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三百」專欄是從2015年春天開始的，至今寫了百餘篇。上月底我向編輯部請辭了，這一篇和兩星期後的下一篇是告別作。
緣由與數月來香港的劇烈動蕩扯得上一點關係。常看本欄的讀者或會留意，有時我會在「醫三百」專欄插入文革的故事，例如林昭的妹妹。多年來我常在構思以文化大革命為素材，開展一個寫作計劃，收集的材料壓著未動。月來香港局面每況愈下，不少人隨意地說「文革來了」，我看並不像，但也不能說今昔沒有可比之處。眼看年輕一代不知中國現代歷史和政治的凶險，我覺得心焦，這便有些心急動手試寫。香港一步步走向劫難，活生生的一代人在犧牲，我對於怎樣下筆也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我決定停掉手上一些工作，包括這個專欄，釋放一些精力書寫。
過去數年我寫了三本書：《醫院筆記：時代與人》 、《有詩的時候》 和《生命倫理的四季大廈》，題材各異，但有一點相通，就是透過一些人和故事折射時代。這有時是讓自己穿越時空，向歷史中的人和事致意。
歷史是現在與過去的不斷對話，這是英國歷史學家Edward Hallett Carr（1892-1982）的名言。他針對的是當代一種流行的、簡單化的想法，以為(歷史) 事實自會說明一切。客觀真實的歷史並不是那麼容易獲得的。
中國人愛說「以史為鑑」，假設歷史是可信的，且可以作為鏡子，「前事不忘」不就是「後事之師」嗎？當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戲劇性地落幕，倖存的知識分子就迫切呼籲：要從文革的歷史汲取教訓，以免悲劇重演。例如廖沫沙就說過，「歷史是一面鏡子，也是一本深刻的教科書。」
我當然也有「以史為鑑」的寄望，但如果歷史作為鏡子真有那麼大的效用，為何悲慘的歷史錯誤會重複出現呢？《漢書》作者班固說：「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今天的人並沒有多大的以史為鑑的能力，看香港的走向便知。歷史錯誤常會重複，因為人性弱點與文化積習都很難改變。更糟的是，官方歷史由當權者主導，為政治服務，不是一塊老實的鏡子。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9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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