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8日 星期二

孩子在「坎陷」年代 (「文革」倒影.二)

能在這兒定期寫「文革」故事和在香港的倒影,是高興的事。近年我寫了幾本書,題材各異,也有隱約的共通點,那是向歷史時空的一些人事寄意。最後一本書《生命倫理的四季大廈》(香港三聯) 前年付梓,然後就想著寫這個題目,但當時文革離開我們的時空太遠了,除了是讓自己得償素願,我為誰而寫?試寫幾回,最後都是擱置。現在可以化整為零地寫,覺得上天眷顧。

文革的書寫離不開創傷,無數故事都印有血淚。我不想太沉重地寫,更不能輕薄。第一篇(811)從經歷文革的已故朋友張文達寫起,然後談到前《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在文革伊始以死明志。

鄧拓在文革之前早已失去毛澤東的信任多年,被毛澤東當眾斥責為「書生辦報」、「死人辦報」。直接的肇因是1956年「大鳴大放」,毛澤東鼓勵知識分子抒發對政治現狀的意見,說「言者無罪」,《光明日報》、《文匯報》等報章熱烈響應,鄧拓任總編輯兼社長的《人民日報》卻保持冷靜。他對同事說,「我們是中央黨報,一切要聽中央的安排和指示,不要街上鑼鼓一響就出來。」有論者認為他憑政治觸覺預感大鳴大放是禍,冷處理是為了保護報社同僚。結果惹怒了毛澤東,他被撤銷總編輯職務。

「絕對的孤獨,絕對的寂寞」

鄧拓有5個孩子,有些年紀比我大,有些比我年少,經歷劫難也能走出創痛黑暗,不簡單。鄧拓在1957年被撤銷《人民日報》總編輯職務時,大女兒鄧小嵐14歲。她記得「當時的父親總是默不做聲。以前,他總是微笑著,白襯衣外面套一件灰色的開司米背心。『爸爸常在書房裡,聽著《陽關三疊》的古典音樂,書房裡有一株碧桃,開得好濃好濃。』」(楊芳,〈鄧拓:文章滿紙書生累〉)

1965年,文革風暴在醞釀,鄧拓被列為「反黨集團分子」。妻子丁一嵐在1998年去世前幾個月接受訪問,憶起那些日子:

「我們家的孩子一直受黨的教育,都非常熱愛黨,相信黨。可報上說他們的爸爸是反黨集團分子。在孩子們眼裡這可是最壞的人,是最骯髒的。可他們又不願意相信,一向那麼溫柔、那麼愛他們的爸爸怎麼會是反黨分子?我又不能跟他們解釋,說你們的爸爸是無辜的,我怕他們在外面這樣說會惹出什麼亂子。可你讓我說,爸爸是反革命,我又於心不忍。每次孩子們走過爸爸的書房都踮著腳,輕輕地,輕輕地,怕碰見爸爸,不知說什麼。鄧拓一向非常愛孩子,他怕孩子們為難,也儘量避著孩子,裝做沒看見他們。」(任捷,〈鄧拓自殺的前前後後〉)

最難受的是死寂無語。丁一嵐說,「在文化大革命10年,我真覺得難熬得很,比抗戰8年還難熬。我在我們機關裡,有5年時間沒有一個人跟我說話,絕對的孤獨,絕對的寂寞。」黨決定了鄧拓之死必須絕對保密,她只能騙孩子說爸爸住了醫院。孩子也不問,怕爸爸回來的話紅衛兵再來鬧。兩年後,外邊傳開說鄧拓已經死了,孩子回來問,丁一嵐請示了市委才給孩子說。

鄧拓從1961年起在《北京晚報》寫專欄《燕山夜話》,196161日刊出的一篇〈珍愛幼小的心靈〉很真摯,借一則孟子少時的故事提醒讀者不要隨便哄騙孩子,因為身教至為重要。故事說孟子年少時,東邊的鄰居殺豬,孟子問母親鄰居為什麼要殺豬呢?孟母隨口答道:「要把肉給你吃啊。」之後覺得後悔:我懷孕時為了胎教,席不正不坐,肉不正不吃,現在卻哄騙孩子,豈不是在教他失信?最終買了鄰居的豬肉給孟子吃。

不應被遺棄的人,不應被遺忘的事

鄧拓寫《燕山夜話》專欄用筆名「馬南邨」,那是紀念昔年在太行山山區的小村莊「馬蘭屯」。鄧小嵐就是戰時在這山村出生的。抗日戰爭初起時鄧拓參加八路軍,遊擊辦報,主編《晉察冀日報》(《人民日報》的前身)。1943年秋天,他和丁一嵐身在山區逃避日軍圍剿,丁一嵐已懷孕8個月仍踉蹌攀山躲避,報社藏匿在小山村半個月,仍堅持出版。鄧小嵐給留在馬蘭山村寄養,3歲才回到父母身邊。

關於鄧小嵐有一段我十分喜歡的心靈修復故事。她讀理科,但熱愛音樂,這是家風,鄧拓愛聽音樂,丁一嵐愛唱歌,五個孩子都玩樂器,還開家庭音樂會。鄧小嵐特別有音樂天賦,多種樂器都會。日後,60歲的她回到出身地馬蘭山村,把音樂帶到山村的孩子。

這故事後來被拍成電影紀錄片《馬蘭的歌聲》,經過很多報道和轉述而產生了數個細節略有不同的版本。我採用的是鄧小嵐2013年前接受的專訪。她在退休前後加入了《人民日報》老報人組織的「晉察冀日報史研究會」當義工,後來任副會長。2003年,老報人捐款在馬蘭村口豎立一座紀念碑,紀念當年19名為保護藏匿村中的《晉察冀日報》人員而遭日軍殺害的村民,鄧小嵐為紀念碑的事宜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在山區,她發現村裡小學無人教音樂課,孩子連一首歌都不會唱。她開始每月長途跋涉從北京到馬蘭小學給孩子上音樂課,又收集捐贈的樂器一件件從北京揹到山村。小學的屋子是四間危房,她動員弟妹和朋友捐錢翻蓋擴建,又在校舍裡安排與教室連通的小屋,方便自己住宿教孩子樂器。十年之後,馬蘭村成為傳奇的音樂山村。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她對《北京晚報》記者說,「我能重新回到這裡,幫這裡做一些事,也算是為父親圓夢了。」在另一段訪問她透露了深一重的原因:「我願意回到這個村子,不光是因為我父親曾經在這裡待過,更是因為我覺得這麼一個有革命歷史感的村落不應該被人遺棄。」我能夠體會這想法:有些人不應被遺棄,有些事不應被遺忘。

民族的巨大坎陷

「文化大革命」不是什麼革命,民間稱為「十年浩劫」,官方定名「十年動亂」。在香港去年的抗爭,示威者有口號「時代革命」,這在港區國安法底下被禁了,政府把抗爭事件定性為「反政府動亂」。我想,除了說是「浩劫」和「動亂」,文革還可以是什麼呢?近來想到,它是民族一次巨大的「坎陷」。「坎」是地陷成窪,在《易經》這是坎坷困厄的卦。重慶學者王康在2004年發表過一篇文章,批判文革令文化精神喪失,題目就是《我們的精神坎陷》。2020年香港有文革的倒影,算不上「浩劫」,但城市正在經歷中國大地上另一次「坎陷」,而且不能像文革那樣,一朝醒來,劫難就宣告結束。

關於「坎」還有一事可記。1980年新春,丁一嵐參加一個小型悼念會,紀念前青海省省長王昭在文革被迫害致死十週年。她遇見一個舊識,被直接問起鄧拓:「當年)老鄧同志怎麼沒能過去這個坎?」丁一嵐嘗試著答,沒說上幾句,淚水已在眼眶裡打轉。

有一句內地諺語因為在電影裡成為對白而流行一時:「沒有過不去的坎,只有轉不過的彎。」這句話像是因為中國人的歷史和社會常常出現悲劇,人民學會了逆境中自我打氣。倒影在香港,也可以是撫慰吧。

「文革」倒影.二.《明報》世紀版202091日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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