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1926年

魯迅只活到55歲，1936年逝世。他早年的肺結核病在中年趨嚴重，多次入住醫院，這時期他是教育部官員，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北京女師大的前身）兼任講師。1924年，北京女師大風潮狂飇，學生要求校長楊蔭榆下台。楊是中國第一位女校長，公費留學美國歸來，以極為傳統的家長方式治校，新官上任三把火，強力整飭風紀，結果燒到自己。

對於學生的攻擊，她寸步不讓。1925年5月9日宣佈開除許廣平等6名學生自治會成員。她在給全校學生的《公啓》說：「須知學校猶家庭，為尊長者斷無不愛家屬之理，為幼稚者亦當體貼尊長之心。」又寫公開信給學生家長，說「好教育為國民之母，本校則是國民之母之母。」學生嘲諷她是「國民之母之母之婆」。

學生激進，然而魯迅、周作人、沈尹默等人聯名在《京報》發表宣言聲援學生。日後許廣平憶述，宣言是魯迅草擬的。

魯迅因此被解除教職，雖然馬上提出行政訴訟得勝訴，依法可以復職，但教育總長章士釗宣佈解散女師大，由教育部派員接管。魯迅選擇離開北京，1926年往廈門大學短暫任教，翌年南下廣州與許廣平會合，展開人生新一頁。

有人認為，魯迅與許廣平的關係在京城遭流言蜚語，或者是他離開的原因。較切實的論述見於宋劍華在《魯迅研究月刊》的文章〈《墳》與「墳」：魯迅絕望的1926年〉。這是魯迅思想轉折的一年，自此批判的矛頭從傳統文化轉向現實社會。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4/11/2024刊出。

 

魯迅之死

魯迅年輕時患有肺結核病，42歲左右復發，大寒大熱，以為自己很快就會去世，但是這時他才剛與學生許廣平互通書信開始交往，三年後更離開髮妻朱安，離開北京到南方開展新生活。

學者宋劍華認為，1926年10月，魯迅離京到廈門大學後，將1907年到1925年所寫的文章編成了雜文集《墳》，是埋掉自己、告別過去的意思。

魯迅很快便與許廣平在廣州會合。這時期他的身體狀況似乎穩定下來，但與許廣平一起生活還不到10年便去世。

對於這個病我很熟悉，除了是早年行醫見過不少病例，更因為先父也是患有核結核病。父親的病也是復發性，與魯迅一樣，十分嚴重，一度以為不久於人世。分別是，他生在有藥可治的時代，治愈後好好地活了三十多年。

我一向假設魯迅就是死於肺結核病，原來未必。《中華結核和呼吸雜誌》2012年刊登一篇文章，何權瀛寫〈魯迅到底死於什麼病〉，記述1984年2月上海市魯迅紀念館邀請了上海市胸肺科、結核科、放射科專家，對館藏的魯迅1936年6月15日拍攝的胸部X光片會診，一致認為魯迅確實患有肺結核，但直接死亡原因是肺氣腫、肺大泡及胸膜炎引起「氣胸」（pneumothorax)，最後導致呼吸衰竭。

專家相信魯迅氣胸是自發性的胸膜或肺大泡穿破造成。不過魯迅肺病病發時有胸膜積水，也接受過穿刺抽液，這個病床邊的小手術本身也可以引致氣胸的。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3/11/2024刊出。

 

皇帝認可的經義

古代禮教與現代倫理學的主要分別是，前者是天經地義的，不容置疑；後者重視推理和討論，使道德理性化。「天經地義」一詞出自左丘明的《左傳》：「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這本來只是說，禮是貫徹天道和人倫的準則，並沒有的教條主義絕對真理的意思。

《左傳》日後成為《春秋》三傳中最具史學價值的一本。另外兩本是《公羊傳》和《穀梁傳》，其中《公羊傳》在漢代成為官學。漢代獨尊儒術，把孔子之學「詩、書、易、禮、春秋」提升到「五經」的地位，各置博士。

博士專門負責經學的傳授，有眾多弟子，讀經通過考試可以當官，人數愈來愈多，東漢初博士弟子員有五十人；至漢朝末年竟增至三萬餘人。

官方儒學熱鬧，難免變得眾說紛紜。東漢又混雜天道啟示的讖諱之學，更紛紜了。來到章帝（東漢第三個皇帝），詔令滿朝大夫、博士、議郎等儒生在洛陽白虎觀開了一個經學大會，議論五經同異，統一經義。會議長達一個多月，會上眾人逐項辯論議決，不能形成共識時由英明的章帝裁決。

會議由史官詳細紀錄為《白虎議奏》。據說景帝又命班固撰寫《白虎通義》，這像禮教的大義通覽。雖然不少學者認為《白虎通義》未必直接來自白虎觀會議，也未必是班固手筆，但它的內容無疑總結了漢朝的禮教規矩，包括成為中國文化基因的三綱五常。經皇帝認可的禮教思想對後世社會的影響可能比孔子的《論語》更深遠。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30/10/2024刊出。

 

 

清議式微

這個月都是在讀傳統禮教如何在漢朝成形（和定型）。東漢班固為章帝編撰的《白虎通義》是里程碑。其中有這樣一節：「士不得諫者，士賤不得豫政事，故不得諫也。謀及之，得固盡其忠耳。《禮·保傅》：大夫進諫，士傳民語。」

讀了有些領悟。進諫也要依規矩，朝臣才可以諫，普通士人是卑賤的，不得干預政事，只可以盡忠傳送一下民間的聲音。

想起月初本報頭版一篇張炳良的訪問，大致上是呼籲政府帶頭讓社會走向寬和，包括鼓勵合法遊行集會、為「反修例」未被起訴的被捕者劃線結案等。這不是沒有建設性，卻碰了釘子。又想起年初在這兒出過一篇稿，題為〈「後評論時代」〉，文章結尾就借了張炳良的論政文章為例，說「後評論時代」的特點是無人會細聽議論，反而質問這是站在什麼立場。

在民間發表文章，議論時政規勸政府，可能是中國書生的「清議」傳統。這原來也始於漢代。那是東漢末，太學生接受了忠君愛國公正無私的道德教育，與清流派士大夫聯合，以清議輿論針砭時弊，希望匡扶漢室。

清朝末年戊戌政變失敗後，梁啟超等維新派逃亡日本，在橫濱創辦《清議報》，英文名是The China Discussion。這是輿論陣地，已經不是體制所能容的清議。

今天香港剩餘的清議，比東漢末的太學生更溫和。它不會形成清流，完全沒有威脅，既不受建制歡迎，公眾也沒有什麼耐性閱讀細聽。清議式微不單是言論自由的問題。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7/10/2024刊出。

 

成住壞空，南北西東

在春秋時代，孔子自稱是「東西南北之人」。一般說孔子周遊列國，其實是長年東西南北漂泊異鄉，行止無定，今年不知明年身在何方。二千多年後，在民國時期人漸老的辜鴻銘生活拮据，有名聲但沒有可以安頓生命的社會角色，自號「東西南北老人」。他笑說自己「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我看只是門面話。辜鴻銘徹底尊孔，說孔子為中華民族樹立了真正的國家觀念，從此國民有倫理秩序可依。「東西南北老人」的自號並不輕快，裡面有孔子漂泊的滄桑感。

孔子的自稱見於《禮記·檀弓上》，是一個感傷的故事。少年喪父，中年後母親去世，孔子設法讓父母得以合葬，修墳時向弟子解釋說，依古禮平民封土為墓本來是不應立墳的，但我是一個東西南北到處飄泊的人，須將父母的墓加高成墳，以便日後識認祭祀。

故事還未完。修好墳，未來得及夯（讀坑）土填實，遇上大雨傾盆，新墳崩塌，須弟子重新修治，孔子流淚涕泣，感傷不已。

東西南北人往往是不能安於社會既有狀況的人，孔子與辜鴻銘都是不安。後世文人以「東西南北人」入詩，不少是感慨人生難以安頓。我喜歡宋代陸游〈道院偶述〉詩句：「已經成住壞空劫，猶是東西南北人。」

由此想起，我們的城市也經受「成住壞空劫」，雖然再次由亂入治，但數以十萬計的人離開了，東西南北都有。活潑包容的社會應可歡迎東西南北人回歸？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4/10/2024刊出。

 

東西南北人

一個南洋華僑的混血兒孩子，少年在蘇格蘭和歐洲成長，英、德、法語出口成文，向洋人「拋書包」能用上拉丁文，但是學成返回南洋後，屢經多重推薦，也只能在新加坡的輔政司署擔任通譯，是個小職員。這個青年辜鴻銘日後憶述，24歲是他人生的重要年分。那年北洋大臣李鴻章派遣往印度與英人商議鴉片專售事宜，外交人員馬建忠途經新加坡，與辜鴻銘有一面之緣。馬氏啟發這個洋化青年接觸中國古典，不要把人生前途自限於英國殖民地。三天後，辜鴻銘辭職還鄉，剃髮易服，宣告重拾「中國人」身分。

民國時期他蓄辮悍衛中國禮教，被視為「滿清遺老」，他並不多作解釋，或者是不屑。然而晚年他自號「東西南北老人」，似乎不自限於「中國人」身分了。他說自己「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因此是一個「東西南北人」，但這金句的後一半是牽強的：他只是納日本女子為妾，髮妻是中國人；他仕在滿清，在北洋政府沒有什麼正式官職，只是以演講和文章活躍於政治圈。

身分認同問題是長期而深層次的內心困惑，人們津津樂道的卻只是他過癮的金句。

「東西南北人」典出《禮記·檀弓上》，本來是孔子的感慨。我相信孔子的話有點觸動了辜鴻銘的中國心事。

學者傅蘭梅有文章〈東西南北人——辜鴻銘生平軼事研究管窺〉，感慨辜鴻銘「軼事太多」，被「過度消費」，反而為後人對他的思想研究帶來障礙。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1/10/2024刊出。

 

 

「馴化」作為美德

臉書上有文藝圈朋友，我因而留意台灣文學雜誌《文訊》10月號推介十位90後作家引起的風波。獲推介的作家包括來自香港的梁莉姿和沐羽。這是好事，但評審側記中有一句話冒犯了留在香港用心寫作的人。那是評審中有人感嘆，香港的青年創作者，不少是「雨傘運動」後到臺灣求學，以為是出路，最後憧憬幻滅，「來到臺灣的學子們失望了，留在香港的青年被馴化了」。

對照本是為了突顯入選的兩位香港作家堅持書寫的珍貴，但一竹篙打了仍然留港的一船人。最後《文訊》不得不為用詞不當致歉。

巧合地，那兩天我在寫辜鴻銘，從網上閱讀他的著作《中國人的精神》，主旨正是「馴化」。

辜鴻銘認真地闡釋，比起西方，中國人的精神，或者說「中國式人性」，可貴的是「從不野蠻、不殘忍，也不凶惡。借用一個應用於動物的術語，我們可以說真正的中國人是被馴化了的動物。」

他特別提出，雖然這與西方的gentle相近，但不是天生柔弱。中國人的溫順，是「不猛烈、不苛刻、不粗野或暴虐」，有「從容、冷靜、練達」的特點，像「經過優良鍛造的金屬」。他讚美被馴化的動物，與野生動物不同，具有「可以稱為人類智慧的東西，這不是來自推理，也不是源於本能，而是來自同情心，來自一種愛和依戀的感覺。」

辜鴻銘真心認為溫順馴化是中國人的核心美德。他翻譯《論語》時也解釋說，孔子講孝悌忠信，是公民道德教育。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8/10/2024刊出。

 

辜鴻銘做中國人

內地的網上文章寫辜鴻銘 ，除了說他是民國的「文化怪傑」，幾乎無例外地肯定他的民族主義精神。從喪權屈辱的晚清，到擁抱西方文化的民初，他獨以漂亮的英文和德文，雄辯中國文明比西方優勝。他天賦的鋒銳利舌能令洋人語塞，為中國人吐一口烏氣。

然而他並非生而為「中國人」。辜鴻銘有一半華人血統，另一半是葡萄牙和馬來混血。生於殖民地馬來亞，其實是「大英籍民」。祖父一代是華僑，但在東南亞社會，他並不屬華僑類別，歸入「峇峇娘惹」一族。這是指明朝以來華人移民和東南亞原住民通婚的混血後裔，男性稱為「峇峇」，女性稱為「娘惹」。辜鴻銘是「峇峇人」。

辜鴻銘28歲到中國，張之洞委任為外文秘書。至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1889年），辜鴻銘隨他移往武昌，遇上長江流域仇恨西洋教士的教案迭起，辜鴻銘在《字林西報》發表英文專論〈為祖國和人民爭辯——現代傳教士與最近教案關係論〉，使用的筆名就是「一個中國人」。

學者考據，辜鴻銘應是青年時在歐洲遊學十多年後、往中國為張之洞工作之前，有幾年遊走於上海、福州和香港等地，通過大量中文閱讀、寫作和旁聽私塾課，才逐漸轉型為「中國人」。

終其一生，他的中國人身分認同，來自與滿清官員世界、古典以至理想化的中華文明的感情連繫。今天有人說他與中國「血濃於水」，但他從來未曾融入現實中的中國社會。相反，一直是半個外人。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15/10/2024刊出。

 

拖著長辮的文化自尊

英國著名作家、戲劇家毛姆（Somerset Maugham）於1919年到中國各地遊歷，寫了58篇散文，結集為《在中國的屏風上》，其中有一文〈哲學家〉是辜鴻銘訪問記。他的洞悉力和留有餘地的文學筆觸，呈現一個中國人自己反而不能恰切理解的辜鴻銘。

這是一個精通多種語言、深諳西方文化，然而極有中國民族自尊心的哲學家。當時外國人流傳一個說法，在中國，你可以不去參觀紫禁城，但一定要去敲辜鴻銘的大門。毛姆先是透過中間人聯絡辜鴻銘，碰了釘子，因為中間人叫辜鴻銘前來會見毛姆，辜鴻銘多日不回覆。毛姆修書致歉，力表誠意，才得以登門。

見面坐下，上了茶，辜鴻銘就譏諷說：「你想來見我真使我感到三生有幸，你們英國人只與苦力和買辦打交道；所以你們認為中國人只有兩種：不是苦力定是買辦。」

之後他們打開了話題，談中西方的哲學，談得順暢。毛姆記述，開始時辜鴻銘講話的聲音很細，可是談到當代的自由主義，聲音變得宏亮，情緒異常激動。在辜鴻銘眼中，這些從國外大學學成歸來的人，是用褻瀆的雙手無情地撕毀這個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

然後辜鴻銘的小女兒悄悄地走進來，偎依在父親身旁。辜鴻銘把她攬在懷裡，親吻她，對毛姆說，小女兒在辛亥革命的當天出生，「她是我們這個偉大民族秋天裡的最後一支花朵。」又說，「你看我留著一條辮子，它是一個象徵。我是古老中國的最後一個代表。」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9/10/2024刊出。

 

菊殘猶有傲霜枝

香港每年都變得更熱，幾乎沒有秋天了，卻是燠熱的中秋節之後，幾天雨帶來秋意。想起一副對聯：「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上句夏天將盡，下句寒冬將至。

我有一對墨青色紙鎮，刻的就是這兩句。以前辦公室的桌面夠寬，一對紙鎮常放案頭；退休後書桌變小，紙鎮不知幾時入了儲物箱。近日有感，覺得這兩句的意思很適時，卻記不起紙鎮「儲」到哪兒去了。

這是蘇軾〈贈劉景文〉詩的前兩句，隱喻不畏風霜的挺立人格。後兩句「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勉慰好友，人生的秋季是最有色彩的時節。

這也不單是說人生階段。中國士人的政治生命常隨時代浮沉。每逢舊世界衰落，借用這兩句比喩不改志節，就像「百搭」。

民國初年有兩個人物堅持留辮子不剪。一個是北洋軍帥張勳。他在清末任兩江總督時，曾號令全軍蓄髮留辮，人稱「辮帥」；更出名的是辜鴻銘，在蔡元培的北京大學校園內身穿長袍馬褂拖著辮，特立獨行。辜鴻銘曾書寫這兩句詩送贈張勳賀壽。後來胡適記述在一次宴會上，辜鴻銘開玩笑說，「傲霜枝」代表辮子猶在，「擎雨蓋」就是清朝官員的大帽。

辜鴻銘的「辮子教授」形象深入人心，有人說他是滿清遺老。其實他「半唐番」，生於馬來西亞檳榔嶼的華僑家庭，母親是葡萄牙與馬拉混血兒。青少年時期在英國成長，在歐洲遊學，25歲前還未能用中文寫文章。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6/10/2024刊出。

 

光怪時空

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哲學家Antonio Gramsci (1891-1937)死於法西斯主義的監獄中。在年復年的囚禁中他寫記很多思考，逝世後被輯錄為三卷《獄中筆記》（Prison Notebooks)。

上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歐洲思想界對於我是陌生的；他也是意大利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我對那段歷史更是無知。最近略為接觸到他的生平和思想，緣起是月前在大學圖書館打書釘。

在一本二十一世紀小說論著的扉頁，作者借用了Gramsci一句名言，令我想起魯迅的冷峻文采。這句話原本是對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歐陸丕變的觀察，但在一百年後有新的共鳴：這簡直是在描繪我們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啊！

英譯不只一個版本。我讀到的是這個：The old is dying and the new cannot be born; in this interregnum there arises a great variety of morbid symptoms.

中譯有更多版本，直譯是這樣：「舊世界正在死去，新世界還無法誕生；在此期間，各種病態的症狀全都出現了。」

有一個文雅的中文版本卻是這樣譯：「舊世界已死，新世界未生，於此明暗交錯之際，怪物浮現。」明明是「病態的症狀」，怎麼譯成了「怪物」？那是當代哲學家 Slavoj Zizek 用容易意會的措辭將Gramsci這句話的後半句改為 ”…now is the time of monsters”，中譯便是怪物出現的時代。

我的意會是：在青黃不接的時空，光怪陸離的病態紛現。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3/10/2024刊出。

 

 

精華糟粕憑誰定

當我稍為認真地閱讀中國禮教思想的源流，一個感想是，所謂中國禮教，其實是漢族的道德倫理思想；第二個感想是，繼承傳統多麼容易變成教條。

這些規範，大致上是西漢和東漢前後兩朝的儒生和博士為皇帝制訂的。西漢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東漢的代表人物是班固。禮教規範全是天經地義的真理；君臣父子夫婦「三綱」的尊卑主從秩序，在以下二千年深入中國文化骨髓。

這些禮教思想，來到現代依然處處可見，只有夫婦的綱常之道稍被時代沖刷，但「男主外女主內」的角色定型也沒有完全刷掉。

有一句早已變成陳腔濫調的話：我們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糟粕是造酒剩下的渣滓，比喻粗劣無用的事物；精華是純粹美好的成分，但是繼承統傳統文化並不像造酒。造酒的人不會分不出酒與酒渣，自命弘揚傳統文化的人卻不一定有能力分辨精華與糟粕。

自從漢朝由官方統一儒學思想，精華與糟粕的判別必須經由皇帝蓋印認可，官學有標準考試範圍，禮教有標準答案。這與《論語》中的孔子相反。孔子會直接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如果沒有了仁心，即使有禮制又如何？) 到了東漢，班固修撰的「禮」早已變成臣子的恭謹論述。

來到當代，馬克思主義是新的綱常。依官方說法，馬克思主義是「人類精神的精華」。要繼承傳統禮教精華，也要糅合馬克思主義的精華，這是未曾充分解答的題目。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30/9/2024刊出。

 

 

 

前司長的勸諫

律政司前司長梁愛詩在「蛻變計劃」的一段影片中，苦口婆心呼籲社會接納在反修例事件中，已知錯並承擔法律責任的年輕人。「蛻變計劃」是學者宋恩榮2020年成立的組織，致力輔導及協助服刑後的年輕人，支援他們重返社會。梁愛詩說，社會一向是希望幫助釋囚重投社會，如果沒有工作機會，便無法重投社會。

這是兩個多星期前的新聞了，至執筆時，不見有任何和應，勸言落入了虛空。

這是當然的。說「社會」應該給犯事認錯的年輕人機會，沒有人會反對，但誰是「社會」呢？並沒有抽象的仁慈社會，只有具體的僱主、公司和機構。想呼籲有效，可能要向具體的僱主和機構直接游說。

具體問，誰會不怕麻煩去聘請有可怕政治案底標籖的年輕人？估計絕少。我以前的工作是醫務，試想如果犯事的年輕人是醫護人員，私家醫院和公立醫院會不會從寬聘用？相信會有很大顧慮。萬一被攻擊「包庇（前）黑暴」，麻煩會有多大？

近日我在讀中國禮教思想，剛讀到東漢史家班固一篇論「諫諍」。他說，倫理道德有仁、義、禮、智、信「五常」，諫言也有「五諫」：諷諫、順諫、窺諫、指諫、陷諫。譯為白話是婉轉以諷喻勸諫、順對方的思維勸諫、靜靜伺機勸諫、指出錯誤直諫，以及冒險犯難進諫。前司長在委婉地順諫，但是僱主怕陷入麻煩，畢竟聘用這些年輕人也是政治冒險呢！想見到社會變得寬容，可能首先政府要釋放OK的信號。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7/9/2024刊出。

 

禮教與吃人

在傳統中國，每個朝代都追求長治久安，儒生和謀臣提出各種長治久安之道，但是歷史上沒有實現多少長治久安。儘管如此，禮法秩序的傳統思想卻穿越時代發揮作用，十分長壽。

當前香港特區的長治久安之道，核心思想似乎是絕對不可以「亂」。善用法律利器制亂之後，或者會回歸傳統，重構禮樂？

重構禮樂是荀子思想的重要主題。他對「禮」的看法頗為合乎情理，在《禮論》提出，人生來自有欲望，想要的東西得不到就會追求，追求而沒有界限便互相爭奪，爭奪致亂，最終陷入困境。禮可以節約欲望，人的欲望受制約，行為受規範，才可以合群。

如何制約？不是靠個人知足常樂。荀子自問自答：「人何以能群？曰：分。」

「分」是身分、地位、角色。安守本分、不以下犯上、不可有非分之想，要區分尊卑長幼，這些全是以「分」為基礎。

對「禮」的重視，到漢代成為制度性的國教，之後主導政治和社會近二千年，直至清朝覆亡。五四新文化運動掀起，反禮教成為熱點，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是先鋒；吳虞（1872-1949）受啟發，寫成一篇〈吃人與禮教〉，1919年11月在《新青年》刊出，風行一時。

文章劈頭便說，讀了〈狂人日記〉不禁想，「我們中國人，最妙是一面會吃人，一面又能夠講禮教。吃人與禮教，本來是極相矛盾的事，然而他們在當時歷史上，卻認為並行不悖的，這真正是奇怪了！」 

《明報》副刊「明明如月」專欄，24/9/2024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