普魯士科學院尤其痛心愛因斯坦在國外身為煽動者從事活動…」

愛因斯坦的回應：「我在此聲明，我從未參與發起任何暴行……我向新聞界發表的聲明，都是有關打算辭去學院的職銜並放棄我的普魯士公民身分；我這些行為的原因是，不想活在一個在法律之前個人無法享有平等、又沒有言論和教學自由的國家之中。我並且認為德國目前的情勢是一個群眾精神狂亂的狀態，針對箇中因由作一些評論……我已準備好為我發表的每一個字負責。」

想起一個朋友感慨時局時會說「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這是明代一副對聯，針對時下的讀書人心思多，但書越讀得多人越怯懦。 

 

《蘋果日報》「醫醫詩詩」專欄，2021年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