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創傷疫潮

在連月的激烈對抗中，我們很難充分認知這幾個月的集體創傷會有多大多深的精神病後遺症，但可以相當肯定，未來數年，香港須面對、處理一場特大的心理創傷和精神病症的疫情。

香港精神科醫學院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關注這個問題，聯手推出心理治療服務和志願診症服務，並有工作坊教授社工及教師如何應對社會創傷下的衝突和困擾。我的第一反應是讚賞，然而馬上意識到，這些努力與需求相比，只是一小杯水。

抗爭者、抗爭者的家人、經歷暴力的人、參與或目睹襲擊的人、前線警員、記者、急救員、極度憤怒和充滿無力感的旁觀者，這些人數以十萬計。保守估計其中有一成人嚴重心理創傷，也是數以萬計。

有一個特殊理由令我特別不放心前線警員的精神創傷。如果你相信每天警方記者會的說法和解釋，即每一次前線警員的行動和使用武力都是專業而有節制，那麼你也就要連帶相信，所有前線警員都是對精神創傷完全免疫的「超級人類」。這是不可能的。每天狂追狂打造成心理創傷，急性壓力反應之後，繼而出現創傷後壓力綜合症(PTSD) ，是必然的，一、兩成警員出現PTSD 應是意料之內。有沒有誰在評估警員的精神狀態是否還適宜執勤和使用武力？我相信是沒有。

最令人擔心的是參與衝擊和被警力對付過的中學生。青少年精神科是專科中的專科，在香港罕有得很，公立醫院的青少年精神科新症輪候時間動輒是兩三年。這些青少年能得到服務嗎？更基本的問題是，這些衝了整個夏天的孩子，會忽然乖乖地進入「精神科病人」的角色嗎？當孩子回到學校，肯不肯向老師和在校社工打開心扉已經是很大的問號。

最近中學生組織「人鏈行動」，教育當局怕會招惹暴力，出言勸阻，這是忽略了「人鏈」手拖手有它療癒性的功能。我甚至異想天開：如果警方能派員保護這些和平行動的孩子，不受像由何某組織的那種社團滋擾恐嚇，這可以是警民和緩關係的第一步！

異想天開不同發白日夢。這是逆向思維。在目前困局，像羅范椒芬女士那種保護孩子的套路思維根本是與時代和現實完全脫節。有效的脫困療傷構思必然含有逆向思維的元素。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9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