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空間寫「文革」在香港的倒影，來到今回是第8篇，累計已兩萬字，還沒有寫紅衛兵，似乎太遲緩。這是有考慮的：紅衛兵破壞、紅衛兵猙獰、紅衛兵運動激情而殘暴，已經成為文革的定型，我想盡量避免定型的書寫。不是說這些定型沒有慘劇根據，相反，慘劇故事千千萬萬，只是定型的書寫觸不著一些值得細想的東西，例如，孰令致之？紅衛兵多是高中和大學的學生，「文革」開始時，很多人真的以為自己是在保衛毛主席、與反革命修正主義鬥爭，在毛主席領導下肩負起解放全世界的神聖使命。本篇還未寫紅衛兵，先看小學生，特別是幸運地沒有經歷暴力的一群。
文革開始不久，毛澤東就讓全國學校「停課鬧革命」，紅衛兵在全國免費旅行「大串聯」，小學生不能串聯，但也享受了年多兩年的假期。不少孩子的文革記憶並不悲慘，甚至感到新奇。孩子耳濡目染都是批鬥。旁觀群眾批鬥黑五類分子，熱鬧如看戲。其中一段：
1966年，我上小學三年級，文革爆發了。那時候真覺得好玩，今天開這個大會，紅旗、
標語、傳單；明天開那個大會，傳單、標語、紅旗，還有串聯的紅衛兵在街上圍上一圈演節目。最讓人開心的是看牛鬼蛇神遊街了，高帽子一戴，大牌子一掛，小銅鑼一提， 走兩步，敲一下，嘴裏還要報著自己的「頭銜」和「罪名」。還有開批鬥會，走資派站
高板凳，造反派搞「噴氣式」，這些都讓九歲的我感到新奇和有趣，同時也因為停課鬧革命，我可以不用每天去學校規規矩矩念書而感到從未有過的解放。六六年在這熱熱鬧鬧中過去了，六七年又開始武鬥了。常常和小夥伴們遠遠爬在樹上或房上，欣賞著武鬥
雙方拳腳、棍棒相加的精采場面，以致於常常誤了吃飯，讓我媽扯著嗓子在門口喊我。（王俊生：〈追憶文革中兒童所承載的歷史細節〉）
有些孩童生長在離開城市戰場很遠的鄉村，儘管也不是完全沒有被波及，一些文革記憶還是平靜的。在一個東北小城，1968年全國復課後，一個小學生回憶說，雖然語文課本裡有「復課鬧革命」內容，但他們乖乖上課，並沒鬧什麼革命。這所小學堅持正規學習，或者老師和校長知道不應讓孩子隨著時代顛狂：
學生打老師的沒聽過，老師偶爾有體罰學生的，罰站是家常便飯。學生幾乎每天都會有因小錯被老師要求自我「鬥私、批修」。有一體育老師，學生上課好動，常常踢學生，他竟然說這是輕的，日本人在的時候打學生那才叫狠呢。長大些知道有幾個同學的家長在文革中自殺，那些事應該發生在66-67年。以後沒聽過再因文革自殺或被打死的。老師和同學對這些同學都不歧視，沒有影響入72年左右恢復的少先隊組織，首批入隊是老師給戴紅領巾的。地主家庭出身的孩子，入隊可能受影響，但是平時學生們是一律平等，老師也沒有歧視他們。「早請示,晚彙報」早沒有了，早期還能看到「忠字舞」，曾有同學寫反標語，「打倒毛主席」。公安進學校，查出寫反標的學生，但並沒有聽說將其開除。（老張：〈文革十年中我的小學〉）
充滿政治的教材
無論如何，當年學校對小學生的政治灌輸是全方位的。有些課本教材被收集保存下來。《算術》題單元的開頭有說明，「毛主席教導我們：『學習馬克思主義，不但要從書本上學，主要地還要通過階級鬥爭、工作實踐和接近工農群眾，才能真正學到。』」學寫百分數的算題例子：
紅旗電訊儀錶廠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前，由於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破壞，1月中旬只完成全月計畫的百分之二十八。奪權後，無產階級革命派堅決響應毛主席提出『抓革命促生產』的偉大號召，下旬完成了全月計畫的百分之八十一點六。
《語文知識》則要學習工農兵的修辭方法：
毛主席教導我們：「人民的語彙是很豐富的，生動活潑的，表現實際生活的。」…工農兵的語彙最豐富、最生動、最切實、最有力。過去，那些資產階級語法「學者」，把語法修辭吹得非常神秘，其實他們「只有死板板的幾條筋」，根本不懂得語言，真正善於運用語言的，真正懂得修辭的，是工農兵群眾。例如：
1. 敬愛的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
2. 舵手來了！救星來了！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到安源來了！工農兵歌頌偉大領袖毛主席是心中的紅太陽，是大海航行的舵手，像這種寫法，叫比喻。
（何蜀：「革命」年代的絕妙教材——文革時期中小學教科書摘選 (1967年—1969年）)
充滿政治的童謠
遊戲也是小孩的學習。一些快活不知愁的文革童年記憶裡面有「跳橡皮筋」，即是香港的「跳橡筋繩」，六十年代我也會玩。橡筋繩用許多條小橡筋圈織成，兩人拉著，其他人輪流跳過，高度逐次提升，從腳踝、膝蓋、逐級升至腰間、肩膀、耳頂和頭頂。另一種玩法是配上歌訣跳，香港的唱法是「小皮球，香蕉油，那兒開花一十一；一五六，一五七，一八一九二十一 …」，一直數下去；內地版本是「小皮球，用腳踢，馬蓮開花二十一…」。在文革，跳橡筋繩也配上新編的政治歌訣：
「小汽車，滴滴滴，裡面坐著毛主席。毛主席，掛紅旗，氣得美帝乾著急。」「天上星，亮晶晶，數呀數呀數不清。最亮一顆在哪裡，最亮一顆在北京。北京北京天安門，毛主席是我們大救星。」詛咒美帝國主義的童謠也有：「大蘋果紅又紅，我是中國的好兒童；坐飛機、扔炸彈，炸死美國王八蛋。」
全國孩子都學過的政治歌謠是「鄧拓吳晗廖沫沙，一根藤上仨黑瓜……」後來常見於那一代的口述回憶。文革就是從批鬥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掀起腥風。童謠是無孔不入的政治教育工具，有些政治歌謠可能是是孩童青少年耳濡目染自編，更多是按政治需要由工農兵或學校編的，讓孩子們在遊戲時吟唱，覺得不好聽也要唱，老師說不唱就是壞孩子。（秦耀全：〈荒誕的童趣：毛時代的街頭童謠〉)
身受那些「教育」，一個小六學生日後才意識到被灌輸的是「狼奶」：
一九六五年底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發表在上海文匯報上，當時我念小學六年級。雖然文匯報顯然已有傾向，但那時還是將它歸為文藝思想範疇來討論，除了許多支持姚的文章，也登載幾篇反對意見的文章點綴。我家只訂新民晚報，但鄰居徐家訂文匯報，我每隔幾天總會向他們家借過時的文匯報。儘管才讀小學，狼奶已被餵了不少，讀了以後立即認同姚的觀點。在一次作文中我借題發揮談起此文，強調清官貪官都是封建地主階級的幫兇，清官是披著羊皮的狼，危害更大，竟得老師欣賞，在課堂上當作範文朗讀，並表揚我關心國家大事。幾個月後又擴大到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批判《燕山夜話》，同樣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此時已不再是文藝批判，而是人人都得參與，致人死地的政治批判。（楊承民：〈我記憶中的文革開始) 〉
每一個時代、每一個政府大概都在教育孩子成為一個「道德正確」的人，在中國這包括灌輸政治正確的世界觀和官方規範的倫理價值。文革時期孩子被灌輸的一套當然是極端的，或者在中國歷史上也是例外的，但因應政治要求，義無反顧地灌輸單一價值觀給小孩，不容反思，這在中國的教育史是近乎常態。現在我們的香港也見到一些倒影。
「文革」倒影．八．《明報》世紀版
2021年1月5日刊出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