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病毒檢測的考慮

內地支援香港進行一次大型的新冠狀病毒病社區檢測，在爭議之下終於完成。病毒核酸測試可以用於社區檢測，在全球疫潮很早已經有例子。在香港第二波疫情，袁國勇教授在3月中就曾提出建議，在社區抽樣測試以了解病毒的流行程況，作為抗疫的輔助參考。在7月疫情第三波，衛生署有向爆發個案的社區派發樣本瓶，這也是社區病毒檢測。因為檢測目標明確，沒有什麼爭議。

8月1日，國家衛建委宣佈，應香港特區請求派員赴港協助抗疫，包括擴大社區病毒檢測的能力。這觸發了含有濃濃的政治味道的爭議，特別因為港區國安法剛實施，民情不穩，有些情緒牽連了對社區病毒檢測的觀感。

反對聲音最初針對來港執行測試任務的內地人員的資歷，之後又謠傳說檢測收集的樣本有可能變成收集「全民DNA」以供國家安全用途。政府一再強調所有樣本不會送往內地，但是因為去年至今政府的公信度一直薄弱，大力保證也難以有效闢謠。8月初，我接受《明報》一次訪問，有機會稍加解說：化驗既是針對病毒，得出的是與病毒相關的資料，並非人體DNA數據，況且化驗病毒的設施與人體基因組排序的實驗室根本是不同的設置。

「港版健康碼」亂視聽

本來，把社區病毒檢測扣上被公安使用的憂慮無大說服力，不會炒熱多久，但恰巧有身為行政會議成員的政黨人士公開建議政府推出「港版健康碼」，就無意中踩進了公共衛生倫理的一個十分嚴肅的原則問題。這構思建議，規定任何市民也要經過病毒測試陰性，佩戴著健康碼才可以出入主要公共地方，在商場、食肆使用。這馬上攪亂了社區病毒檢測的本意。內地協助香港進行檢測的目的本來已經不太明晰，至此更是模糊不清，甚至令一些「監視市民」的疑雲再起。

在公共衛生倫理，政府以公共利益為由限制市民個人自由，一方面可能是有其需要，另一方面卻必需抗拒過度使用權力。政府有意識有紀律地尊重個人自由(包括生活上出入往來)是十分重要的。政黨人士構思的港版健康碼，為商場、食肆救亡，以為藉著健康碼，起碼部分市民能放心走出來消費，這就忽視了嚴肅的問題：如此應用病毒檢測，無異於先行剝奪市民自由進入商場等地方的權利。限制所有人出入公共地方，與商場食肆救亡的目標是完全不相稱的，違反了公共衛生倫理的「相稱原則」( Proportionality)。

政府明智地否決了「港版健康碼」建議，著意說明這個建議與政府早前正與內地商討的出入境健康碼是兩回事。這卻轉移了焦點，失去一次正面說明大型社區病毒檢測的作用的機會。

如前提到，請內地協助香港進行社區病毒檢測，目的本來就不是十分明晰的。這件事應是在7月時籌備，當時疫情甚急，快速提升香港的病毒檢測能力是用得著的。在社區爆發而且源頭不明的情況下，社區檢測會有助發現個案，緩減疫潮對醫院的巨大壓力。不過這次內地協助的大檢測來到9月啟動時，第三波疫情已近尾聲，普及檢測的作用大大減少。

一次性的普及檢測不是完全無用，只是並沒有增加香港需要有的長期病毒檢測能力。如果有足夠的檢測能力，我覺得應優先為全港數以十萬計的護老院舍長者和家傭人口做檢測。這不是歧視院舍長者和家傭，而是我一向擔心這兩個群體的社區爆發風險：長者染疫對住院服務的需求很大，死亡率很高；家傭染疫則有可能因其社交聚集模式快速地跨區傳播。

政府並沒有選擇以特定風險群體作為今次社區病毒檢測的對象，而是以普及和自願的方式進行檢測，相信自有考慮。無論如何，在疫情已大幅回落時進行普及檢測，是較難說清楚有什麼用處。這樣一次性的普及檢測其實是在普查病毒流行的情況，近似袁國勇教授3月時提出的流行病學調查。這可能有助國家掌握香港特區目前的疫情，間接也關乎全國重啟經濟的部署。香港疫情延續多月仍未見終點，國家也是利益相關的持分者，這一點是可以平情討論的。

「假陽性」比例或較高

宏觀地看，普及社區病毒檢測可以視為正面的事，毋須因為是內地協助就生牴觸，但有兩點考慮令我最後沒有參與。一是因為它的方式並非派樽讓人自行留樣本，而是必須親身去到多人聚集的指定地點做拭子，這超過了我自己持守的社交距離界線。二是不大清楚普及檢測對「假陽性」結果(false positive)如何處理。這次普及檢測使用了靈敏度(sensitivity) 很高的檢測套裝，假陽性的比例可能較高。追求靈敏度未必不合適，但須要有合理的配套跟進，也要清楚說明，一旦初步驗到陽性，要等候衛生署覆驗，期間如何處置隔離問題？是否家居等候，抑或即時強制入院？過程會否造成風險？檢測計劃去到尾聲，檢測公司向媒體表示，首80萬個測試結果只有1個假陽性，這比例低得有些奇怪，或者內部程序根本已有常規覆驗程序，自行排除了初步的假陽性結果。這其實也可以透明釋疑的。

普及社區病毒檢測是一個內容豐富的公共衛生倫理案例，可以成為教材。它的豐富性是多方面的，有醫學技術角度、倫理原則考慮，還可以討論公共衛生策略和社會參與。爭議含有政治色彩，但事後應可平心靜氣回顧檢討。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2020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