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苑》被特首批判的一系列文章之中,其中一篇我頗喜歡,就是昨天提及的作者「獨樂樂」寫的那篇〈「香港人」的背後是整個文化體系〉。它回顧過去,筆觸帶感情但不煽情,更不煽動。
其中幾段:
…於50年代末期香港與大陸文化割裂初期,部分避難南來的香港人未能放下中華民族的傳統包袱,其身份自覺依然薄弱,故此在定居初期並没有發展本土文化的意識。但二戰後出生的新一代香港人,受上一輩的中華民族論述影響,反而對遙遠的中華文化傳統感到親切,而不認同中國共產主義。到了70年代中期,以中國民族主義為題的學生運動逐漸消沉,走回歸祖國路線的國粹派也失去民心,新一代香港人轉而關心本地社會事務,要求改善社區環境和政府政策的聲音此起彼落,香港人對香港的歸屬感亦有增無減…。
…民族理論大師Anderson曾經提出,印刷技術與資本主義的結合促成了民族這個「想像的共同體」的主張,而閱讀某一語言印刷出版物的人群,就會對「彼此是一體的」有具體的圖像。正好香港的普及文化如粵語電影,電視和音樂就發揮了恰如印刷術的作用,以香港人的母語將香港人結合在一起,形成香港人與香港土地的佔有關係。
…經六六與六七暴動一役後,年青人對中國共產主義的美好幻想固然灰飛煙滅,但面對貪污腐敗的殖民政府,他們依然是不信任的。縱使以麥理浩為首的殖民政府在後暴動時期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去修補市民與政府的關係,如舉辦香港節,成立民政司署等,但由於措施未有惠及基層市民,港人對殖民政府的依賴依然有限。…這段日子中,港人對共產中國的想像盡失,對殖民政府又無甚指望,結果自發地培育了一種生存靠自己的庶民精神,以發奮拚搏的生活態度貫穿社會上各行各業。
…原來「香港人」這個文化身份不是純粹建基於香港與中國大陸的分離,也不依賴殖民政府的恩澤存在,而是由70年代起一整套本土文化體系去支撐。正如田邁修所說:「文化身份既非事實,亦非由教授來決,而是大眾想象力的產物。」剛好香港人就懂得將這個文化身份投射在文化創作之上,繁衍出一套屬於香港自身的文化體系,讓後世藉著這個實際的文化基礎去建構及想像自己作為香港人的本位。
…假如香港連普及文化這條防線都守不住,「香港人」這個文化身分所帶來的價值認同及僅餘的優越感就會隨之逝去,香港人對共同體的想像也會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