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緊中國

認真地思考和討論中國化與中華文明，有各種切入點，歷史家如葛兆光與國家智庫的觀點不同，我認為是容易理解的。學者強調嚴謹、如實和求真；智庫研究含有政治考量，文化認知因而有策略性的一面，詮釋歷史和建構史觀更靈活，大而化之，少有猶豫。

前天提及新近發表的新華社研究院的智庫報告，以「文明交融論」抗衡西方流行的「文明衝突論」，主線就是說，中華文明自古就是開放包容的，多元而一體，從來也歡迎和平的文化交流和思想傳播，在互動中發展。例證是絲路傳播文化，以及佛教文化從印度傳入。自漢代傳入的佛教「對中國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產生衝擊，而中華文明以尊重包容的態度，促成了這次偉大的文明交流互鑒，創新發展出儒釋道交融發展的璀璨中華文明。」

我年輕時讀過一些佛學和中國佛教史，知道那幾百年的歷史大都不是和諧的交流互鑒，激烈衝突甚至大規模滅佛的國策並不缺少。和諧的大論述未算確實，但符合主調，在當今是免不了。

葛兆光認為，中國國力變強時，也有內外兩方面的棘手的麻煩。如果沒有一個新的認同基礎，對內對外也難以建立穩定秩序。學術界、思想界討論什麼是「中國」，也是在問：中國應該是怎麼樣的？中國如何從傳統帝國轉型為現代國家？不同族群要轉型為現代國民，如何使過去對族群和區域的認同變成現代的國家認同？認同要基於對歷史的真切認知。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31/12/2024刊出。

何為中國

書架上有一本葛兆光的著作《何為中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年出版，在內地曾引發熱烈討論。後來作者在一次演講中，回顧了這個話題。(〈什麼時代中國要討論「何為中國」？〉，《聲迴響轉：講稿八篇》， 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東亞文史研究動態網」轉載。)

葛兆光說，古代中國人覺得自己是「天下」，天蓋地覆，至大無外。有華夷之辨，那是以「華」為中心。什麼時候中國人不得不重新討論「何為中國」？他認為有三個時代。

第一個時代是北宋。從安史之亂的755年到澶淵之盟的1005年的兩個半世紀，是重要的分水嶺。與歐陽修同期的士大夫石介為內憂外患深深焦慮，寫成《中國論》，是古代第一篇專以「中國」為題的政論。他主張堯、舜、禹、文、武、周、孔的道統才是正統。當時北宋在危局中，遼國強鄰出現，疆域縮小。澶淵之盟是「中國」第一次正式視外族為共存並立的鄰邦，但觸發誰是「中國」，誰是「華夏」，誰是「正統」的問題。

第二個時代是晚清到民國。梁啟超提出「中華民族」概念，一方面要維護大清帝國遺留的族群和疆域，一方面是順應當時國際上所謂「民族國家」的潮流。這時期曾有爭議：滿、蒙、回、藏、漢揉合的「中華民族」是中國，抑或「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漢族中國才是中國？

第三個時代就是當今。今天中國強盛，不再是北宋更不是晚清，為何需要討論這個似乎有欠自信的問題？明天談。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30/12/2024刊出。

 

中華文明新主張

2024年結束之際，我在閱讀復旦大學歷史系特聘資深教授葛兆光的著作、演講和訪談紀錄。他論述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源流、中國人的世界觀的特點及其與現代世界的張力，在學術上扎實，深具洞見。

這時候，我見到一篇有分量的官方論文，〈文明交融論——基於突出特性與價值立場的中華文明新主張〉，這是新華社研究院一個專組最新的智庫報告(10月9日發表) 。報告歷時一年多撰寫完成，以認真學習領會習近平文化思想和重要講話精神為起點，邀請國內學者共議，走訪東中西部20餘個省（區、市），實地調查研究殷墟、紅山、良渚、三星堆等文化遺址遺跡、博物館，還訪問了國外研究文明文化的智庫、高等院校和機構。

報告有25000字，但相當好讀，因為它的文學風格是面向普通讀者，宏觀大氣的地方像黃仁宇寫《中國大歷史》，有些帶感性的句法像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但完全洗滌了歷史慨嘆。這是強調多元交融的和諧史觀。

我相信這個報告對香港很重要，原因有兩個。第一，這是中華文明的新論述和新主張，闡述了中國（當然包括香港）在新時期應該如何與世界互動，是最新的願景；其次，它很可能成為我們學校的國民教育的框架 —— 我們的年輕一代要學習認識中國悠久的文明歷史和應有的世界觀。

然而，我會把它與葛兆光的著作並排閱讀，思考這個對我們文化歷史的和諧交融大論述有沒有足夠的客觀性。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9/12/2024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