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是在紐西蘭南島南端的城市鄧尼丁寫的，寫時理工大學的圍困還未解。早一星期我離港時，圍困爭持激烈，街上聚眾聲援，警方以催淚彈驅散，連伊利沙伯醫院也受到波及。抵達鄧尼丁，為我辦理入住旅館手續的是一位衣著整齊、談吐斯文的先生，禮貌地問我來參加什麼會議，我說關於法律和倫理。他又問我從哪裡來，聽到「香港」二字，就敏捷地反應道：「那你一定有很多法律和倫理問題可談了！」其實我來是談香港最近就「預設醫療指示」立法的公眾諮詢。這位接待的先生似乎很清楚香港的困境，輕輕說：「雙方堅持不退讓，就沒法解決了。」我後來知道他本身是一位律師。
這篇文章刊出時，慘烈的鬥爭已經持續了整整半年，期間許多既有的價值規範嚴重破損。有人哀嘆香港回不去了，甚至說，this is the end of Hong Kong as we know it。 可是，我們熟悉的和惋惜的香港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們選擇惋惜什麼，不完全是客觀的，往往反映自己最著緊的是什麼。本報同文「天峰醫生」是我以前的醫管局同儕，近月接連兩篇專欄文章談「烏合之眾」。這是從一本暢銷書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出發，剖析為什麼原本會思考的「個體」聚集變成「群眾」之後，容易情緒躁動，變得愚蠢盲動，不問手段。我覺得他是在惋惜香港失去溫和理性。我卻也覺得，「烏合之眾」的鏡子同樣應該照向另一方。同文雖然也有批評政府在處理危機上欠決斷，但就沒有注意到，當整個政府與警隊自我綑綁，同樣形成了遠比「個體」愚蠢甚至盲目的「集體」。The unpopular mind和the popular mind一樣偏執。
「齊心一意」甚難
我還未決定自己最惋惜的是什麼。在鄧尼丁的會議我參加了一個工作坊，小休時有與會者問及香港的抗爭情況，我只能簡略地說來龍去脈，再補上一點感想：過去香港人互相容忍不同的價值觀，雖然未必好好對話，總算有兼容的空間，現在沒有了。
晚上我上網搜尋了一下過去十年間香港普遍流行什麼願景口號，其中兩個特別明顯：「齊心」和「共享」，分別見於兩屆特區政府新上任的時期。2012年新行政長官梁振英就職致辭，以「齊心一意，共建香港」作為主題。當日他說：「只要我們齊心一意，必定能夠將香港打造成兒童茁壯成長、青年實現理想、壯年人一展所長、長者安享晚年、七百萬市民安居樂業的理想家園。」這聽來容易，其實難於登天。「只要」是以全民一致為大前提，這有什麼可能發生？香港社會並不是一個傳統的儒家大家庭，即使當它是個大家庭也要正視家庭內的嫌隙不和吧。試想為什麼香港一向要標榜包容？因為這本就是一個多元化、習慣了歧異、思想自由的地方。當然自由並不是絕對的，提倡「齊心」也並無不可，但是不宜一味排斥異質；即使有些事情要劃紅線，也不宜以打擊異類作為施政主軸。
社會分崩離析時，卻還見有報章社論十年如一日地呼籲大家要齊心協力，覺得諷刺。早在這個十年的開頭，和諧團結同坐一條船的想像已在消散。香港人齊心的感覺，往回溯已是2003年沙士抗疫，2008年汶川大地震也曾喚起民胞物與的中港情，之後就每況愈下。來到今天，在這個十年最後一個月回頭看，只不過半年，所有對抗牴觸、異化疏離的情緒都夾著憤怒決堤泛濫。這是互動互撞形成的，不能以「群眾如何變得愚蠢」簡化地去理解。
「共享」忽略矛盾
現屆政府沒有侈言「齊心」，改用了「共享」理念，土地政策談共享，學校也在教育關懷共享。「齊心」和「共享」兩者雖然同樣建立在一種和諧的想像上面，但相較之下，「齊心」貼近中國傳統文化，「共享」較有些現代色彩。
政府沒有政治顧問，對香港深層矛盾的分析很少，「共享」的概念就侷限於民生經濟範疇，著眼於市民未能分享社會富裕的果實。順此思路，也就假設青年因無法置業，在社會無根，容易成為失意反叛的青年。其實儘管市民普遍也希望居有其所，房屋問題並不是矛盾的癥結。人們可能在尋找有意義的參與，在參與中建立身份認同。然而在官方話語中，「人心回歸」本身就是終極的意義和身份。
近五、七年間，環繞「自由」和「歸心」的政治角力鬥爭主導了社群的互動，香港公民社會本就不多的人文精神日呈萎縮。本來，政治疾風吹得越勁，社會就越需要建制內外(這是泛指social institutions，不是狹義「建制」) 的知識分子頭腦清醒，堅守專業精神、珍惜規章制度和人文價值；可是在發熱的鬥爭中，這一切都把持不住。
當對抗落幕，我們必定要面對百廢待舉的香港。「齊心」「共享」願景已經破碎，政治口號或者陸續有來。香港需要包容夢想，夢想需要尋找切實的基礎。未來香港的願景要透過開放式的互動共同搭建。我們理應視彼此為真實共存共在的人，堅持誠實正直開放，一步一步前行。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2019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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