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肅誓言

香港「二次回歸」，18萬公務員須宣誓效忠，之後輪到其他公職人員，政府強調宣誓內容都是應有之義。誓詞的確簡潔，不計標點符號只76字，但附件闡釋誓言內容就既「寬」且「嚴」。「寬」在於包羅的違規行為十分寬廣，「嚴」是違規的後果嚴重。

宣誓是莊嚴的承諾，人生中最重的宣誓應是宣讀結婚誓詞。現今結婚可以自聘婚姻監禮人，誓詞自創，但聽過多款宗教和世俗誓詞，我還是喜歡婚姻註冊處那一句簡而有力的誓詞：「我請在場各人見證：我［男方／女方姓名］願以妳／你［男方／女方姓名］為我合法妻子／丈夫。」

醫學院有醫師誓詞，最古老的是希氏誓言(Hippocratic Oath) ，至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醫學協會(WMA) 制訂日內瓦宣言(Declaration of Geneva)，在九十年代成為不少醫學院醫師誓詞的藍本。我從布朗大學醫學院畢業時，上屆已改用以日內瓦宣言為本的新誓詞，聽說是經過同學倡議和參與撰寫的。這在八十年代初可說前衛，很多醫學院至九十年代才送舊迎新。

日內瓦宣言標舉人道主義精神和現代的倫理原則，至今經過數次修訂，最近一次在2017年。新增的條文中有兩項特別重要，一是訂明「尊重病人的自主權與人性尊嚴」，初次把尊重病人自主原則條文化；二是醫師承諾關顧自己的健康，以便能夠提供最高標準的醫療照顧。這一條提醒醫生也是凡人，自己也會病，修訂含有「非神聖化」的意思。西方醫學歷史是有宗教色彩的神聖志業，但神聖化的醫師角色不大適用於現代普世。

中國內地的醫師誓詞還有「神聖」和「聖潔」的字眼，未完全「現代化」。誓詞也富有報國盡忠的氣息，例如「我志願獻身醫學，熱愛祖國，忠於人民，恪守醫德，尊師守紀…」，以及「我決心竭盡全力除人類之病痛…救死扶傷…，為祖國醫藥衛生事業的發展和人類身心健康奮鬥終生。」

公務員劃一宣誓屬政治性，和其他範圍的宣誓有不同的意義。強令宣誓似乎隱含著不信任，集體政治效忠也象徵著從英式公僕傳統轉為富有中國特色的臣服。再想想，從立法會議員宣誓後仍可審查言行以褫奪議席開始，在香港宣誓的意義其實已變質了。

《蘋果日報》「驀然回首」專欄，2021年1月29日。

 

歷史問號：卞仲耘校長之死 (「文革」倒影．九)

紅衛兵批鬥師長是文革的最鮮明的烙印，殘忍致命，有些滅絕人性。在亢奮時代，那是以捍衛無產階級革命之名進行。單在北京，被批鬥至死的大學和中學老師長數以百計。第一個被紅衛兵活活打死的是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的副校長卞仲耘 (1916-1966) 。她在1966年8月5日被紅衛兵在校園折磨三小時致死。像很多文革冤案一樣，卞仲耘在文革過後被平反，很多人追思追記，學校為她立像，也有學生為當年鬥老師道歉，但是半世紀過去了還是遺留歷史問號，包括著名紅衛兵學生領袖宋彬彬(革命元老宋任窮的女兒)的角色，鄧榕(鄧小平的小女兒) 有沒有參與指揮打校長等。當日除了卞仲耘，校園裡還有胡志濤等4名老師同被批鬥，墨汁潑身，用木棒毒打，熱開水澆淋，他們身受重傷但沒有死。

卞仲耘當時是北師大附中的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學校建於1917年，是北京的「重點中學」，鄧小平女兒、劉少奇女兒都是當時的學生。之前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李納也從這兒高中畢業。她死後幾十年間，丈夫、學生和學者努力不懈地追尋真相。

芝加哥大學學者王友琴最先詳細紀錄卞仲耘之死。她曾在校園血腥現場目睹校長被打，當時還不到14歲。中學畢業後，王友琴下放到雲南，在原始森林裡開荒。1979年她以全國高考文科第一名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日後三十多年裡，她蒐集了659個死難者的經歷，寫成《文革受難者》一書，在香港出版。為了這件事，王友琴每年假期自費孤身回北京，頂著壓力一家一戶地調查。書中有知名的受難者遇羅克(1942-1970)，更多的是普通人，教師，學生，工人，有幾十個受害者連名字也無法知道。蘇曉康為書寫序，說這是「一個人抗拒著數億人的遺忘」。(王友琴：《文革受難者 ——關於迫害、監禁和殺戮的尋訪實錄》)

1993年，王友琴返北京重訪中學，到校長被打死的地方拍攝，遇上三個高中學生好奇她為什麼來到這兒。她告訴他們往日舊事，他們什麼也不知道，說：「真的嗎？有個校長在這兒被學生打死了？」 (〈王友琴談卞仲耘之死：學生打老師的革命〉，https://rfi.fr)

從拍攝屍體開始紀錄

導演胡杰把卞仲耘的死以及她身邊的人物拍成66分鐘的紀錄片《我雖死去》，在網上放映，迅即被禁。2008年1月，《我雖死去》在香港獲獎，是首屆的華語紀錄片獎最佳長片獎。他的得獎感言只有一句話：「我希望這樣的災難，不要再在中國重演。」他後來在受訪問時說到，立心拍攝這紀錄片是緣於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音：堯)的堅持。王晶垚在幾十年間不捨地尋找妻子被鬥死的真相。妻子遇害當晚，他聽聞噩耗到醫院認屍，悲慟之極，反應卻是翌日立即買了一部好的照相機，開始拍攝屍體照片以及所有與卞仲耘之死相關的事物，展開追尋真相的漫長旅程。這部照相機花了王晶垚幾個月工資。他從各個角度拍攝了屍體照片，全身的，半身的，頭部的。屍體火化時，他拍下焚屍爐煙囪裡飄出的一綹青煙，感覺那是亡妻的冤魂。(〈張潔平：反省文革我們還沒走出陰影——專訪《我雖死去》導演胡杰〉，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

胡杰的紀錄片從王晶垚的家開始拍攝。王打開一隻舊皮箱給他看，裡面有：「一個二寸見方的小盒子，盒子裡一把華髮、一塊手錶，指針停在3點40分，金屬錶帶扭裂了；一件皺巴巴的血衣，背後的墨蹟依稀可辨『打倒』兩字；一條同樣皺巴巴的內褲，沾著失禁的糞便；一條滿是泥土和血污的褲子，一雙濺著血跡的襪子，一些曾經用來擦拭傷口的紗布塊。再加一架老式相機，一封匿名信。」(王容芬：〈為歷史作證——評胡杰獲獎紀錄片《我雖死去》)

無法知道誰該負責

卞仲耘被折磨重傷至死，很多人在場，但日後無法知道誰該負責。王友琴問，那些(紅衛兵)學生應負什麼樣、什麼程度的責任？中央最高領導人燃點鬥爭烈火，又應負什麼樣、什麼程度的責任？據她在全中國二百多間學校的獨立調查，文革中沒有一間的校長和教員能免受學生的暴力。她指出，學生這樣大規模暴力批鬥老師，是在中國歷史上也是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

王友琴追問：毛澤東要奪回管治國家的全部權力，要進行徹底的教育革命，其實有什麼必要縱容學生對付老師？文革伊始，1966年6月學校早已全面停課，當時《人民日報》發表消息，中共中央已決定廢除考試和升學制度，所有老師完全俯首接受，沒有人公開提出任何反對意見。至8月，劉少奇已被打倒，林彪被擢升為中央第二號領導人。「在這種情況下，手無寸鐵的老師們還能對局勢有何妨礙呢？為什麼要折磨他們甚至把他們打死呢？」

「紅8月」由中央誘發

1966年8月是紅衛兵暴力的高潮，稱為「紅8月」。鬥老師、鬥「黑五類」，死傷枕籍。不少旁證顯示紅衛兵的暴力狂熱是由中央誘發釋放的。恰恰在卞仲耘被打死這一天，毛澤東寫了一篇震動全國的檄文《炮打司令部 — 我的一張大字報》。大字報為文革訂定了兩個鬥爭重點，第一是針對劉少奇為首的「司令部」和「黨內走資派」，屬黨內鬥爭；第二要整肅文化教育界，批判反動學術權威，從此大批著名的作家、藝術家、專家、學者被殘酷迫害。

有人為中央開脫，說學生打死老師是在預計之外，然而事實是，毛澤東在7月底下令撤走原本由劉少奇派到各學校領導文革的工作組，各校在無政府狀態下，紅衛兵紛紛起來組織凶狠的鬥爭機器。北師大附中的紅衛兵組織由宋彬彬、劉進等人領導，在校園代表國家行使權力。宋彬彬其後聞名全國，那是8月18日(卞仲耘死後兩周)，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第一次接見全國紅衛兵。宋彬彬等40名師大女附中紅衛兵代表登上城樓，宋彬彬負責給穿上戎裝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她聽毛主席的話，把自己的名字由「彬彬」改為「要武」。

2012年，已移居美國的宋彬彬撰文解釋，她事先不知道要暴力批鬥校領導，也有勸過同學不要打人，卞校長奄奄一息躺在後操場，也是劉進、她和一些同學一起用手推車把卞校長推到醫院去的。(〈宋彬彬：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

2014年，宋彬彬回到母校一個活動時，終於跟老師道歉，她向卞仲耘雕像鞠躬默哀，說這個機會她盼了很久。她說：「都這麼大歲數了，老師很多都80多、90多（歲）了，再不道歉，就沒有機會了，不想留下更多遺憾。」王晶垚這時已93歲，他一生苦苦為妻子之死追尋真相，聽聞消息，反應是：「對這個道歉 不能簡單接受。」。(〈宋任窮之女宋彬彬為文革道歉〉，https://www.rfa.org)

 《明報》世紀版2021年1月26日刊出

忽略一半

1月6日大拘捕55人，官方說肇因是他們參與了「歹毒」的初選，聽來罪大惡極，但我看大拘捕本身會對特區施政造成不少後遺症。它的連帶效果是政府與整個泛民光譜的溝通全面割斷，從而失去政策摸底和接收民間訊息的渠道，這大約相當於放棄一半民情。

這也沒有什麼大不了？試看立法會早就沒有了泛民議員 (準確而言僅剩兩個)，運作看來更順利。當日泛民總辭，建制議員召集人強調建制派也有多個版塊，其中自有不同意見。他舉例說，何君堯不會聽他的話，謝偉俊未必會聽從民建聯。這固然是事實，七色光譜切掉紅橙黃綠總還餘下青藍紫，不過切掉了一半始終就是缺一半。

當然政府依然可以做民意調查，而網上和報章上還可收集到反對意見。不過，隨著與泛民斷絕往來，加上日益自信正確，政府對民情空間的綜合認知無可避免會狹隘變形。忽略一半人的主要問題還不在數量，怕只怕失卻對民情的感知之後，施政越走越偏也不自知。日夕把「重回正軌」掛在口邊其實是虛浮的，問題是列車傾側到懸崖邊時會不會知覺。萬一根本看不見懸崖外邊有深淵？

我想起早年從事腦神經復康工作，常使用圖中兩個測試，看中風病人有沒有出現「半側忽略症」(hemineglect) 。這較多見於右大腦半球受損，令一側的資訊無法解讀，產生忽略現象。上圖是請患者在線的正中央畫上標記。因為忽略了左邊空間，患者會把標記畫在右邊，視「偏」為「正」。下圖是仿畫時鐘，失卻一半的空間感知時，會把時刻1至12全擠在一邊，還以為是均勻整齊的分佈。

《蘋果日報》「驀然回首」專欄，2021年1月22日。

（網上圖片）

新疫苗大接種：同步的倫理考慮

2021年的第一樁全球任務是新冠肺炎疫苗(下稱「新疫苗」) 的大規模接種。全球接種疫苗本身不是新事物，每年南、北半球人口各自在入冬之前打流感針，但今次全球接種卻絕不是平常事。原因在三方面：一在於疫苗「新」；二在於規模特「大」；三是在於新疫苗種類「多」。從正面看，這三點都是好消息，但也隱含一些風險。新疫苗大接種是相當複雜的課題，需要明智的接種策略、扎實執行和清晰的公眾溝通。本文提出，在複雜的公共衛生課題，同步的倫理考慮是重要的。

生命倫理學在現代的發展，最初是面對著爭議，從慎思明辨開始，也就是說，先有爭端分歧甚至社會分裂，才著手理性的倫理討論，冀望尋找到原則性的共識。例子不勝枚舉：經過重大的科研醜聞被揭露，才有新的嚴謹的倫理規範；因為墮胎權利與胎兒生命權之爭撕裂了社會，才有完整的倫理分析；1978年第一個「試管嬰兒」Louise Brown在英國誕生，哄動全球，這才著手探討人工體外受孕衍生的倫理課題。

「倫理思考總是尾隨在醫學突破後面」，這個慣常次序最先可能是從1990年人類基因組計畫(Human Genome Project)啟動時打破的。當年各國科學家計劃以十年時間，合力為人體4萬個基因測序，繪製完整圖譜。因為預見了這必將要揭開一個多爭議的新時代，時任人類基因組計畫主任的James Watson主張，應當同步探討嶄新的基因研究會帶來什麼倫理挑戰，於是向國會提出建議，將基因組計畫經費的3% (其後上調至5%)用於研究與倫理、法律與社會問題 (Ethical, Leg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簡稱ELSI) 和推行公眾教育，以免在出現大爭議才來亡羊補牢。

科技創新   接納倫理規範

其他科技創新範圍也接納倫理討論的重要性。在近年炙手可熱的人工智能(AI) 領域，就有不少同步的關於倫理規範的研討。較具體的倫理學參與還是在基因組科學：各國開展人口基因組測序計畫，多會主動把倫理考慮嵌入整個計劃之中。在香港，筆者年前也參與了基因組醫學發展督導委員會，並在其下的專題小組具體討論基因組測序的知情同意問題，以及生物樣本數據的資料共享。

當香港開展大規模的新疫苗接種，也會面對一系列與倫理相關問題。有些問題可以沿用「專家向公眾解說」的公眾教育的方式處理，例如比較各種新疫苗的特點，安全性和效能等。然而也有一些問題並不是由單憑科學資訊就可以妥為處理的。

這次全球開展新疫苗大接種，其中倫理課題概括地可以從兩個方面看。

一是關於分配。從全球看，大規模接種首先觸發的問題是公平的疫苗分配。為此世界衛生組織WHO在去年10月份宣布設立「COVAX全球新冠疫苗計劃」，期望在2021年底前購入20億支新冠疫苗(以每人打兩針計算，即是供10億人的數量) 作為起步，優先提供給開發中國家。它的目標並不高，只求各國人口數的3成獲得接種。經濟發達國家早於2020年底已自行搶購新疫苗。港府也在聖誕前夕公布與英國Astra-Zeneca(阿斯利康，與牛津大學合作研發)達成協議，採購第三批新疫苗，連同早前已公布訂購的兩款疫苗(科興、輝瑞/BioNTech)，疫苗總額共2250萬劑。還是以每人兩針計算，這足夠為1千1百多萬人接種，不單覆蓋全港市民，最終還會有剩餘。這會關連著日後一個問題：剩餘的疫苗如何善為處理？其他地區一針難求，希望香港不要把用不完的疫苗送去堆填區。我們自保時也要關心全球情況。

知情同意  市民基本要求

全球新疫苗供不應求，但近月來香港著緊的問題卻是「疫苗有沒有得揀」和「怎樣揀」，這可以視之為一種「快樂煩惱」(happy problem) 。有人會說，香港市民不愁無針可打，而且完全免費，是否應當感恩滿足？不應對疫苗的優劣高低諸多挑剔比較，動輒質疑個別新疫苗的安全性和成效？

從倫理學角度卻必然要提醒，有些疑慮是正當的。目前可用的各種新冠肺炎疫苗全是以史無前例的超高速度研發出來，審批程序壓縮，生產量要在極短時間內以10倍計擴充。因此，市民很需要充分的、翔實、透明、可信的資訊，然後決定接種，這其實屬於「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 的基本要求。也因此，光是引述權威人士或官員領導的信心保證，都不會完全符合資訊與知情的要求。例如有專業組織出來講解科興研發的「滅活病毒疫苗」(Live inactivated virus vaccine) 是與我們每年接種的流感疫苗同類，相信安全性和效能應該沒有問題。這是用意良好，但始終要等待足夠翔實的臨床試驗資訊。因為即使兩種疫苗研發的生物平台相同，研製方法相若，也不能假設安全性及效能是同等的。這不獨是滅活病毒疫苗為然。例如有RNA疫苗率先公布第三期臨床試驗結果，開始接種了，我們同樣不能假設其他RNA疫苗的安全性和效能一定是相同的。每種新疫苗也要獨立地提供透明的資訊來建立公眾信心。

篇幅所限，本文尚未進入有關大規模接種新疫苗的具體倫理問題。例如：接種群體的優先次序如何釐定才是合理？既然目標是達至群體免疫以消弭疫情，政府應否提供金錢或其他利益誘因以求提高接種率，「派錢」會否有違真正的「知情同意」原則？相反，若是以公共利益之名向高風險群體施壓，以各種政策手段催迫來提高接種率，又是否合理性？此外還有一些特殊問題，例如，數以十萬計無精神行為能力的人士(mentally incapacitated persons) 無法「知情同意」，應當由誰決定接種與否？這些都不是抽象的倫理題目，需要對應具體情景和措施作分析。這也是為什麼同步的倫理考慮是重要的。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2021年1月18日

 

 

 

疫苗，樹欲靜

從2020聖誕到2021新年，心中常在祝願，希望政治整肅清洗可以早點告一段落，畢竟抗疫在關鍵時刻，而2019年抗爭遺下的巨大創傷亦亟待處理。結果當然是事與願違。1月6日大拘捕，顯示執法者遇佛殺佛的鬥心還正火熱。

去年底寫了一篇〈錯誤的魚〉（12月11日），猜想政治清洗可能還要進行多一年，施政者才會對香港的新面貌放心。這是出於一點隱約的直覺，但也不是憑空想像。去年的立法會選舉延期一年，今年9月始終要舉行，在這之前，想必要把政治局面清理乾淨才放心吧？一場大拘捕，幾乎所有想參選的泛民也因參加初選而揹上彌天大罪，動彈不得，可以放心了嗎？

本來，2021年伊始的頭等大事理應是全民接種新疫苗。這不獨指香港：全球政府，從沸沸揚揚的美國到密不透風的北韓，都以接種疫苗為第一任務。除了個別不幸處於內戰的地區，全世界很可能只有我們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如此「特別」，在疫苗接種計劃啟動的前夕，竟還沉溺在趕盡殺絶的鎮壓鬥爭當中。

如此使用《國家安全法》，可以說是所向披靡，但民情牴觸時，在全民抗疫方面就要付上一些代價，政府再難不斷呼籲市民科學理性，叫人不要把接種疫苗政治化了。為什麼呢？在很多人心目中，香港已經墮入一個秀才遇上兵有理說不清的年代。既然政府處理政治時可以無邊無際地用權，不顧民心向背，甚至也不問常情常理，為什麼市民在民生事情上就只能一味溫順理性？

新疫苗有些不確定性，但權衡利害之下還是值得接種的。鬥氣不接種不但對自己不利，也會影響到群體免疫力，間接削弱香港走出經濟低谷的希望。這本來是很分明的理性看法，只是樹欲靜而風不息，新一年依然風雨如晦，市民越來越不信任政府，甚至不樂見政府因成功推行接種計劃而得分，牴觸情緒會否成為推廣接種的障礙？有待觀察。

我還是相信，在2021年為超過一半人口接種是可以達致的，要去到七成以上的群體免疫力界線就有些難。事在人為，還望政治清洗早些偃旗息鼓，讓接種行動專心上路。在不久之前，香港還是可以這樣「務實」的。

 《蘋果日報》「驀然回首」專欄，2021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