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兵批鬥師長是文革的最鮮明的烙印，殘忍致命，有些滅絕人性。在亢奮時代，那是以捍衛無產階級革命之名進行。單在北京，被批鬥至死的大學和中學老師長數以百計。第一個被紅衛兵活活打死的是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的副校長卞仲耘 (1916-1966) 。她在1966年8月5日被紅衛兵在校園折磨三小時致死。像很多文革冤案一樣，卞仲耘在文革過後被平反，很多人追思追記，學校為她立像，也有學生為當年鬥老師道歉，但是半世紀過去了還是遺留歷史問號，包括著名紅衛兵學生領袖宋彬彬(革命元老宋任窮的女兒)的角色，鄧榕(鄧小平的小女兒) 有沒有參與指揮打校長等。當日除了卞仲耘，校園裡還有胡志濤等4名老師同被批鬥，墨汁潑身，用木棒毒打，熱開水澆淋，他們身受重傷但沒有死。
卞仲耘當時是北師大附中的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學校建於1917年，是北京的「重點中學」，鄧小平女兒、劉少奇女兒都是當時的學生。之前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李納也從這兒高中畢業。她死後幾十年間，丈夫、學生和學者努力不懈地追尋真相。
芝加哥大學學者王友琴最先詳細紀錄卞仲耘之死。她曾在校園血腥現場目睹校長被打，當時還不到14歲。中學畢業後，王友琴下放到雲南，在原始森林裡開荒。1979年她以全國高考文科第一名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日後三十多年裡，她蒐集了659個死難者的經歷，寫成《文革受難者》一書，在香港出版。為了這件事，王友琴每年假期自費孤身回北京，頂著壓力一家一戶地調查。書中有知名的受難者遇羅克(1942-1970)，更多的是普通人，教師，學生，工人，有幾十個受害者連名字也無法知道。蘇曉康為書寫序，說這是「一個人抗拒著數億人的遺忘」。(王友琴：《文革受難者 ——關於迫害、監禁和殺戮的尋訪實錄》)
1993年，王友琴返北京重訪中學，到校長被打死的地方拍攝，遇上三個高中學生好奇她為什麼來到這兒。她告訴他們往日舊事，他們什麼也不知道，說：「真的嗎？有個校長在這兒被學生打死了？」 (〈王友琴談卞仲耘之死：學生打老師的革命〉，https://rfi.fr)
從拍攝屍體開始紀錄
導演胡杰把卞仲耘的死以及她身邊的人物拍成66分鐘的紀錄片《我雖死去》，在網上放映，迅即被禁。2008年1月，《我雖死去》在香港獲獎，是首屆的華語紀錄片獎最佳長片獎。他的得獎感言只有一句話：「我希望這樣的災難，不要再在中國重演。」他後來在受訪問時說到，立心拍攝這紀錄片是緣於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音：堯)的堅持。王晶垚在幾十年間不捨地尋找妻子被鬥死的真相。妻子遇害當晚，他聽聞噩耗到醫院認屍，悲慟之極，反應卻是翌日立即買了一部好的照相機，開始拍攝屍體照片以及所有與卞仲耘之死相關的事物，展開追尋真相的漫長旅程。這部照相機花了王晶垚幾個月工資。他從各個角度拍攝了屍體照片，全身的，半身的，頭部的。屍體火化時，他拍下焚屍爐煙囪裡飄出的一綹青煙，感覺那是亡妻的冤魂。(〈張潔平：反省文革我們還沒走出陰影——專訪《我雖死去》導演胡杰〉，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
胡杰的紀錄片從王晶垚的家開始拍攝。王打開一隻舊皮箱給他看，裡面有：「一個二寸見方的小盒子，盒子裡一把華髮、一塊手錶，指針停在3點40分，金屬錶帶扭裂了；一件皺巴巴的血衣，背後的墨蹟依稀可辨『打倒』兩字；一條同樣皺巴巴的內褲，沾著失禁的糞便；一條滿是泥土和血污的褲子，一雙濺著血跡的襪子，一些曾經用來擦拭傷口的紗布塊。再加一架老式相機，一封匿名信。」(王容芬：〈為歷史作證——評胡杰獲獎紀錄片《我雖死去》)
無法知道誰該負責
卞仲耘被折磨重傷至死，很多人在場，但日後無法知道誰該負責。王友琴問，那些(紅衛兵)學生應負什麼樣、什麼程度的責任？中央最高領導人燃點鬥爭烈火，又應負什麼樣、什麼程度的責任？據她在全中國二百多間學校的獨立調查，文革中沒有一間的校長和教員能免受學生的暴力。她指出，學生這樣大規模暴力批鬥老師，是在中國歷史上也是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
王友琴追問：毛澤東要奪回管治國家的全部權力，要進行徹底的教育革命，其實有什麼必要縱容學生對付老師？文革伊始，1966年6月學校早已全面停課，當時《人民日報》發表消息，中共中央已決定廢除考試和升學制度，所有老師完全俯首接受，沒有人公開提出任何反對意見。至8月，劉少奇已被打倒，林彪被擢升為中央第二號領導人。「在這種情況下，手無寸鐵的老師們還能對局勢有何妨礙呢？為什麼要折磨他們甚至把他們打死呢？」
「紅8月」由中央誘發
1966年8月是紅衛兵暴力的高潮，稱為「紅8月」。鬥老師、鬥「黑五類」，死傷枕籍。不少旁證顯示紅衛兵的暴力狂熱是由中央誘發釋放的。恰恰在卞仲耘被打死這一天，毛澤東寫了一篇震動全國的檄文《炮打司令部 — 我的一張大字報》。大字報為文革訂定了兩個鬥爭重點，第一是針對劉少奇為首的「司令部」和「黨內走資派」，屬黨內鬥爭；第二要整肅文化教育界，批判反動學術權威，從此大批著名的作家、藝術家、專家、學者被殘酷迫害。
有人為中央開脫，說學生打死老師是在預計之外，然而事實是，毛澤東在7月底下令撤走原本由劉少奇派到各學校領導文革的工作組，各校在無政府狀態下，紅衛兵紛紛起來組織凶狠的鬥爭機器。北師大附中的紅衛兵組織由宋彬彬、劉進等人領導，在校園代表國家行使權力。宋彬彬其後聞名全國，那是8月18日(卞仲耘死後兩周)，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第一次接見全國紅衛兵。宋彬彬等40名師大女附中紅衛兵代表登上城樓，宋彬彬負責給穿上戎裝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她聽毛主席的話，把自己的名字由「彬彬」改為「要武」。
2012年，已移居美國的宋彬彬撰文解釋，她事先不知道要暴力批鬥校領導，也有勸過同學不要打人，卞校長奄奄一息躺在後操場，也是劉進、她和一些同學一起用手推車把卞校長推到醫院去的。(〈宋彬彬：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
2014年，宋彬彬回到母校一個活動時，終於跟老師道歉，她向卞仲耘雕像鞠躬默哀，說這個機會她盼了很久。她說：「都這麼大歲數了，老師很多都80多、90多（歲）了，再不道歉，就沒有機會了，不想留下更多遺憾。」王晶垚這時已93歲，他一生苦苦為妻子之死追尋真相，聽聞消息，反應是：「對這個道歉 不能簡單接受。」。(〈宋任窮之女宋彬彬為文革道歉〉，https://www.rf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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