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讀書好》月刊訪問小思老師(盧瑋鑾)。訪問者很知道自己在問的是什麼,也很知道小思在說的是關乎什麼,因而能夠逐層透入那生命思考中最實在的核心。
這一期《讀書好》的主題是「香港人」,對話也從這裡開始。我讀到第一段的末句,就知道自己會一讀到底:
讀:…你從香港文學的研究,或從本土文化的爭議上,怎樣看待香港人身份?
小: 其實關於香港人的身份,特別是關係到我們這一代的看法,你應去看《中國學生周報》,那時是胡菊人做總編輯,當時在學生中已有很熱烈的討論。其實對香港人身份的討論,自五、六十年代已有,在我們這一代成長時已考慮,只是我們討論後沒人注意,所以割斷這段歷史是不公平的,可是現在說起對身份的追認,彷彿在八十年代才出現,其實這不只是新一代的處境,不是新一代才發現,對於身份的苦楚,屬於八十年代,也屬於我們這一代。
小: 其實關於香港人的身份,特別是關係到我們這一代的看法,你應去看《中國學生周報》,那時是胡菊人做總編輯,當時在學生中已有很熱烈的討論。其實對香港人身份的討論,自五、六十年代已有,在我們這一代成長時已考慮,只是我們討論後沒人注意,所以割斷這段歷史是不公平的,可是現在說起對身份的追認,彷彿在八十年代才出現,其實這不只是新一代的處境,不是新一代才發現,對於身份的苦楚,屬於八十年代,也屬於我們這一代。
我思索「身份」問題是七十年代尾,恰在小思和胡菊人一代(六十年代) 、 與她提及「八十年代對身份的追認」兩個時期的中間。我不至於苦楚,但有掙扎,因而在畢業前做了一個身邊師友都覺得不大明智的決定,畢業後只實習最基本的一年便回港。這篇訪問所談的事情和道理,好像讓昔日的心路復活了,忽然再現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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