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晰明快的教育理念

歌手形象先入為主沒有人認真看待她出掌香港教育的傳聞，但讀今天《明報》真是很有清晰明快的理念

情緒併發症

離開醫管局火線才半年，對醫療新聞的感覺已經疏離了一點。不是刻意抽離疏遠，但確是隔了一重，倒是從Whatsapp與Facebook感受到脈搏跳動。像瑪嘉烈醫院早前為一名年輕女病人，末期腎衰竭需進行血液導管插入程序，導管誤入了病人動脈，要轉送伊利沙伯醫院進行血管修補手術，再過了幾天右邊身中風，一些傳媒標題馬上當作醫療失誤。醫院想澄清這是併發症，議員立即義正詞嚴說，已經出了這樣嚴重後果，不能一句「併發症」就不負責任。這引發前線醫生鼓燥，醫生工會發公開信質問議員何出此言。那天夜裡記者朋友來電話問我看法，我解釋「併發症」與「醫療失誤」的分別，但都是疏離的解釋，不會很到肉的。

歸納前線醫生在Whatsapp與Facebook熱傳的訊息，有兩個焦點：一是認為傳媒連基本的fact-check也沒有做，導管誤傷了病人右頸動脈，應該影響左邊身的活動，但病人是右邊身中風；而且時間上也不吻合，中間隔了好幾天。

二是認為個別傳媒根本是故意「做」公立醫院，對私家醫院同類事故則溫柔處理，是否俾面背後的財團商家大老闆？

然而在這個案中，前線醫生也有溝通上的毛病，有醫生沉不住氣對家人說「六合彩咁難都有人中」。病人接二連三出現併發症，竟是中了六合彩？沉不住氣講負氣話，是「情緒併發症」。「情緒併發症」的背後是「我(們)受夠了」，受夠了什麼？恐怕並非單一的原因。

套用議員的邏輯，前線人員出現如此嚴重情緒，一定是傳媒和議員講錯嘢殺錯良民？因為邏輯是有人受傷害就一定有疑兇嘛。這也是意氣話。意氣話容易感染，恐怕已漸漸泛濫成為香港的風土病。

當前線人員出現情緒併發症，值得細想因由。十年八年前社會上有「公共醫療爆煲論」，我在報章專欄說「年年難過年年過」，認為「爆煲」難以定義。現在想，「情緒爆煲」真是會出現的。前線人員有情緒，病人更有情緒，如果兩邊同時「情緒爆煲」，可以說香港的公共醫療真的快要爆煲了。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7年5月27日。

警示的作用

往北海道自駕遊，盡興而返。在札幌新千歲機場cafe一角吃冰淇淋等候登機，見到這麼一張手寫的中文警示，貼在小水杯盤旁邊的蒸溜水機：「這杯是一次性的不存在！」

對於喜愛哲學胡思亂想的旅客，這道告示饒有趣味。人生如過客，一生是「一次性的存在」。消費主義時代發明了即用即棄，杯碟碗筷都變成「一次性的存在」，但什麼是「一次性的不存在」？這好像佛家「空」的智慧：萬物的存在只是因緣和合，並非實質的。

兒子學過一丁點日文，說，這是google translate的結果吧？原文意思應該是「這杯不是一次性的物件」。

Cafe不大，為節省空間，蒸溜水機和水杯盤都放在小木櫃上，而小木櫃又兼用作廢紙箱外殼。可以逆向推理，一定是有不少「中文」遊客，取了杯，喝過清涼的水，順手就丟進廢紙箱裡去了。好好的水杯真是用一次就消失不存在了！

告示只用中文，沒有日文也沒有英文，看來就是「中文」旅客令店主發急，用紅色粗字體加驚嘆號來提示。

其實我們日常生活的空間，也真是警示處處。早幾個月我常用公共交通，在地鐵行人電梯被兩文三語「請緊握扶手…不要在電梯上走動」疲勞轟炸，尤其是西鐵南昌站往紅磡，普通話廣東話英語錄音完全沒有呼吸空間，聲調尖銳緊張，但幾乎所有趕路的人都借了聾耳陳的耳朵。

然後是坐小巴。小小車廂最高紀錄可以數到12張警告標語：光是「本車最高時速限於80公里」就有7張；「如要落車請早揚聲」有4張，再加一張「由於引擎聲過大   落車請大聲揚聲」！

警示有沒有用？有些有，有些沒有。肯定的是，囉哩囉唆的疲勞轟炸沒有用。

在北海道公路飛馳，有些警示設計得很好，卻是不用文字的。例如怕你打瞌睡讓汽車直衝道旁，關鍵位置的道旁行車線有凹凸坑紋，一過火位輪呔便刮得震耳作響。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7年5月13日，經修節。

器官捐贈的平常心

新聞故事能感人。43歲的鄧桂思患急性肝臟衰竭危在旦夕，女兒仍差3個月才成年，未能捐肝。26歲的鄭凱甄捐出三分之二肝臟給這個不相識的病者，捐贈的活肝卻出現分支血管阻塞，一個星期後鄧桂思再得屍肝捐贈，接受第二次移植手術。

鄭凱甄與肝臟醫療團隊都相信，若無她的肝臟，鄧桂思是等不及等候屍肝的。她向記者說，「用我的肝換一星期生命非常值得。」

這是殊不平凡的「平常心」。在道德哲學，要去到很高的境界才是「毋必、毋固」，意思是，當你我正心誠意做一件事，你不會執著必需要見到結果最符合自己的心意才覺安心。

個案引起共鳴，衞生署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的登記人數上升，由本月第一個星期只有數百人，增至一星期有1,500多人登記。

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累積至今有25萬多人登記，比起其他地區，人數還是很少。

香港可能是一個很特別的社會，一般人樂於助人，尤其當遇上需要救急扶危的情況，更是不會計較，而且社會對器官捐贈看法又非常正面，但登記器官捐贈的人數卻是這樣少！不是政府未有宣傳教育，去年就加大力度做宣傳，多了5萬人登記才來到25萬這個數目。在器官捐贈文化和制度成熟的國家，登記的人口比例要比香港高上四、五倍。

香港又特別愛歌頌不平凡的捐贈故事，寄望道德榜樣有助提昇器官捐贈文化。今次鄭凱甄捐捐肝令全城感動之餘，有報道說，港大肝臟醫療團隊提議在瑪麗醫院設立「好心人」活肝捐贈名冊。

記者問我怎樣看，我說不要先定立場，弄清楚裡面牽涉的倫理和實施問題才好。

因而帶出另一個話題：香港應否設立「預設默許」的捐贈制度，即除非死者生前反對，否則預設他願意在死後捐出器官。

二選一，我認為考慮「預設默許」的捐贈制度，好過考慮設立「好心人」活器官及組織捐贈名冊。前者比較接近普通人樂於助人的平常心，後者是要求相當程度的犧牲。一般而言，我對建立在道德上期望普通人犧牲自己的公共政策總是比較警惕。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7年4月29日，經修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