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這兒定期寫「文革」故事和在香港的倒影，是高興的事。近年我寫了幾本書，題材各異，也有隱約的共通點，那是向歷史時空的一些人事寄意。最後一本書《生命倫理的四季大廈》(香港三聯) 在前年付梓，然後就想著寫這個題目，但當時文革離開我們的時空太遠了，除了是讓自己得償素願，我為誰而寫？試寫幾回，最後都是擱置。現在可以化整為零地寫，覺得上天眷顧。
文革的書寫離不開創傷，無數故事都印有血淚。我不想太沉重地寫，更不能輕薄。第一篇(8月11日)從經歷文革的已故朋友張文達寫起，然後談到前《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在文革伊始以死明志。
鄧拓在文革之前早已失去毛澤東的信任多年，被毛澤東當眾斥責為「書生辦報」、「死人辦報」。直接的肇因是1956年「大鳴大放」，毛澤東鼓勵知識分子抒發對政治現狀的意見，說「言者無罪」，《光明日報》、《文匯報》等報章熱烈響應，鄧拓任總編輯兼社長的《人民日報》卻保持冷靜。他對同事說，「我們是中央黨報，一切要聽中央的安排和指示，不要街上鑼鼓一響就出來。」有論者認為他憑政治觸覺預感大鳴大放是禍，冷處理是為了保護報社同僚。結果惹怒了毛澤東，他被撤銷總編輯職務。
「絕對的孤獨，絕對的寂寞」
鄧拓有5個孩子，有些年紀比我大，有些比我年少，經歷劫難也能走出創痛黑暗，不簡單。鄧拓在1957年被撤銷《人民日報》總編輯職務時，大女兒鄧小嵐14歲。她記得「當時的父親總是默不做聲。以前，他總是微笑著，白襯衣外面套一件灰色的開司米背心。『爸爸常在書房裡，聽著《陽關三疊》的古典音樂，書房裡有一株碧桃，開得好濃好濃。』」（楊芳，〈鄧拓：文章滿紙書生累〉）
1965年，文革風暴在醞釀，鄧拓被列為「反黨集團分子」。妻子丁一嵐在1998年去世前幾個月接受訪問，憶起那些日子：
「我們家的孩子一直受黨的教育，都非常熱愛黨，相信黨。可報上說他們的爸爸是反黨集團分子。在孩子們眼裡這可是最壞的人，是最骯髒的。可他們又不願意相信，一向那麼溫柔、那麼愛他們的爸爸怎麼會是反黨分子？我又不能跟他們解釋，說你們的爸爸是無辜的，我怕他們在外面這樣說會惹出什麼亂子。可你讓我說，爸爸是反革命，我又於心不忍。每次孩子們走過爸爸的書房都踮著腳，輕輕地，輕輕地，怕碰見爸爸，不知說什麼。鄧拓一向非常愛孩子，他怕孩子們為難，也儘量避著孩子，裝做沒看見他們。」（(任捷，〈鄧拓自殺的前前後後〉）
最難受的是死寂無語。丁一嵐說，「在文化大革命10年，我真覺得難熬得很，比抗戰8年還難熬。我在我們機關裡，有5年時間沒有一個人跟我說話，絕對的孤獨，絕對的寂寞。」黨決定了鄧拓之死必須絕對保密，她只能騙孩子說爸爸住了醫院。孩子也不問，怕爸爸回來的話紅衛兵再來鬧。兩年後，外邊傳開說鄧拓已經死了，孩子回來問，丁一嵐請示了市委才給孩子說。
鄧拓從1961年起在《北京晚報》寫專欄《燕山夜話》，1961年6月1日刊出的一篇〈珍愛幼小的心靈〉很真摯，借一則孟子少時的故事提醒讀者不要隨便哄騙孩子，因為身教至為重要。故事說孟子年少時，東邊的鄰居殺豬，孟子問母親鄰居為什麼要殺豬呢？孟母隨口答道：「要把肉給你吃啊。」之後覺得後悔：我懷孕時為了胎教，席不正不坐，肉不正不吃，現在卻哄騙孩子，豈不是在教他失信？最終買了鄰居的豬肉給孟子吃。
不應被遺棄的人，不應被遺忘的事
鄧拓寫《燕山夜話》專欄用筆名「馬南邨」，那是紀念昔年在太行山山區的小村莊「馬蘭屯」。鄧小嵐就是戰時在這山村出生的。抗日戰爭初起時鄧拓參加八路軍，遊擊辦報，主編《晉察冀日報》（《人民日報》的前身）。1943年秋天，他和丁一嵐身在山區逃避日軍圍剿，丁一嵐已懷孕8個月仍踉蹌攀山躲避，報社藏匿在小山村半個月，仍堅持出版。鄧小嵐給留在馬蘭山村寄養，3歲才回到父母身邊。
關於鄧小嵐有一段我十分喜歡的心靈修復故事。她讀理科，但熱愛音樂，這是家風，鄧拓愛聽音樂，丁一嵐愛唱歌，五個孩子都玩樂器，還開家庭音樂會。鄧小嵐特別有音樂天賦，多種樂器都會。日後，60歲的她回到出身地馬蘭山村，把音樂帶到山村的孩子。
這故事後來被拍成電影紀錄片《馬蘭的歌聲》，經過很多報道和轉述而產生了數個細節略有不同的版本。我採用的是鄧小嵐2013年前接受的專訪。她在退休前後加入了《人民日報》老報人組織的「晉察冀日報史研究會」當義工，後來任副會長。2003年，老報人捐款在馬蘭村口豎立一座紀念碑，紀念當年19名為保護藏匿村中的《晉察冀日報》人員而遭日軍殺害的村民，鄧小嵐為紀念碑的事宜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在山區，她發現村裡小學無人教音樂課，孩子連一首歌都不會唱。她開始每月長途跋涉從北京到馬蘭小學給孩子上音樂課，又收集捐贈的樂器一件件從北京揹到山村。小學的屋子是四間危房，她動員弟妹和朋友捐錢翻蓋擴建，又在校舍裡安排與教室連通的小屋，方便自己住宿教孩子樂器。十年之後，馬蘭村成為傳奇的音樂山村。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她對《北京晚報》記者說，「我能重新回到這裡，幫這裡做一些事，也算是為父親圓夢了。」在另一段訪問她透露了深一重的原因：「我願意回到這個村子，不光是因為我父親曾經在這裡待過，更是因為我覺得這麼一個有革命歷史感的村落不應該被人遺棄。」我能夠體會這想法：有些人不應被遺棄，有些事不應被遺忘。
民族的巨大坎陷
「文化大革命」不是什麼革命，民間稱為「十年浩劫」，官方定名「十年動亂」。在香港去年的抗爭，示威者有口號「時代革命」，這在港區國安法底下被禁了，政府把抗爭事件定性為「反政府動亂」。我想，除了說是「浩劫」和「動亂」，文革還可以是什麼呢？近來想到，它是民族一次巨大的「坎陷」。「坎」是地陷成窪，在《易經》這是坎坷困厄的卦。重慶學者王康在2004年發表過一篇文章，批判文革令文化精神喪失，題目就是《我們的精神坎陷》。2020年香港有文革的倒影，算不上「浩劫」，但城市正在經歷中國大地上另一次「坎陷」，而且不能像文革那樣，一朝醒來，劫難就宣告結束。
關於「坎」還有一事可記。1980年新春，丁一嵐參加一個小型悼念會，紀念前青海省省長王昭在文革被迫害致死十週年。她遇見一個舊識，被直接問起鄧拓：「（當年）老鄧同志怎麼沒能過去這個坎？」丁一嵐嘗試著答，沒說上幾句，淚水已在眼眶裡打轉。
有一句內地諺語因為在電影裡成為對白而流行一時：「沒有過不去的坎，只有轉不過的彎。」這句話像是因為中國人的歷史和社會常常出現悲劇，人民學會了逆境中自我打氣。倒影在香港，也可以是撫慰吧。
「文革」倒影．二．《明報》世紀版2020年9月1日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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