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見面各自表述

傳媒計時，習近平和馬英九握手超過70秒，應記者要求齊揮手53秒，這樣讀秒有些無聊。倒是讀了兩人開場白致辭全文，我覺得頗有本色。

習近平致辭的關鍵詞是「同胞」和「親情」，著意用普通俗語，「打斷骨頭連著筋」是很易入腦的sound-bite。

馬英九致辭全文一次也不用「同胞」和「親情」這些字眼，談歷史時空，引用《尚書》「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和北宋儒家張橫渠「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一個訴諸血肉相連，一個借助文化同源。

香港沒有資格平起平坐，但是作為練習，用300字展示本色的話，可以怎樣表述？

圖片來源：twimg.edgesuite.net

臨床試驗

中大與港大醫學院在2011年獲政府撥款，啟動「第一期臨床試驗中心」(Phase I Clinical Trials Centre)計劃。醫管局参與了這個計劃的籌措，包括在威爾斯醫院和瑪麗醫院分別提供地方作配套。

數月前，食衛局局長參觀兩所試驗中心的運作情況，我陪同參觀時聽了兩個中心人員作報告，感到從事醫學研究的人，往往是有一種特別的熱忱，也想起自己念大學和醫學院的日子，其實有頗多機會接觸科研，参與工作，卻始終沒有擦著火花。最先是課餘工作，掙點錢補貼生活費，也看看科研是否自己那杯茶。每周兩個下午，在生化學系教授的實驗室工作，解剖許多大白鼠，摘取唾液腺磨碎分解，用來測試細胞表面受體(receptors)對腎上腺類物質的反應。

做完兩個學期，工作竟然有些成果，寫成報告，在科學期刊發表。收到印刷樣本時有成功感，但也即時想到，滿足感並非來自做研究本身。

這屬於基礎科學的研究，並非臨床試驗。臨床試驗一定是直接與疾病診治有關，很多是試驗新藥。第一期臨床試驗，就是一種藥物首次應用於人體的測試。與第二、第三期的臨床試驗不同，第一期的受試者不一定是病人，常常是借健康受試者研究新藥在人體內的效力、藥品的活性等，當然也可觀察不良反應。因為首次應用，多由極微劑量開始，對風險管理程序的要求也特別嚴格。受試者透過詳盡的知情同意書，充分了解風險以及權益保障，才可以参加。

醫學院畢業後，實習時遇見過一名很厲害的研究員，只管從病人身上取數據，不問其餘，我覺得有點過分。這是我初次意識到科研倫理的重要性。現今對醫學研究的管治比上世紀嚴謹。

原載 《東周刊》「一葉一杏林」專欄，2015年11月4日，經修節。

等她稍微不熱鬧

       公幹來了澳門。不知道是否周一的緣故，還是賭博旅遊業在調整冷卻？船上、入境，以至道路，都不似去年來時那般熱鬧，不太熱鬧時感覺比較好。

酒店很新，啟業才兩年。官員致詞說，澳門的酒店本身就是景點，大家有空可以逛逛。今次不會有空，也不大有心情看景點。要待她稍微再不熱鬧，即是再安靜一些，另擇日子來逛逛。

醫生作為温度計

公立醫院醫生靜坐爭取加薪與公務員看齊，一個「怒」字有力，即場已見成果。事件再次讓我興起近年的想法：個別議題不論，香港的醫生可以是整個城市的民情温度計。

原因很簡單，醫生一般不理政治也無時間参與運動，但全是有想法和有自己的價值觀的人，他們的價值觀光譜很闊，與社會的民意光譜很脗合，從對佔中與政改的反應可見一斑。在政改，多於一半的醫生反對政改「袋住先」；對於佔中爭普選，或者多過一半醫生同情，但少過一半會認同衝擊政府機關。

近一些，我猜大多數醫生不能認同港大校委會處理副校長任命的手法，但也不會認同衝擊會議室；在鉛水事件，大多數醫生會認同有真實存在的健康風險，儘管事件可能是有些「泛政治化」。

說醫生作為温度計可以反映民情，這不是說醫生一定是對的，正如民意民情也不一定永遠是對的。然而當醫生不分公私營、不分組織派系、不分資深與前線，都有代表人物為同一議題站出來一起發聲，必定是有信心得到民情支持。

在技術性層面，政府的立場並非沒有依據，但從常情出發，那些技術性政策條文並非一般市民能明白的。不知政府是否見到，這兩年民間日漸瀰漫一種感覺：在某些事情上不走在一起發聲的話，固有的東西很容易被侵蝕。在今次事件，醫生拿揑到「不能任人主宰(宰割?)」這點民間情緒。

談起温度計，最近讀啟蒙時期醫學史，我才知道，温度計最初在17世紀已由伽里略等物理學家發明，但要百多年後才在臨床醫學應用。現在特區在學習量度民情，是否可以應用醫生温度計？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5年10月17日，經修節。

權力

李國章醫生或者會被委任為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或者不會。特首或者會運用作為大學校監的權力，保送李國章醫生坐上那個位置，或者不會。

何君堯律師已經被委任為嶺大的校務委員，沒有「或者」。特首已經運用了大學校監的權力，保送何君堯律師坐上那個位置。部分學生與教職員是有不滿的，但這影響不了什麼。制度規則彰顯權力。

如果李國章醫生真的被委任為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學生與教職員，還有校友，反彈應該會比嶺大的師生強力一些，但也影響不了什麼。

權力越是赤裸裸地運用，離開現代社會就越遠。對此一點，特首不是無知。如果他堅持運用作為大學校監的權力保送李國章醫生坐上那個位置，一定是深信李國章醫生的戰鬥力，與何君堯律師的戰鬥力一樣，對改變特區的權力結構，是有重要戰略價值。

如果關乎改變特區權力結構，特首不會不先取得中央默許。如果中央默許讓特區持續內部鬥爭，特區未來幾年都不會平靜，因為，赤裸裸地運用權力，在香港這樣的土壤，是不能震攝大多數不服氣的人。

卡梅倫的競爭力

習近平主席在英國的「超級國事訪問」很成功，卡梅倫首相很知道如何招呼貴賓，從而把兩國的政經關係推向光明的新時期。

我不大識得欣賞卡梅倫，覺得英女皇比較可敬可親。從身體語言看，習主席似乎也更親近英女皇多一點。

有媒體很當一回事地報道卡梅倫在莊園款待習主席時，提出要求中國讓香港有政治自由，選舉不受篩選的特首。新聞令我失笑：這宗新聞的重點可能是卡梅倫成功爭取到中方諒解，容許他向媒體放消息說英國曾經為香港向中國進言。

不識得欣賞卡梅倫，卻也得承認他很有競爭力。可能他的真實信念和熱忱，就是提升英國的競爭力。

這也反映在他麾下英國衛生大臣Jeremy Jones對國民健康服務NHS進行的鐵腕改革。今天《明報》「星期日生活」全版專題寫本月中二萬多名NHS醫護人員參與的大遊行。Jeremy Jones提出，顧問醫生應一星期七天工作以重拾專業精神，初級醫生的合約則要從每周工時48小時(超時有加班費)修訂為每周6天從早上七時至晚上十時工作(等同取消加班費) ，主導思想是提高生產力。在保守黨理念，生產力是競爭力的根本。

練乙錚：Sir Patrick Manson與港大Medi

近日無心評論時事，儘管並非無事可談。疊埋心水找資料寫一本書的初稿。

這一篇剪貼練乙錚 三分之一篇文章，Mansion與港大Medi一段歷史也在我找資料的範圍。

練乙錚的文章是〈江河日下國民黨．港大Medi威水史．擊節四讚黃之鋒〉，可以直接在此點擊看全篇。

HKU Medi奠基人治瘧貢獻媲美屠呦呦

一位醫生朋友傳來港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系David Lung撰寫的文章，提及瘧疾學的兩位創始人，其中一位，也是最先指出研究方向的那位，竟是港大醫學院前身香港華人西醫書院的主要創辦人。這位醫學界先驅Sir Patrick Manson（1844-1922），中文名字是白文信（一譯萬巴德），蘇格蘭人，21歲即畢業於University of Aberdeen醫學院，然後取得該學院的外科手術碩士、醫學博士、法學博士。他的醫學生涯的前一半在東亞度過，計在台灣5年、廈門13年和香港6年，都是一面行醫一面做熱帶地區疾病的研究。

回到英國之後，於1900年獲選為皇家學會會員；1912年還得到皇室頒發給在海外有特殊成就的國民的勳銜，爵級大十字勳章/一等勳爵士。終其一生，「三有」醫生白文信可謂譽滿杏林，與我們今天熟知的「三無」科學家屠呦呦比在自己祖國裏的際遇，不可同日而語。

1866年，白文信到達台灣，在馬雅各醫生（James L. Maxwell）推薦下任中國海關醫務員，駐在打狗（即今高雄）。馬雅各是最早在台灣行醫和傳教的外國人，在打狗旗山設有醫館，他離開台灣之後，醫館便由白文信接管。後來，日本勢力在台灣南部開始伸展，其他外國人受到壓力，白文信遂在英國領事力勸之下離開台灣，到廈門繼續其工作。

在廈門，白文信開始潛心研究淋巴絲蟲病（lymphatic filariasis，又稱象皮病elephantiasis，是一種可導致手臂、雙腳或是生殖器發生嚴重水腫、患部皮膚變厚並引發疼痛的熱帶疾病）。他的研究首次發現，導致這個疾病的絲蟲，是由受感染的蚊子傳播的。1887年，他把研究結果寫在China Customs Medical Report（《中國海關醫療報告》）裏；那當然不是一份學術研究期刊，卻間接把消息傳到倫敦林奈學會（Linnean Society of London，是研究生物學的權威學會），震動杏壇。昆蟲可以成為病媒（vector），這個實證發現，在當時的醫學界而言，是劃時代的。白文信在研究淋巴絲蟲病的過程中同時得到啟發，令他初步懷疑瘧疾的一個病媒也是蚊子。

1883年，白文信離開廈門到香港，首先做了一筆生意——成立牛奶公司（就是大家熟悉的Dairy Farm），從蘇格蘭引進乳牛，在薄扶林飼養並生產牛奶出售。然後，他在幾個醫學界的朋友（包括何啟爵士和Dr James Cantlie，後者是孫中山讀醫時期的老師）的幫助下，於1887年成立香港華人西醫書院並出任書院的首任院長。書院後改名香港西醫書院，港大成立的時候合併其中。這是白文信對香港的最大貢獻。

1889年，白文信回英國定居，之後替醫學界做了兩件大事。1884年，他在British Medical Journal發表論文，完整提出「瘧疾的病媒是蚊子」的理論，號召在熱帶地方的研究者嘗試證實（英國及歐洲難找到瘧疾的病例）。結果，成功的實證研究，是一位長期在印度行醫的英國醫生Ronald Ross在白文信的細心指引之下於1898年作出的。Ross因此在1902年得到諾貝爾生理及醫學獎。

1899年，英國政府在白文信倡議之下，出資成立世界上首創、今天世界有名的倫敦熱帶醫學院（London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之前，醫學界還沒有熱帶疾病學這一科。由於白文信作出了淋巴絲蟲病和瘧疾這兩方面的創始貢獻，醫學界尊稱他作「熱帶醫學之父」。

回到英國之後，白文信還做了一件中國人不應忘記的事。1895年，孫中山先生發動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被清政府通緝，逃到舊金山之後轉赴英國暫住。期間，他多次探望在香港西醫書院學習時的老師James Cantlie（後者當時已回英國）。豈料Cantlie的住處就在清國駐英公使館附近而孫先生不知道，於是有一次遭公使館人員綁架，眼看就要秘密押解返國；可幸有人替孫先生把他遭綁架的消息帶給Cantlie，Cantlie自己沒辦法，於是找到在倫敦很有點地位的白文信，白文信再找英國外交部出手，外交部照會清國公使館，表示如果不交出孫先生，就會把公使館所有人員解遞出境；後者終於屈服，孫先生因此得救，1911年的民主革命才得以在孫的領導之下完成。

白文信長期在中國行醫，身份是一個任職海關的帝國殖民醫療官，結果卻對香港、對中國以至對人類有如斯貢獻，乃始料所難及。國人特別是港人，熱議屠呦呦的成就的時候，當不應忽略了白文信這位與中國關係很深的人的瘧疾學創始工作。

原載 《信報》練乙錚專欄，2015年10月19日，經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