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日，香港回歸23周年，港區國家安全法(「國安法」)在午夜前生效。在這前後，香港面對新一波COVID-19疫情，而挾著國安法威力的鬥爭在各方面洗刷著城市。官方非正式說法是，這是香港必需的「二次回歸」，異議者則說這是「二次文革」或「文革2.0」。我覺得兩者都不太貼切。分析政治並不是我的興趣或所長，但是香港的丕變觸動了一個擱在心中多時的書寫念頭，與文革有關。
我沒有經歷文革，但心中有一個抽屜，收藏著有關文革的人和故事。這或者從在美國念大學時就開始了。2017年我出版了一本書《有詩的時候》(香港三聯)，其中一段說：
1976年文革結束，到1981年，中國大陸上，新詩迎接一個復甦年分。我對1981年有特別的感覺。我在1977年在布朗大學上醫學院，1981年畢業。上醫學院那一年我還有寫詩讀詩，也沾其他文學和一點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儒家」的哲學，因為向《明報月刊》投稿認識了主編胡菊人，像是半個文藝青年，然後被泛濫的醫學院功課淹沒，沒有餘力隔海思考中國了。(147頁)
平反後被封為烈士
這一段不是全部實情，那時文革剛結束，中國醞釀開放，身在海外也不可能不關心。1979年6月，醫學院第二年將完，我在大學的人文圖書館讀到《光明日報》刊登的長篇通訊《一份血寫的報告》，報道遼寧文革冤案張志新(1930-1975)之死。在無數文革冤案之中，張志新與林昭(1932-1968)
是後來最知名的兩個女死者。張志新在平反後被封為烈士，林昭的獄中血書和其他資料到近年重新被研究。初讀張志新的事跡，可能是我日後感覺文革與自己「有相干」的起點。我寫了一篇文章〈先去的人〉致意，投稿回港，記不起是否刊登在《明報月刊》。
現在想寫的焦點不是政治的文革或訴寃的文革，而是那些在劫或歷劫的人。我也覺得，人如何經歷、承受政治劫難，在2020年的香港應該會見到一些倒影。
家中書架上有一本散文集，書名就是《倒影》。作者林洵(張文達，1921-2003) 是我的一位忘年朋友。我曾是他的醫生，有十多年他在我的醫院門診看病。他本名張孝權，張文達和林洵和都是筆名。文革結束後，張先生在1980年來港，來港後為多份報章撰寫專欄，以細膩蘊藉的文字寫回首前塵的文章。我存有6種他的散文集，包括一本與季羨林回憶文革著作同名的《牛棚雜憶》。散文集都有親筆簽名，除了《倒影》，那是在旺角田園書屋買的，當時我們還未曾見面。我們最初是文字之交，給他看病應該是1989年之後的事。他逝世前最後的日子是在上海靜安區一處寓所度過的，我去看望過他。
狂飊時代的一滴水、一片樹葉
九十年代我偶爾會去銅鑼灣百德新街他的寓所看望他，坐在堆滿雜誌資料和稿紙的桌旁聽他談些歷史和世事。讀他的文章，聽他輕談往事，我就會想，當時代猛烈狂飊如風暴，個人只是一滴水、一片樹葉。暴風雨過去，人生段落都成為記憶倒影，只有很少的人物故事見於歷史。
《倒影》在1986年出版，當年張先生65歲，現在我想著寫文革在我心中的倒影，自己也來到同一個歲數。
《倒影》一書主要不是記述文革，但也有這樣一個片段：文革初，張先生多次被抄家，書籍隨其他值錢之物「呼嘯而去」。文革後他收拾劫餘，發現還留存了他手抄一冊舊體詩，包括龔定庵雜詩、李商隱律詩等若干首，一時大喜過望，因為這一本小冊子伴隨他度過「文化被革盡了的那些年」。文中一段：
被繫牛棚時，讀這首(龔定庵)詩難免有些感慨。牛棚面對大海，渾沌蒼茫，一望無際，我們就在海邊種田，肩挑一百二十斤糞桶，搖搖晃晃走在田埂上，嘴裡卻默念龔定庵的詩，倒也是人生難得的際遇，至今每一憶及，如在眼前。我的所謂感慨，無非是讀書人的遭遇，竟不如封建時代。
(頁43，〈簾捲西風〉)
文革遭劫的不止讀書人，但讀書人在文革的遭遇的確特別能折射出那個時代最顛倒的一面。我讀到這一段時，首先想起的是鄧拓(1912-1966) 和他的家人。鄧拓和張文達先生同樣有書生文人特質，有舊學根底，同樣擅長詩詞；不同的是鄧拓終生的事業都在共產黨內，歷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他還是1944年第一部《毛澤東選集》的主編。
「願約三生酬壯志，勤將四季作農時。」
鄧拓廣為傳誦的詩句常有「書生」影子：「東林講學繼龜山，事事關心天地間。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過東林書院》) ，「筆走龍蛇二十年，分明非夢亦非煙。文章滿紙書生累，風雨同舟戰友賢。」(《留別人民日報諸同志》) 但我最早在大學時期讀到的鄧拓詩，是《題漓江春畫頁》，「一見灕江不忍離，別來朝夕似相思。」常在口邊，尤其喜歡其中兩句「願約三生酬壯志，勤將四季作農時。」覺得有特別的精神力量。
像鄧拓這樣帶書生氣的黨員幹部，即使在他那個年代也是很罕見的。與他同在文革伊始就被欽定批鬥的吳晗(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 固然也是讀書人，但就沒有鄧拓那種在關鍵時刻擇善固執的書生氣，兩人惹毛澤東不快的來由也各不同。今時今日，書生氣質大致上應已從官員群體消失。
倒影在2020年香港，我聯想到的是在新冠狀病毒抗疫中兩次被批鬥的香港大學微生物學專家袁國勇教授。他當然不是幹部，但有書生氣，在國家級傳染病顧問的位置，可算是書生報國。不幸地，他也應了「文章滿紙書生累」的鄧拓詩句。當然，他受批判的程度離開文革還是很遠，故此只可說是「倒影」。
批鬥的傷害未必是由直接的暴力做成。點名之後，被批判的人忽然好像掛上了標籤，會被疏遠隔離。鄧拓在1965年初被停止了黨內工作，呆在家裡，他的妻子丁一嵐回憶說，「實際上已經成了監督居住的對象」，熱鬧的家變得靜悄悄，與子女相見都默默無語。失了工作之後，鄧拓初時每天還可以按時收到送到家裡的新華社編的內部「大參考」，感覺上與工作單位和外界相連。然後，4月的一天，市委機關忽然來了幾個人，不作解釋，就把所有「大參考」收走，鄧拓跟在他們身後懇求說，能不能繼續給我一份。丁一嵐說「人走了，鄧拓一個人坐書房裡，一句話也不說。」
這一幕情景深入我心。如此被自己效忠的組織排斥疏遠，對重視群體生活的人是很大的傷害。
鄧拓和丁一嵐育有五個孩子，幸而五個孩子也不曾背叛父親，情願一起受苦。鄧拓最終在家自盡以明志，丁一嵐和五個孩子艱難渡過文革，經歷也很不平凡。五個孩子當中，次女鄧小虹在1975年政策放寬時以「可教育好的子女」的類別考上西安醫學院，成為婦科腫瘤科醫生。1998年丁一嵐逝世後，鄧小虹赴丹麥哥本哈根大學醫學院做訪問學者，回國後兼任醫療管理工作，在2000年轉為全職政務，任北京市衛生局副局長，在醫療衛生各方面多有建樹。2003年SARS疫潮，鄧小虹任北京市衛生局的新聞發言人，第一次「出鏡」就是宣佈世界衛生組織對北京市SARS疫情「雙解除」(解除對北京市的旅遊警告、並從世衛疫區名單中剔除北京市)。
看資料，鄧拓比我的先父年輕一歲，鄧小虹比我大兩歲。我們是生活在兩個不同歷史空間但同一時代的人。我自己也是先行醫後來轉軌醫務工作。如今香港的政治空間與內地逐漸趨於同質，倒令我無端想到，或者應該更仔細地閱讀他們一家六口歷劫餘生的故事。
「文革」倒影．一．《明報》世紀版
2020年8月11日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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