俟河之清

去年以來，偶爾會覺得自己有了一點年紀。我是老人科出身，知道人的歲數年齡、生理年齡和心理年齡都是有分別的，並不一一吻合。這兩年香港激烈動盪，政治劇變，密集的變化催趕著心理時間，六個月一年兩年，一晃眼便過去了。前年反修例運動、去年COVID-19抗疫，多數時間只能作為旁觀者，偶然評論一下，總會保持著心理上的安全距離，即便如此，也有一種回頭已是百年身的感覺。

大學時期有一段時候我愛讀中國詩歌，特別選修了一門課，從《詩經》開始往下讀，讀到唐宋選詩。有兩句詩句我日後常常念誦：「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詩句見於《左傳》所引一首先秦逸詩，寫人生苦短，煩擾事多，等待黃河由濁變清，豈非痴想？我主觀理解為另一重寄意，人們苦苦等待政治清明的時代到來，不知要等到幾時。

上兩篇我寫朋友Z醫生先父的政治厄運，又想起這兩句詩。抗戰前他父親是年青有為的電機工程師，公費留美深造，1939年在戰時返國，被派往國民政府的中央試驗所工作，很快晉升為試驗室主任、修造廠廠長，並在南遷重慶的中央大學兼職教學。這段時期，作為國民黨員以及國民政府的一個專業人員，他曾被安排参加中央訓練團的訓練班。

在新中國，他的履歷是永遠洗不清的嫌疑。早在1953年「三反」運動時他已作了交待，至1966年文革狂飆，與國民黨的關係再次成了批鬥清算的重點。1967年夏天，他以55歲的年紀被派往華東電力設計院勘察室的工地，近乎接受勞改，捱至重病，當時在醫學院讀三年級的么子(我的朋友Z醫生)試著聽診，見似肺炎趕快送院，旋即中毒性休克，得抗生素治療而倖存。翌年他因從前的政治履歷被「隔離審查」數年。這期間長子於1970年3月在西安被迫害判處死刑，他自己身在華東被安排站在第一排觀看被送往刑場執行槍決的死囚。「隔離審查」等同坐牢，不同之處僅在於坐牢是公安局執行，而隔離審查是由本單位的專案組關押在自設的隔離室，24小時監視。拷問之下，終於屈打成招。

俟河之清，河幾時清？1974年，Z醫生的父親被通知審查結束；兩年後，惡浪滔天的十年最後以「四人幫」被粉碎而劃上句號。今天在香港進行的冷酷清洗幾時退潮？

《蘋果日報》「醫醫詩詩」專欄，2021年4月30日。

讀景山，思老舍

朋友Z醫生的先父名汝礪，字景山(1912-2008，以下稱為「景山先生」)，江蘇人。我猜想「景山」是取意自《詩經．小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原詩寫男女純真的思慕，後世用來比喻對有崇高德行的人格的嚮往。我以為這名字是來自書香家庭，但據Z醫生在紀念父親的文章中所述，景山先生出生於破落地主家庭，父親(Z醫生祖父) 是讀書人沒錯，且曾辦私塾，卻是好鴉片，疏於治家，家事完全由妻子操勞。

景山在五個子女之中排行第三，自幼深知母親辛勞，仿效長兄用心讀書，17 歲即跳級考入上海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工程科，1933年以優異成績畢業，獲獎學金。畢業隨即受聘於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從電機組技工助手做起，逐步升至組長。這個建設委員會成立於1929年，是為了在輕工業之外，開創電機等新興重工業。

1937年，考獲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的公費留美名額第三名，到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深造一年多，曾在美國國立標準局等機構見習。1939年1月返國，途中繞道歐洲到英國劍橋儀器廠短期進修，4月返上海後成婚。妻子吳經一，出身名門，曾外公是晚清兵部尚書徐用儀。

公費留美，按當時慣例在出國前須加入了國民黨，為此他日後在文革中受盡折磨，長子更含冤死於文革。

景山先生一人具備了最少四種被清算的身份：地主家庭、留學生、高等知識分子、與國民黨的歷史聯繫。其中國民黨黨員的身份近乎死罪。

讀景山先生生平，想起老舍(1899-1966)。一個是電機工程精英，一個是文學家，有什麼可以比較之處？老舍生平有豐富的海外履歷，25歲已赴英，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任華語講師。他是無可置疑的愛國者，抗戰時期奮筆以文藝抗日。他是有國際水平的精英知識分子，1949年12月從美國返國服務，初時受到禮遇，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周恩來就看望了他。在新中國初期老舍還穿西裝，天真地覺得自己也是窮人出身，穿什麼也不要緊。後來他努力自我改造，老老實實創作，結局又如何？遇上政權多疑，滿眼是潛在的敵人，殘酷鬥爭不絕，知識分子有似一捏就死的螞蟻。然而，正直的人格如山，最終值得景仰的並不是操人民生死的強者。 

《蘋果日報》「醫醫詩詩」專欄，2021年4月23日。

 

恢復探訪是倫理難題嗎？

上月我為香港醫院院牧事工聯會的內部培訓研討講了一個特別的課題：「謝絕探訪措施下的倫理反思」。COVID-19疫情已超過一年，無論是醫院抑或安老院， 基本上都處於一個謝絕探訪的狀態。固然，這些機構都有不同的安排，協助院友和親友保持一點聯絡，也有酌情容許恩恤探訪。不過無可否認的是，住在醫院或院舍的人，都要忍受著疏離甚至隔絕。在其他國家地區，有些醫護人員，尤其是護士，為此感到甚為不安。 這在倫理學術語稱為「道德困擾」(moral distress)。院牧同樣會為探訪難而感到困擾，因為「靈性關顧」(spiritual care)並不是可有可無的。醫管局為此有特定的行政安排，例如讓指定的院牧在嚴格跟隨感染控制指引的條件下，維持必須的服務，包括探訪臨終病人。在這次講座我為大家探討兩個焦點， 一是從倫理角度，我們可以怎樣分析和思考限制探訪的問題；二是如果往前看， 我們怎樣可以合理地計劃在疫情容許之下，逐步恢復探訪安排。

謝絕探訪 患者感孤獨

在討論倫理角度的之前，我們可以注意兩點。第一，這個議題本身並不是一個強烈的道德問題，也就是說，它並不像安樂死、墮胎之類的生命倫理議題，從一開始就有正反對立的道德立場；第二， 醫院或安老院日常需要有探訪規定，也就是一定程度的探訪限制，而在傳染病流行底下，這些限制變得較嚴，一般人都會視為合理。從這兩點看，限制探訪甚至謝絕探訪好像不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倫理問題？

我們可以首先明確地列出限制探訪的一些重要理由。醫院和安老院機構，在照顧病人與長者的時候，首先必須保護他們的安全。限制探訪或謝絕探訪，最大的理由是把院友的感染風險減至最低。盡力減低感染風險，從另一方面看，當然也是在保護機構本身，減低一旦出事機構面對的法律風險。 在疫症大流行，保護醫院和院舍機構運作，也是抗疫戰的關鍵。

香港對抗瘟疫，是帶著2003年沙士一役病房淪陷的慘痛烙印，因此我們公立醫院的探訪限制一般都比歐美澳洲等地的醫院較緊。在疫情底下尤其如此。從網上的資料，可以見到即使COVID疫情嚴重，一些主要醫院在設定探訪限制上，仍然會容許一個探訪者探訪某些指定的專科病房，例如產科病房、兒科、紓緩治療病房等。這在香港多年已經習慣的防感染尺度，是有些難以想像。

 接下來我們要看看，要求放寬探訪限制的一些理由。 本文開始時已經提到，限制探訪令院友孤獨，與親友疏離，也阻礙了重要的靈性照顧和情緒支援。不少認真的研究發現， 嚴禁探訪不只會造成普通的寂寞，對於病人、院友，尤其是長者我本身有認知問題的人士，隔絕了和親人的接觸，是會造成實質的身心損害。短期限制或者不是一個問題，但長期如此，損害就較大。去年12月日本一個研究團隊發表一份報告，在6000多名平均七十多歲的長者病人，已實施探訪限制的前後時期作對比，發現嚴格限制探訪知下，長者病人出現譫妄症(delirium)的機率是之前的3.79倍。譫妄症表現為神智昏亂，在醫院病房，昏亂本身又會引發其他問題，例如需要約束病人，造成餵食困難，間接再引致其他併發症。

長期實施嚴格的探訪限制，說嚴重一點，可能有人道和道德上的問題。說到底，嚴限探訪以減低風險並不是經過嚴謹研究證明必要，比較是基於合理估計作出「不怕一萬、只怕萬一」的措施。於是便有論者提出， 如果我們承認限制探訪的程度，應當是從權衡利弊作合理平衡出發，那麼便可以問，對於探訪和人倫接觸的重要性，我們是否看得太輕了？ 有一個比較強的觀點是，人倫接觸本來就應該是常規醫療照顧的標準要求(standard of care) ，每一次我們決定把這個標準降低或放開，都必須經過認真考慮，是不是機械式地實施限制。

相稱原則和公平原則

以上的正反討論還是屬於常情常理層面的正反分析，未算是嚴謹的倫理討論。 從倫理原則看，有兩個原則是比較相干和重要的。一是合符比例原則(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或譯作相稱原則) ，這個原則在法律方面常常應用，具體的要求是當自由需要受到限制，所設定的措施應該盡可能採用最低度的限制方法(Least Restrictive Measure)；另一個倫理原則關乎公平(Fairness)，特別是對不同人群的需要是否有一貫的近乎一致的尺度(Consistency)。人們可以問，為什麼連戲院都可以重開，運動可以恢復，飲食也逐步放寬，但逐步放寬探訪措施卻完全不在討論議程上，我們總不能說，一個院舍長者或醫院病人與親人見面傾談，得到安慰，他的需要竟然不比飲食聚會、運動和看電影更重要？對於這些倫理角度的質疑，如果必須為現行措施辯護的話，恐怕還是只有從「不怕一萬、只怕萬一」的顧慮出發，解釋為何醫院或院舍需要有很高的安全系數，因為實在承受不了，一旦在病房或院舍大爆發，那種難以收拾的局面。

本文定稿時，政府剛公布一系列社交放寬和重啟經濟的分階段安排，安老院舍探訪安排亦獲得放寬，訪客接種兩劑新冠疫苗後，可以到院舍探訪親友。疫情持續逾年，安老院舍的長者長時間無親友探訪，心理和情緒受到很大困擾，現在開始放寬是應有之義，希望公立醫院很快也可以放寬。在限制探訪的問題上，筆者向來的看法是，最少最少，我們不應把探訪限制視為理所當然，更不要習慣了以視像方式看望一下取代親身接觸。

下一步還要以同理心為未曾接種新冠疫苗的家屬訪客，提供合理的探訪安排，盡力減少差別看待。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2021年4月19日

 

 

我們的路徑

昔日同事Z醫生與我分享一篇文，他近日寫的， 4千餘字記述他父親的生平和家人在文革中經受的災劫。與我分享這些，或者是見到我在寫文革前後的人和故事，包括冤案。冤案有千千萬萬，在歷史洪流中每一宗只如滄海一粟，但在受害的家庭卻是一生一世的事，甚至還不只一生一世，下一代還帶著傷痛。

我徵得他同意，在這兒以他先父的經歷為引子寫幾篇文章。動筆前卻有另一些感想，是關於我們的人生路徑。

很多人說人生是個旅程，意思是要珍惜當下，享受每一處留下的足印。然而我也會想，每個人的人生從不同的路徑走來，有些由自己選擇，有時是被時代和社會推擁著走，即使不至於身不由己，也不完全是自由的。

我在美國讀醫科，82年回港，先在越南難民營的紅十字會醫療中心工作，再考取香港的醫生執照LMCHK。Z醫生年紀比我大幾歲，在上海醫科畢業，文化大革命後來香港定居時已是一個有豐富臨床經驗的醫生。他一樣是通過執照考試才可以在港行醫，在政府醫院從頭做起(當年醫管局還未成立)。我比他晚一年考取執業資格，但和他第一個政府醫生崗位恰巧同在九龍醫院精神科，因此很早便認識。

我們的生命路徑完全不同，但日後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例如說，在精神科工作一段日子之後我們都選取了老人科專科，先後加入瑪嘉烈醫院成為老人科同事，一起接受專科培訓，一同應考英國皇家醫學院的內科MRCP(UK)資格。

有些特別的是，我們的父親同樣活到96歲(中國算法是卒年97歲)。我父親生於1911年中秋節，Z醫生的先父生於1912年5月，中間只隔7、8個月，卻發生了辛亥革命，清朝變成中華民國。這一變，很大程度決定了以後的中國人的命運。1949年新中國成立，是更大的一變。Z醫生的父親選擇的生命路徑，和我父親選擇的，也很大程度影響了自己和家人的未來。我們的路徑這樣不同，但在九龍醫院遇上了。多年來我們當然也曾輕輕談到現代中國起跌反覆的歷史，也知道一些他父親和他的亡兄的不幸故事。現在香港劇變中，細讀他父親一家的變故時心情複雜。以下兩星期我會寫一些讀後感。

 

《蘋果日報》「醫醫詩詩」專欄，2021年4月16日。

 

 

活埋健康

在這兒寫專欄，起初是寫醫事和一些小詩，但很快隨著城中的變化越寫越遠了。有時下筆涉及眼前的政治災劫，不免想，這些題材出現「健康版」會不會太奇怪呢？便又想起在醫學院的七十年代，除了醫學知識之外，也有些人道主義思想入了腦，就是說放眼全球，健康災難並不都是病毒、膽固醇、癌細胞造成的。戰爭暴虐、倒行逆施的管治令民不堪命，都在釀製災難。可以說，政治與人類健康從來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精神健康是人類健康的重要部分，政治災難的受害者和他們的家庭埋著多少創傷？政治越殘酷，埋藏的創傷就越多。

這樣說，有點像是為專欄文章的離題作解釋。真的需要解釋嗎？像緬甸當前發生的慘烈災難，每天被槍傷的市民，包括孩子，給送進醫院，醫生和護士都憤怒得要罷工了(當然不包括罷救)，此時抄錄一首災劫中的詩，也需要解釋嗎？

詩人Maung Yu Py最近被拘捕，然後他的律師也被捕。他最終能否平安？

詩由Ko Ko Thett、James Byrne英譯，香港詩人阮文略（熒惑）中譯。

 

 《在巨大的冰蓋下》   Maung Yu Py （貌玉白）

 

在巨大的冰蓋下

一個偉大的國家被活埋了。

在偉大的國度之下

是一座上帝不再庇祐的大教堂。

在大教堂下

是浩大的戰爭，在身後的六尺以下焊接在一起。

在大戰之下

一座宏偉的文化博物館，破落、泛黃。

在宏偉的博物館下

是無法流通的鈔票。

在鈔票之下

是有著突出骨頭和凹陷眼睛的奴隸。

在奴隸制度底下

是被石頭密封的石器時代洞穴。

在石器時代之下

是退行性演化。

在演化底下

海洋——這母親大地的媽媽——在分娩中死去。

在海洋底下

是一片意料之外的、巨大的冰蓋。

在巨大的冰蓋下……

 

《蘋果日報》「醫醫詩詩」專欄，2021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