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氣旋安魂

無端端被小氣旋殺悼周日安排好的活動，讀到廖偉棠安魂曲組詩得到補償。第6首《其後，雨》絶好，渾成感人。第3首只有4句，末句「而舉國翹首，準備好為一驚雷送上提早聾掉的耳朵。」痛入心脾。

醫治劉曉波

劉曉波在瀋陽中國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病逝，他是末期肝癌病人，又是帶罪之身。他的意願是出國就醫，《環球時報》的社論說〈劉曉波的癌症治療不能被政治化〉。他垂危時，遇上香港DSE放榜，如常出了幾位「狀元」，除了一位全都選擇讀醫科，好事的記者問他們是否贊成讓劉出國，贊成的比較多，有一位說，從醫生角度，不應考慮其政治背景，應以病人利益出發。另一位說得更明白：希望大家不要用政治角度看，應以最符合劉的意願和健康的醫療方案。

從保外就醫到病歿，只有一個多月。他去世前十多天，中國政府讓德國醫學教授Markus W Buchler和美國Joseph M. Herman教授參加會診，說他們也認同中國醫生的診斷，使用「姑息治療」(香港稱為紓緩治療) 。 不過外國專家也說或許存在其他選擇，例如放射治療。

後來，不知如何，卻又變成積極搶救，包括洗腎，甚至建議駁呼吸機，只是家屬反對才沒有插喉。這可不是「姑息治療」了。整體的感覺是，希望大家看見醫療團隊已經盡力，即使送他出國也不能得到更好的醫治。他死後，消息又說，是在外國教授會診時，劉曉波才第一次表達想出國就醫的意願，似乎暗示是因為提出得晚了，轉運不安全，因而不適合出國治療。

醫治一個末期癌症病人，做得好不好，主要的尺度不是能否用盡醫療手段延長幾天生命。在西方社會，重點是尊重病人意願；在中國和東亞一些社會，可以加上親人意願。越近臨終，越是不應由醫生界定何謂病人的最佳利益。

但是從外面看，我的最大疑惑不在他到底應否出國，而在他保外就醫之前，到底是得到什麼樣的醫治。有段流出來的短片展示他提起雙手放在後枕，接受CT掃描。這本是為了証明在獄中也有得到診斷檢查，問題是片中的他精神尚好，並未見末期癌病消瘦，應該是好幾個月前的錄像。那麼我的疑惑是，CT不可能照不出肝癌腫瘤，即是他很早便已被診斷了，診斷之後，他們有沒有及早給他治療？

人都死了，火化成灰，問也無意義？不一定。在盡量體面的臨終醫療之前，監獄當局有無疏忽，並不是一個政治問題，也與外國是否施壓干預無關。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7年7月22日，經修節。

這個生命倫理學長者

昨天刊登在《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我現在工作的生命倫理學中心與他創立的Hastings Center有少少淵源。如果他當年沒有創業，今天的我就不會有機會在這方面工作，真是說來奇怪。

…… 1969年， Callahan已是多個孩子的父親，39歲才來創業，與精神科醫學教授朋友Willard Gaylin 在所居的河畔小鎮Hastings-on-Hudson共同創辦一所獨立的民間倫理學研究中心Hastings Center。Hastings無疑是世界上第一所研究生命倫理課題的中心，畢竟Bioethics這個名詞還是在1970年才誕生的！

Callahan在一篇文章說，創業之初，Callahan家中臥室便是規劃辦公室兼文具倉庫；Gaylin的房子則放置複印機和儲存文件檔案。但他們一開始便充滿信心，相信必會成功。他回想70年代的美國社會創業蔚然成風，Hastings算得上是開風氣之先，他不無自得地說：「稍後Steve Jobs 和Bill Gates也加入冒險創業潮流，我聽說他們也幹得不錯。」

構思《當我用心寫：一個醫生的十年記》 那一天

明天書展，我的一本新書有十年心情。謝謝「花千樹」Thomas 、 Cheryl用心編輯、校正、出版。

書的〈代序〉：「這是我退休前清假的第9天，早上在辦公室清理電腦內的檔案，靜靜地翻看，到某一刻，忽然想這樣『做』一本書：重讀近10年間自己在紙上、網上的東西，看哪些是用心寫的；看用心寫時，反映那些年怎樣的世界：生活、醫事、香港內外。 」

恰巧在這一天聽到特首宣告不再連任。

《一隻鳥又一隻鳥》 劉霞

我們

在很早以前

就常常說起那隻鳥

不知道來自哪裏的鳥

我們興致勃勃

它給我們帶來了笑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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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一個晚上

是晚上，它真的來了

我們睡得很沉

誰也沒有看見它

就在有太陽的早晨

我們看見它留在玻璃上的

小小的影子

它印在那裡

好久不肯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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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討厭冬天了

討厭冬天長長的睡眠

我們想讓紅色的燈

長久地亮着

告訴那隻鳥

我們在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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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裡的葡萄

又爬滿架子了

窗子不再關上

我們仍然記得那隻鳥

只是不再談起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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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星期天

天陰沉沉的，沒有雨

我們一起出門了

去時裝店給我買了一件新衣服

天黑下來的時候，又去

那個人很多的餛飩舖子

一人吃了兩大碗餛飩

回來的路上

我們不吭聲了

心裏覺得有點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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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家了

院子裡那盞燈忽明忽暗

一串青青的葡萄落在台階上

我們同時止住了步子

望了望天

又趕緊低下了頭

它來過了

可我們不敢說

只是在心裏想着

生怕它永遠不再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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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終於開了

紅色的光神秘地鋪開

在有格子的紙上

你寫不出字了

我想試一試新衣服

卻怎麼也解不開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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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又來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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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5月

來源：「端傳媒」：《劉曉波7月5日最後手稿全文披露，送給劉霞的最後禮物》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714-mainland-liuxiaobo/

 

防微杜漸不易

「防微杜漸」可能是醫學概念。及早防治疾病，道理易明。不過，看歷史典故，那原來是一個奉勸小皇帝勿讓太后專權的故事。

東漢和帝即位時只有十歲，竇太后臨朝聽政。她不是和帝的親母，臨朝聽政之外部署專政，培養勢力，讓自己的哥哥當大將軍，其他三個兄弟都封侯，朝政變成竇氏親信的世界。大臣丁鴻不畏竇家強權，趁日蝕天象向已漸年長的和帝進言，應親攬政權，制止竇家權傾朝野的趨勢。和帝信納，命丁鴻為太尉兼衛尉，駐守宮廷，收回竇氏兵權。

在這個典故，朝政已經瀕危，和帝權力幾乎已被架空，在病入膏肓之前總算及時扭轉局面，令人為之揑一把汗。

試想想，換了在清朝，慈禧垂簾聽政，光緒帝最初只是聽取康有為、梁啟超等士人的維新建議推行改革，慈禧亦默許，但當觸碰到「君主立憲」主張，慈禧受不了，而且傳聞改革派之中有激進主張要囚禁慈禧，令變法可以徹底實行，觸碰底線的結果是改革夭折，康有為、梁啟超逃亡、譚嗣同被捕殺，光緒帝被軟禁。最後慈禧重新專政，孫中山、黃興等走向革命，推翻清朝，建立共和民國。

如果我們的中學教育恢復中史科，這兩段歷史故事可以放在一起閱讀，但是歷史真的不容易閱讀。滿清覆亡，到底是因為光緒未能像東漢和帝那樣「防微杜漸」防止慈禧太后專權？還是因為慈禧未曾及早鐵腕對付康有為等危險知識分子，更未能禁絕立憲與共和的危險思想傳播？抑或是，慈禧的頑固才是滿清覆亡的根由？

重覆歷史錯誤比以史為鑑容易得多。開闢新路真的很難，而且人們對歷史的認知和理解常常要屈從於現實政治。相比之下，醫學概念就比較容易掌握：「防微」屬於預防，有效的預防方法大多是溫和的；「杜漸」則是對抗性的治療，「杜」是杜絕的意思，這是下重藥。正確用藥有兩個條件：一是要有準確的診斷，不能見孩子發燒就慣性處方抗生素；二是要充分考慮藥物本身有毒性和副作用，不要把病人連病灶一齊消滅。在中醫更多一重智慧：要細察病人的體質。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7年4月29日，經修節。

紙皮陣

周日從中環碼頭坐船往離島，在行人天橋上穿過滿地外傭的「紙皮陣」。她們利用紙皮摺出一道一道紙牆，造出格子空間，有些更內有「劏房」儲物和放置音響組合播放勁歌。一班班外傭就坐在各自的格子裡快樂自得地消磨假期。我自然想起上月那樁「紙皮」新聞：75歲朱婆婆以一元向外傭售賣紙皮，食環署以「無牌販賣」罪名檢控，被各界炮轟不近人情，最終被迫決定撤銷檢控。

城市節奏急促，昨天的新聞是明天舊聞，真的是事過境遷。但穿過紙皮陣時，很鮮明地記起食環署前線人員不忿之言：條例「白紙黑字」，拘捕工作是法律對食環署人員的要求，很嚴肅，要前線人員看個別違法人士的背景是否值得同情，酌情寬鬆處理，執法便有如「走鋼線」。

那是「依足規矩」的思維。不是說香港比內地可取的優點之一是凡事也「有規有矩」麼？

如果香港的優點是凡事「有規有矩」，那麼如何理解周日假期遍佈各區的「紙皮陣」？

沿著這個問題問下去，對朱婆婆一元賣紙皮的個案應如何處理也會有點啟示。一般而言，「依足規矩」好過「一時一樣」，酌情權不宜濫用，否則原有的規矩很易變模糊。然而在朱婆婆以一元賣紙皮的個案，不能想也不想就予以檢控。為什麼？

法律學者有文章分析一番，認為不應予以檢控，因為嚴厲檢控與所犯的事的嚴重程度不合乎比例。這是法律和倫理通用的proportionality原則。這是對的，但前線執法人員卻也不容易拿揑「合乎比例原則」。

「紙皮陣」現象提供了另一個原則：一致性(consistency)。在周日中環場景，滿街「紙皮陣」本身就是執法部門長期而且大規模地酌情容忍的結果。一年到晚有幾十日假期，成千上萬外傭的紙皮陣明顯阻街但被容忍，遍地紙皮是周日香港的生態，今天有一個老婆婆賣紙皮給外傭，是「紙皮陣」生態中的滄海一粟！

惹起眾人議論的社會事件，常常有豐富的層次可以從多角度思考觀察。最近讀到一個「社區藝術地圖」計劃，有藝術家帶領教師走進周日菲傭聚集的地帶，讓他們漫步觀察，日後再帶學生來學習。紙皮陣中有日常生活藝術，這也是有意思的觀察角度。

原載 《東周刊》「一葉一杏林」專欄，2017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