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異對（生命）倫理學有多重要？

四月時中文大學醫學院主辦了一場亞太區生命倫理教育研討會議，我們生命倫理學中心的副總監、中大哲學系教授李翰林在會議演講一個有意思的題目，聽者有共鳴。他指出，不同的文化似乎會對各種事物產生不同的看法，子女對父母的孝順問題便是一例。如果兩個文化在一個問題上互相分歧，兩個意見可以都是對的嗎？如果認為可以，那麼回答這問題的人就是來自「道德相對主義」（moral relativism）。本文的第二作者區結成在新近出版的書《生命倫理的四季大廈》恰巧也觸及這問題，就請李教授簡述一下，這篇文章是他的演講要旨。

道德相對主義理論認為，道德上的對錯只能參照特定社會群體的信念系統來評價，例如，對於當代東亞人來說，孝順是相當重要的價值，對於當代西方人來說，孝順便沒那麼重要，而這兩個不同的觀點都可以是對的。

然而，道德相對主義是錯誤的。假如道德相對主義是正確的，我們便會完全喪失評判其他文化中人們的言行的資格。這將是很荒謬的，因為如此一來我們將無法批評其他文化中的罪惡。

李教授指有必要區分「道德」這個名詞的兩種不同含義，即：實證道德（positive morality）和批判道德（critical morality）。所謂「實證道德」，是指某個特定的社會群體事實上所接受和共享的道德。因此，推崇孝道屬於東亞人的實證道德，而允許屠殺或者任意處置（他們所認為的）「劣等民族」則是納粹德國的實證道德的一部分。

相反，「批判道德」指的是用來批判真實存在的社會建制（包括實證道德）的普遍的道德原則、理由和論證。研究生命倫理學的學者通常都是在「批判道德」這個層面來思辨立論。這些學者認為，倫理學具有客觀性，因此他們會努力尋找客觀上正確的道德觀點，不管那有多大的困難。

至於在實證的倫理學（以及實證的生命倫理學）範圍，研究者關心的只是調查群體中人事實上擁有的道德信念和態度，而調查者對之不予批判。純粹的實證道德，並沒有任何辯解(justificatory)的效力。

本文第二作者在《生命倫理的四季大廈》書中有一節談及中國文化，可以與上述論點互相對照（第99-100節）。在那一節作者說，中國傳統文化面對現代和世界，如何保持活潑的開放性是很大的挑戰。「去蕪存菁」已是濫調，更不宜借傳統之名，很方便地告訴世界說，我們的文化就是這樣的。僵固的傳統思想不一定是良好的價值觀。

中國文化的確有珍貴可取的思想，例如在《論語．雍也》篇，孔子對弟子談仁政，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自己立志之外，推己及人，助他人通達正道，才是「仁」。這可以成為具普世性的倫理價值。

撮錄自《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2019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