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曆新年前提早動筆寫這一篇，剛寫好，新冠狀病毒肺炎就從武漢來到香港了。上個月(1月10日) 我在中文大學一個講座講這個題目：「如何面對一場精神創傷疫潮」，很多人關心精神創傷這個題目，幾百座位全滿。一年前在同一場地我講基因編輯嬰兒，只有七成聽眾。我從醫學擴闊到其他角度，關於「受創傷的社區(traumatized community) 、妨礙面對創傷的一些政治禁忌，還有是社會「復和」(reconciliation) 的挑戰。現在新肺炎病潮淹至，新的裂縫再起，療癒創傷與社會復和的希望更顯得渺茫，然而我肯定它依然重要。這篇文章就是隨後的閱讀和思考。
那次演講的日子遇上《刺針》(the Lancet) 醫學雜誌發表香港大學醫學院梁卓偉教授團隊的大型研究。他們推算，去年九月至十一月，在香港動蕩當中，有240萬成年人有抑鬱症狀，200萬人有創傷後壓力症(PTSD)症狀，嚴重程度至疑似患有抑鬱症或創傷後壓力症的人數也達120萬。我來不及把資料放進PowerPoint，但在討論環節採用了其中的資料。我說，這份研究報告有特別意義，希望有助減少禁忌，讓社會正視挑戰。
與恐襲、地震、海嘯等災難不同，我們面對的精神創傷「疫潮」不是一次過的，在大半年間一浪接一浪地累積，漫長而未知止境。因此除了數字，我們還要關心創傷的深度。
精神創傷本來不是一個倫理課題，本文卻是試從倫理角度探討相關的社會復和問題。Reconciliation一字可以譯作「和解」、「復和」。筆者認為「和解」較為準確，因為「復和」在字面上像是自自然然地恢復平和，彷彿只是讓情緒平服、社會和氣。固然都是平服是reconciliation的部分意思，但是to reconcile其實有更為深刻的意思，那是解結以及處理分歧見，並且承認合理的同處原則，這就較為接近「和解」的意思了。不過我也注意到月來政府官員幾次提到「復和」，媒體似乎已經慣用了，本文也就跟隨使用。
六道傷口
重大政治創傷之後，社會(有時是整個國家) 遺下巨大傷口。Prof. Daniel Philpott是聖母大學(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政治學教授，重點研究政治和解。他對和解的看法比其他學者要寬一些，揉合了宗教和政治思想，因此除了重視伸張正義，也灌注了對社會癒合和寬恕的想法。依他分析，傷口不只一種，可以分六個向度析述(dimensions) ，我在這裡簡稱為「六道傷口」。
第一道傷口是基本人權受到侵犯和漠視。這常在戰禍和武力鎮壓中發生；第二道傷口是具體的對個別受害人的身心侵犯，包括致殘或死亡，也包括虐待和精神創傷；第三道傷口較為不明頭顯，那是不少受害者和家人對造成傷亡損失的因由缺乏認知。今次香港的抗爭情景充滿「文宣」和簡化的「訴求」，很難想像受害者會缺乏政治認知，換了在文化大革，很多忠誠幹部和老實的知識分子(例如季羨林) 真的茫然。在香港的抗爭，藍黃兩色的市民也受創傷，「文宣式」信念未必等同確切的認知。
第四道傷口是社會上許多人冷漠地作壁上觀，受害者的痛苦不被承認。在中國政治文化這表現為要求「平反」，有時甚至不求平反，只是希望得到「一個說法」，在心理上討回一點公道。第五道傷口來自製造傷害的一方，那是不斷以對方所受的傷害作為「勝利」宣傳。這本來是戰爭的邏輯：重創敵人就是勝利。不止是宣傳「勝利」，而且要獨佔「正義已得勝」的道德高地。這種長期的勝利宣傳本身就是對受害者的二次傷害，同時也令社會無從建立「我們」的政治共同體。
第六道傷口在製造傷害的一方自己身上。惡毒狠心對待他人，自己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同樣受傷。最可怕的傷口是道德心的消失。中國老話，良知泯滅，這是道德精神的殘缺傷口。
復和倫理
Philpott綜合以上對六道傷口的析述，進而提出他對「復和」的倫理主張，焦點並不放在(起碼不是單單放在)罪責上面。在猶太、基督教傳統，其核心美德是慈悲(mercy) 。這並不是取消問責，而是通過建立公正的機構或機制，去承認傷害，承認責任，作出道歉、賠償，和寬恕(例如特赦)。
既然社會創傷有六道傷口，政治上就有六種相應的恰當處理：一是在人權和尊重國際法的基礎上建立或重建能實踐公義的政府機構；二是以具備權威的程序承認對受害者造成的痛苦；三是對受害者的物質賠償；四是通過正當的審判、審查和懲處瀆職者，作為問責；五是道歉，由政治官員或製造創傷的人為自己的不當、不法行為作出道歉；六是寬恕，由個別受害者或代表的團體接受道歉。
六道傷口與六種相應的復和倫理屬於「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 ，比側重譴責追究的「應報式正義」(retributive justice) 多了一些宗教精神和寬恕之道。這在今天的香港形勢底下，十分遙遠，但也不無意義：從中我們可以認識到，認真的「復和」是一個深刻的概念，不是麻醉止痛藥，更不是和稀泥的老好人說話。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2020年2月10日
圖片來源：npr.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