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0日 星期六

善待自己,無論走或留

最近我調整了生活的空間和節律,心情放緩了一些,頭腦也清明多一點。這便想到,無論走或留,也需要善待自己的。

這是模糊的說法,也不是說無論如何永遠也要保持正向思維。對於流行多時的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 我素有偏見,覺得浮淺和太像濫調。近日因為準備一次給大學生的演講,做背景功課時讀了些資料,稍稍換了看法。早期的正向心理學側重追求滿足和愉快經驗,不管遭受了什麼、在怎樣的處境,也要設法感受快樂。但是熱心心理學家很快便意識到,快樂來去匆匆,正向難以持久。其後,正向的焦點轉移了,認為人生的滿足感可以是開放性,各種情感不論好壞,可以平情體驗。

善待自己,我看也包括培養希望,不放棄那怕只有一絲半縷的樂觀精神,守護逆水行舟的一點韌度。一篇網上文章「10 Simple Things You Can Do To Get Through Hard Times」具體而微,我信手拈來,借其意思分享:

一、正面

不要介意這聽起來有些陳詞濫調,陳詞濫調常常有些真諦。保持正面可以你把自己放在最好的位置,捱過糟糕的時光,在過程中讓自己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二、釋放創意

牛角尖內沒有可見的出路,因為困境的本質就是沒有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案。退後一步看大局,自由一些,可能會發現有助前行的東西。

三、 困難中學習

當困難不可避免,可以選擇從困難學習。處於一個醜陋的境地時,我可以察看問題所在,需要做些什麼,確保我不再陷於同樣的困局。

四、變

要做出改變,可以立即行動,不要知而不行,因為你不想滯留在困境中。如果一時無法實現轉變,也要守著求變的意念,等待時機讓它茁長。

五、知道自己感激什麼

不是教訓你要知足感恩。這是發現自己,注意自己對生活中的美好人和事(哪怕不多!)心存感激的是什麼。用筆或電腦記下來。如果想起有你感激的人,不妨告訴他和她。

六、專注於你能控制的東西

把時間和精神放在無法控制的事情上,會把自己陷於挫敗。列出你能影響和控制的事情。不在名單上的東西,暫且不理。

七、回望自己已經走了多長的路

只看前路會忘記自己的來處、忘記已經走過了怎樣的一大段路。對自己的進度要讚許。

八、建設你的社群

在困難時期要連結。你要和有愛心、會關心、誠實和有時間共處的人在一起。你需要他們關心,但也需要他們誠實以待。能直視你說出真相的人,可以為你的艱難時期提供所需的訊息。而且,你經歷的難關,或者他們已經歷過。

九、寬待自己

照顧好自己才能度過難關。不管是什麼,做一些讓頭腦和身體可以投入和提昇的事就好。沉溺自憐是對自己不仁。

十、原諒

你的糟糕處境或者緣於別人的過失,含恨和憤怒是屬自然反應,但是,若能原諒他人,不再牴觸,感覺會好一些。當每一個念頭都是沮喪時,你不可能真正度過困難時期。又或者,你經歷的困難是自招的結果,覺得不能原諒自己。問題是,這會陷入了自怨自恨的旋轉門,憤怒、沮喪和自我懷疑的漩渦會推向絕地。自己也是常人,饒人也是釋放自己。 

【思遷集.十二】

載「我的菠蘿游」網頁專欄

https://bit.ly/2YX0D5U




2021年11月9日 星期二

抗疫出路:倫理原則退居二線?

全球Covid-19大流行,抗疫至今已近兩年,各國推展疫苗接種有快有慢,抗疫策略有緊有寬,正反的經驗和教訓累積不少,但是未見到出路。各國政府多在考慮放棄Zero-Covid(「清零」)目標,走向「與病毒共存」,如英國在7月中宣佈全面一次過解除抗疫限制,其次是以色列,之後是新加坡,然後是新西蘭和南韓。香港正在努力爭取與內地通關,商討的焦點反而在如何進一步收緊措施,嚴防不明源頭的新個案,沒有空間談抗疫出路。英國、以色列、新加坡等地放寬之後即時見到疫情復熾,對醫療系統做成重大壓力,有需要檢討調整,這當然強化了堅持清零的一方的定見,絕對不應該走向「與病毒共存」。

Covid-19疫潮來到今天,或者可以視為抗疫戰的中期。在抗疫的第一年,一些國家地區的醫療系統告急甚至瀕於崩潰,十分慘烈,有很大的恐慌性。進入中期,各種爆發和再爆的情景都已見過,疫苗的保護作用(未能形成集體屏障,但能大幅減少嚴重的入院個案) 也清楚分明,開展討論如何由中期走向出路並不嫌早。

討論可以放在兩個焦點:其一是怎樣看待風險。中國堅持「清零」,其實是堅持「零風險」;主張「與病毒共存」的國家其實是主張面對Covid,應與其他傳染病一樣,追求合度的「低風險」;其二是關於倫理和價值原則,無論是走向放寬抑或堅持嚴守也需要具體思量,願意付出什麼代價,或者放鬆哪些倫理原則。本文的焦點放在第二點。

倫理分析見疲態

2020年抗疫之初,對倫理原則和相關的價值取捨的討論常是開放性的,例如:怎樣平衡防疫措施與到個人自由的限制?疫苗分配和接種的優先次序是基於什麼原則?來到今天,我看開放性的正反分析有些疲態了。英國決定一次過解除抗疫限制,並沒有經過很多原則性的倫理分析,基本上是綜合的政治判斷,基於一些包括嚴重病例走勢的模型計算便起行 (見本欄816日文章〈放任感染:英國通往群體免疫之路?〉)

在內地,鍾南山醫生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專訪時談到中國何時可以完全開放,說有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絕大多數人打了疫苗,起碼80%甚至85%以上(目前是75%);第二個條件是要各國、特別是大國傳染的情況都比較低,接種疫苗的比例比較高,死亡率也降低下來,才可以完全開放。(文匯網,1028)。第一個條件很快就可以會實現,但第二個條件遙遙無期。為什麼中國必定要最遲開放?可能也是關乎政治而非倫理。

在重視個人自由的美國,為提高接種率以走向「與病毒共存」,在9月已把強制接種新冠疫苗定為國策,規定超過100人的公司須確保員工接種新冠疫苗,或每周進行新冠篩檢。總統在芝加哥一次演講時說,「我知道強制接種是『難以下嚥之藥』,但對美國而言,這是拯救生命、扭轉形勢之策。」他決定了必須走出困局,全局優先,個人自由不是首要考慮。這道強硬國策得到知名生命倫理學家Arthur Caplan的背書。824日,Caplan與同僚Kyle Ferguson發表文章“Don't COVID Vaccine Mandates Actually Promote Freedom? 力陳在疫症大流行底下,傳統的個人自由的觀點有必要更新。個人活在社區,參與社區生活,而社區生活是公共的,個人自由並非不受約束的個人主義。重視參與性和個人合作、相互約束以邁向共同目標,是理性的追求。

拜登總統強制接種新冠疫苗的指令背後是否參考了生命倫理學家的分析和意見,我們不能確切知道,但看來民間對抗疫策略的倫理討論仍然有活力,並未在抗疫疲勞中自行退潮。

靈活創造新策略

筆者在醫管局時期曾經做風險管理和應變工作,當然能體會在複雜多變的局面中,抗疫決策不會以倫理分析作主導。通常的次序是首先考慮了科學證據、客觀限制、可行性、實際利弊,再輔之以政治考量和倫理思考。在抗疫戰,倫理原則不是到現在才「退居二線」的,它本來就是居於二線。

也許,真正的問題是,當Covid-19之戰曠日持久,疫苗亦不能完全依恃,政府和社會漸失討論的耐性,政治考量優先,為要顯示果斷,自上而下的決定會變成無論理解與否也只能執行,不容討論?

Zero-Covid與「與病毒共存」是兩極相反的方針,卻同樣地有可能變得僵硬和教條化。若是不容置喙,就會失去慎思明辨的可能性。無論傾向嚴守抑或放寬,關鍵是策略方針會否及時得到檢視和重新評估?能有反思、檢視與修訂的餘地,就有空間進行有意義也有用的倫理討論。清晰具體的倫理討論也會回饋,有助於靈活創造下階段的策略。

舉例說,在是否進一步強制接種新冠疫苗的問題上,一個靈活的可能方向是,在接種率達8成之後,與其糾纏於是否強迫最後那兩成人接種,可否先讓願意的人士接種第3(加強針)?這乍看不甚平等,但若能有助提升群體免疫力,保護醫療系統,亦可避免高壓地進一步擠壓個人自由,也就是合理的。最近聽朋友說,以色列的兩針接種率是全球之冠,但全面開放後仍然不敵變種病毒,醫療系統大受壓力之下,新策略就是向全民推第3針,加上恢復戴口罩的規定,重新穩住了局面,有可能成功做到「與病毒共存」。

香港和絕大部份國家和城市一樣,催谷第一輪接種已耗時經年,2022年快到了,今年的「第3針」很可能就是明年的第一針,毋須太費思量!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2021118



 

 

 

 

留下來的論述 【思遷集.十一】

關於走或留,近日在想,如果最終決定不走,那是為了什麼?

第一個念頭是,會不會是之前香港兩次移民潮都沒有走,「留」已經成為慣性?

學者說,香港現代史上的移民潮,今回是第三次。第一次是1982年中英談判至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訂;第二次是1989年「六四」到1997年回歸。

前兩次留下來有很多得著,這一次香港丕變,何不再次達觀留守?

可是如今留下來似乎需要特別的論述。上兩次「信是吾土」在我是自然而然的--那時還未流行「我城」前「我城」後地表達「身土不二」--如今人面不知何處去,驚嚇的事倒是接踵而來,好像再也不能自然而然地訴說對香港的感情,也難以暢快地散發正能量,對周遭的殘酷視若無睹。

怎樣論述留守?一個合理的論述是「拒絕末日悲情」。這還可以有兩種變調:(a)散佈負能量是不負責任的;(b)本來無末日,何必自製悲情。

第二個可能的論述是「此生不作異鄉人」。即使「走得好」,到底心下不踏實。「此心安處是吾鄉」太文藝了,不真實。

第三個論述是:「人是會適應的,也應該學習適應」。不適應是苦,珍惜我們擁有的安全,就能適應轉變。我們連新冠瘟疫也能適應,輕易習慣了疏離的社交新常態。而且,香港抗疫有成,病毒不侵,何苦走去病毒肆虐的他方?

第四個可能的論述是,「不要離棄承受著苦難的人」。不止是為了他們,也是為了他們在守護的制度、文化、記憶、空間和價值觀。這與偏重「兩制」無關。有價值的東西能跨越兩制,對一國也是好的。

凡此種種「留守」論述總在腦海中縈繞不散,與之相對而勢均力敵的,則是如今「依法治港」用權者的「快、狠、準」,以及媒體各界在新時期對「大破大立」的謳歌和應。那天我讀到一篇社評的中英對照,把「大破大立」譯作Tear down the walls to rebuild Hong Kong,十分傳神而又觸目驚心。留守是否意味著也要出一分力,阻止用權者肆意過火地tear down Hong Kong?這需要一些天真的勇氣。在公民社會逐步被瓦解以至紛紛自我解散的今天,勇氣稀薄有如高山上的空氣。因為不宜攀登,所以前人才會遠遠地「高山仰止」,說一聲「雖未能至,心嚮往之」吧?

再說,勇氣只可以反求諸己,不能成為普遍的論述。作為普遍的道德要求,能持不忍之心已經很不錯了。

原載「我的菠蘿游」網頁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