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手一冊，隨身攜帶基本法

昨天引述清華法學院王振民院長給香港的忠告，我覺得最特別的地方不是他強調法治，而是他說「基本法應該成為香港法治的靈魂和核心，每位居民的行為要以基本法為最高指引」，更提倡「基本法應人手一冊，隨身攜帶，成為特區所有政府部門和全體居民的行為指南和方向定位。」

這或者是一種帶有意氣的強音，但是意氣話往往反映個人的深層意識。他在1962年出生， 5歲時文革開始。文革在1976年結束，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他上高中之前是活在一人一冊「紅寶書」的世界，全體人民以毛主席思想為行為指南和最高指引。我聽過他條理分明、十分理性的講話，今天忽然見到他這個側面，有點震動：時代真的是有烙印的。

王振民的忠告

今早打開報章見到很多人在昨日北京舉行的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座談會上講話，忠告或告誡香港。這許多講話當中我只留心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說了什麽。早年我参加過清華主辦的國情培訓班，有得益，聽到不少開明的講者細說國情，王振民院長是其中一位。時空不同了，今天他說話的調子，可以折射內地的政治調子。

他說要嚴格依照基本法，可以在基本法軌道上反對，表達各自意見和訴求，否則就是非法的反對。法治很重要，即使沒有民主和普選，只要還有法治，日子還可以過，甚至過得很好；但一旦沒有法治，不管有沒有民主和普選，香港的繁榮穩定都會不復存在。

他的忠告：基本法應該成為香港法治的靈魂和核心，每位居民的行為要以基本法為最高指引，一刻也不能離開基本法談法治，基本法應人手一冊，隨身攜帶，成為特區所有政權部門和全體居民的行為指南和方向定位。

又開欄

《信報》邀約開欄，兩周一篇逢周六見報，每篇八百字以內。4月11日第一篇。

我覺得世事像一個大圓環，三年前停掉寫了二十年的報章專欄，以網誌延續作者身分，現在網誌卻帶來了報章的邀約。

其實除了網誌我也為周刊寫稿，先前在《明周》寫了兩系列反思醫院醫療的文章，現在《東周刊》專欄「一葉一杏林」每三星期一篇。在周刊寫稿我用的是真名，因為配合題材。

這兒有些讀者不滿《信報》近年變得「和理非非」，可能不理解我為何在那上面開專欄。疑中留情加上一點好奇心，兩周後的周六買一份看看我想寫什麼？

做好本份，不務正業

馬傑偉在培養退休心情，化化地仍然未化，今天就在專欄與李國章抬槓。我喜歡這一句：「說的人不臉紅，聽的人不置可否，但老師教授就發愁了。」有韻律感。

李國章在數碼電台節目中說，本地院校的國際排名下跌，與外界擔心的學術自由受壓無關，卻是反映了部分教授「不務正業」，令論文的影響力和數量下降。

他既解釋又舉例：「教授正業就是教好學生、做好研究、發表論文，如果你不做這些，整天去電台『開咪』，（就是不務正業）。」

教授要好本份，尊重本業，但我看「本業」與「正業」是很不同的倫理概念。「正」是十分傳統的約束，行偏半步也怕落入邪道。如果一百年前蔡元培嚴禁教授們「不務正業」，大概就沒有北京大學；今天中大沈祖堯校長也不會盯著排行榜，一味督促教授「只務正業」。

灰濛

因為時差，天天見日出。酒店房間位罝居高臨下，可能太高了，玻璃窗難清潔，城市空中有灰塵。

人在杜拜

人在杜拜，關在會議活動範圍，最美的風景在深夜降落前空中盤旋那一刻見到，手機卻在行李內不能拍攝。大地鑲滿寶石，像這幅網上照片。

來源：m7.i.pbase.com

城市中投入工作不知身在何方的人，全球也有。這個筆挺西裝狂講手機的青年或是其一。背景牆大幅廣告說：每年二百二十萬旅客到來杜拜，杜拜歡迎您。

練乙錚道歉的考量

早上在家執拾行裝預備出門公幹，進度緩慢，索性暫停，細嚼報章。細讀的是練乙錚在《信報》的長文〈一篇道歉．道歉的理論．史學．史學的實踐〉，前半篇為上周四以梁齊昕比喻港人面對嚴苛家長式統治的文章致歉，並且講解道歉的考量；後者講歷史學不再由權威獨家定論。

文章的首兩段是這樣的：

梁先生在投書中首度提到梁齊昕「病情不輕」，筆者就此請教幾位專家朋友，得出的綜合意見是：「她的有關事情，最好能在醫護人員的指導下進行。聲音太多，無論是責備她的還是站在她的一邊的，都可能導致不可預見的後果，難用常理推測」。這裏面包含了一位高級顧問醫師朋友的看法。筆者於心不忍，據此願承認19 日的文章確有不當之處，並向無辜當事人致最深歉意，同時希望梁先生適當釋出善意，以助事件盡快降溫。

上周初之不幸事件披露之餘，各界注意力集中在無辜者身上，筆者行文的一個目的，本是希望把大眾視線從個人轉移社會，以免愈發造成不意之傷害，而並非所謂的欲作「政治攻訐」。詞不達意，復對各方之反應估計不足，終令厚愛我之讀者、人士殊為不安，誠屬不幸，亦僅此致歉。

道歉的考量是consequential damage（間接損害）的程度：文章熱傳雖在意料之外，但當FB、高登、《港文集》等的平台上的傳閱和談論激增，年輕人接收到相關訊息的概率不低，二次發酵就可能對無辜者有不良影響。

我注意的是練乙錚請教了位專家朋友，包括一位高級顧問醫師，然後判斷自己的那篇文章的確有可能傷及無辜者。這間接說明他相信特首提到梁齊昕「病情不輕」是確實無訛，也信任醫生之言，要保護病人。近三十年的醫學社會史家對「醫生」的權威角色和「情緒病」的社會性多有爭論。

不用請教醫生專家，當初下筆自應有平常判斷：文章的立論本來就毋須大字標題擺梁齊昕上檯，何必拿受困擾的人做a means to and end？

二次挪威森林

在樹和草之間輕步跑過一圈後，在家看第二次《挪威的森林》。第一次看也算好看，但不像記憶中那本小說，也不是我印象中的村上春樹。

小說是十多年前讀的，現在自己也是十多年後的自己了。第二次看電影與第一次就相隔不到兩年，但今次進入了電影裡那個空間。原來每個場景裡，一個人周圍、或是兩個人或三個人之間，空氣有不同的韻律、味道、黏稠度、流速和溫度。有時蕩漾有時空寂有時挑逗。而且不需四目交投。

圖片來源：wildgrounds.com

圖片來源：multimedia.pol.dk

圖片來源：newyorkerfilms.com

宮粉羊蹄甲

港人飛日本賞櫻花，我看我們的宮粉羊蹄甲十分美麗，只可惜沒有集中植在一些郊野園地讓人驚嘆。

這一株已經遲暮，仍然好看。

強人不易死

強人如李光耀，也不容易主宰自己生命的最後一程。他曾在自傳中明言，已預設病危醫療指示，一旦須依賴插喉管進食、康復無望和無法走路，就拔掉維生喉管。看來這項指示不一定能實現。

兩星期前，91歲的李光耀入院，診斷是重度肺疾，相信是肺炎，昨天新聞報道說病情惡化。

肺炎一般被視為有藥可治的病，但抗生素只對細菌感染有效(也不一定有效) ，若是病毒致肺炎，用抗病毒藥治療的功效甚低。

無論如何，很難說肺炎是康復無望的病，因此醫護團隊必定悉力以赴，使用喉管和輔助呼吸機器在所難免，家人很難依老先生的意願讓他生命的結束來得快些。

或者他生命力強，百分之一機會也捱得過這一關，到他醒來，應問一問他，是感謝大家努力，還是情願就此告別人間。

百年前產科服務起步

最近我在讀李尚仁主編的《帝國與現代醫學》，其中一篇文章，細說早年香港的嬰兒死亡率與嬰兒健康服務的誕生。

《帝國與現代醫學》的書名可能被誤會，以為要表揚西方帝國在殖民地的醫學建設，細讀便知不是，文章都是以縷述醫學社會史實為本。這一篇文章的作者楊祥銀是温州大學人文學院的學者，文章經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葉漢明教授指導完成。

1903年，殖民地總督卜力(Sir Henry Arthur Blake)任命了一個華人嬰兒死亡率調查委員會，負責調查華人嬰兒死亡率偏高的問題是否嚴重，如何可作改善。

那是香港醫療與經濟都貧乏的年代，鼠疫在侵襲，政府醫院建設未有規模，唯一的「國家醫院」在1897年才成立產科部，1902年才開始新式助產士培訓，當年只有兩位婦女受訓。在這個環境，殖民政府沒有特別留意嬰兒死亡率。事實上，香港的生死登記制度在早年頗為亂七八糟，至1894年發生鼠疫，死亡數字不詳，才刺激政府在1896年訂立生死登記條例，其中有規定在家出生的嬰兒要在42天內登記。

嬰兒死亡問題卻不是官方統計人員發現的。1886年，立法會就香港法國修道院和意大利修道院的高嬰兒死亡率表示擔憂。並不是這兩個機構出了什麽問題，而是很多嬰兒送來時已在瀕死狀態。官方統計從1895年才開始將嬰兒死亡率獨立表列，那一年0-1歲的嬰兒死亡率是759/1000，是居港歐洲人嬰兒死亡率的七倍。

總督任命的調查委員會發現，華人產婆(稱為穩婆) 和庸醫的無知和不當操作、分娩空間衛生惡劣，加上母親缺乏正確育嬰知識，以及非香港出生的病嬰給送來香港棄養，都是華人嬰兒高死亡率的原因。

正視問題是改善醫療的關鍵第一步。1904年，民間成立雅麗士紀念產科醫院(Alice Memorial Maternity Hospital) ，由香港第一位註冊女西醫Dr. Alice Sibree主管，提供醫院接生服務；1905年起，政府通過計劃讓新式助產士向在家分娩的貧窮產婦提供服務；1910年《助產士條例》頒布，開始淘汰未受正規訓練的產婆。踏入1920年代，產科服務全面發展，1922年贊育醫院成立是里程碑。

原載 《東周刊》「一葉一杏林」專欄，2015年3月18日，經修節。

原題為 《發現問題改善醫療》

希拉里受「外國影響」

昨天網誌「自我審查」，少寫了一句：「若說香港特區面對外國勢力影響，應自警覺；不要忘記，中國也是其他國家眼中的『外國勢力』！」

今早見到報道，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調查報道指，希拉里與包括丈夫克林頓有份創立的克林頓基金(用以對抗愛滋病及推廣女性權益)收取了大筆外國捐款，其中2013年收取了中國企業日林集團200萬美元捐款。日林集團是內地五百強企業，員工達近五萬人，參與承建多間中國駐海外使館，包括駐美大使館。

美國選舉法規定總統參選人不可收取外國資金用作選舉經費，但獨立運作的非牟利基金不受限制。報道質疑，即使不犯法，基金收外國金主捐款，一旦希拉里當上總統，會間接讓外國金主日後有機會影響政府的施政。

想像外國影響

不知是從佔領事件開始還是更早，特區空中時而懸浮著「外國勢力」和「外國影響」的霧霾，令人呼吸不適，身心敏感。上篇網誌引述的講法，亦是這種思維。

通常的反駁是舉例：如果中產父母留學影響到子女對國家難有感情，那麼特首亦在留學之列，羅太的親密戰友李國章教授更是深受外國影響，是否都屬異數？

  但我覺得連舉例也無謂。曾幾何時，愛國華僑和留學生回祖國獻身，政治氣候一轉，「外國關係」變成一身羶腥，再而成為污點。當空中懸浮「外國勢力」黑雲，反映的是政治左風在刮，見風的人跟風而已。

國教早餐

今早我自創了一道好味的甜品，偏酸的新鮮士多啤梨配偏甜的士多啤梨果醬。吃時揭報讀到羅范椒芬在鳳凰網建議，香港的學生及教師要加強國情教育，可以規定每個教師也要到內地大學上一個月的國情課，作為入職基本要求，每個大學生也要到內地上一學期課。差點沒嗆住。

她也盡量說得合情理：國情課必須是互動，不能說教，要多討論，讓學員感受到國家的大、國家的難、國家的複雜，產生認同感或同理心。

在訪問中她又說，佔中事件突顯香港的西方價值觀與中國傳統價值觀不同，而本港不少中產父母曾負笈海外，不少人抗拒國家，難以期望這批父母的子女對國家有感情。

我在海外讀過書，沒有想過這種「龍生龍、蛇生蛇」的邏輯底下自己會變成某一批父母。更驚覺：嘴裡士多啤梨與果醬都是外國牌子，這樣的父親吃這樣的早餐，對兒子該有多大影響？想到此處，頸項發涼，自創甜品快要吐了。

英雄絕育

路上見到紅棉樹開花，有點乾瘦，與城市其他地方的同類一樣，泥土不足營養不良。

早兩天聽到黃大仙區議會有議員提出要為紅棉樹絕育，因為每年春天木棉開花結果後，棉絮會隨風四散，影響衞生及呼吸道敏感人士。

可憐紅棉樹(木棉)被稱為英雄木，如今營養不良，英雄更面對絕育的呼聲。

上網見去年七月《羊城晚報》報道，廣州有木棉11000多株，早在2004年，就有呼籲給木棉樹做絕育手術，當時木棉只有1000棵左右。區議員是以廣州為戒，若不及早為英雄木絕育，怕十年後悔之已晚？

古老的敵意

這幾天欠缺寫作心情，時事又教人納悶，據說李飛主任不來港與泛民議員見面，因為27個泛民議員聯署堅拒人大框架，更指「8．31」決定「違憲」。

想起書架上有北島的書《古老的敵意》，借來一用有味道。152頁他說從人類歷史的角度看，政治不過是短暫而表面的現象。作家深入觀察和體驗世界，推進時就要透進語言層面，經受作家和母語之間的緊張關係。古老的敵意，就是創作中要克服的僵化官方話語和現代世界的垃圾行話。

什麼是「行話」？陳腔濫調、聽一次像聽第一百次。廣東話叫求其交差的例行公事做「行貨」，字義相近。

詩人創作與政治交鋒有什麼關係？北島說，要在緊張關係中穿透古老的敵意，為母語注入新生命。

霧霾幾十年？

長平在周日《明報》寫〈穹頂之下的政治霧霾〉，借柴靜的爆紅紀錄片《穹頂之下》喻意政治權力壟斷的不可救藥，有些地方可能引申過度了些少，但下面剪貼的這一段我有共鳴。不要總是說西方幾百年才進化到公民有平等選舉權，甚至討好地說中國共產黨在1947年已讓婦女投票…。

要進步應該當下就盡力啊。

「療養」這個奢侈品

公立醫院有一定數量的病床是用於服務需要療養的病人。有些是手術後療養，有些是急病後的康復。在既有的服務模式，這也是一個緩衝區，讓社區或家居服務未能即時配套的個案有空間籌謀出院安排(discharge planning) 。

香港公立醫院的收費模式，令這個緩衝區容易出現「佔床」情況。當病情已經適合出院，但未能獨立起居自理，一般家人是看不到為何要急於接病人出院的，因為住醫院比社區照顧(例如入住老人院)還廉宜。幸好大部分病人和家屬還會聽從醫護人員，配合出院安排，這是和善負責任的一群。他們不多不少也是體諒到，醫院的病床很「矜貴」，即使要療養也是短期的。

在很多發達國家，「療養醫院」(convalescent hospital)是罕有的。不要說什麼「半緊急」病人，只要病情穩定，能出院就出院，安排社區跟進便是。至於手術後的病人，也無所謂療養，手術後本來就不宜長時間臥床的，美國最好的醫療中心也是火速送病人回家。

我轉做管理工作之前的臨床工作，大部分是在療養和康復服務，我相信悉心的療養照顧，配合積極有序的康復療程，對體弱的病人是好的，但在現代醫療，以香港獨特的收費制度，病床又長期緊張，這個信念常常被挑戰。

在這個流感潮最高峰時，二月裡一個黃昏，我接到親人阿麗在愛爾蘭的死訊。阿麗和她丈夫各自有病，在都柏林得到很好的照顧。那是一個不同的制度，高稅率有福利，即使在金融風暴後經濟緊縮，削減了服務仍然勝過香港。他們的制度較少依賴醫院病床，院舍和社區的照顧能力很好。

提供給體弱病人的非醫院服務應如何設計？香港尚未碰觸這個課題。

原載 《東周刊》「一葉一杏林」專欄，2015年2月25日，經修節。

九院九十歲

昨晚九龍醫院春茗兼啟動九十周年慶祝活動，難得四代院長同堂，還有現任院長訪問老三屆院長環節。劉浩院長是八十年代，蔡炫中院長從八十年代跨過千禧，我是2007至2011，然後是現任張光宇院長。

近日看了一些世界醫院史，從那個角度看，一間醫院九十年可以算是有歷史。香港的醫院服務，大約每二十年就見到變遷，這四個院長合共才帶醫院走過三十多年。

如果未來二十年醫院服務的面貌無大變化，恐怕是時光停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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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言大義

     總理在全國政協會議講話，重提八個字「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特區緊張兮兮推敲含意；新加上「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八個字，又有諸多推論和詮釋。這顯示了大和小、上與下的權力差別和秩序。

從幾句講話措詞，是否真的可以逐字精準理解所有微言大義？我真懐疑。畢竟語言和緩也可以有厲害手段；相反，嚴詞底下未必不會心軟。

我希望中央與香港的互動，能夠進化至「大」言大義階段，價值與道德原則都有平實清澈的邏輯和理據，這樣中國就真的開始現代化了。

一簽「若干」行

全國人大及政協會議在北京召開，《文匯報》報道，港區代表熱議是否收緊自由行及「一簽多行」政策，不少提案將建議「一簽多行」改為「一簽若干行」，但強調絕不能取消「一簽多行」。

「若干」即是多少次？陳婉嫻說可討論是否「一簽數行」；自由黨建議「一日一行」(不是一簽一行) ；新民黨田北辰建議「一簽三十行」；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李秀恒建議「一簽二十四行」。

看來中央釋放了訊號，這是可以熱議的時刻。說不定猜中「若干」是多少，豈不是爭取成功？但我覺得這不大可能是個簡單的數字填充題，認為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比較老練：他只說要「優化一簽多行」，不講數目。「優化」也可以是分類處理啊，一般旅遊與公事需要可以是兩碼子事。

他更有智慧的提醒是：資料顯示七八成水貨客是港人，因此不應把「一簽多行」看作等同水貨問題。意思是「優化一簽多行」也不是為了處理惱人的水貨亂象。

最愛的中國

不認不認終須認，純經濟考慮多多益善的自由行政策香港社會受不了，也不合理。有報道說人大政協會議下周在北京召開期間，特區政府會向中央提出為「一簽多行」設限。

「一簽多行」是便利措施，但「量變造成質變」，民生受擾亂之外，間接亦造成人民互相排斥。當港人滿眼是購物或搶貨的內地人，「中國」在他們心中除了是財大氣粗的消費主義大國，還會有其他印象嗎？

我認識的中國，先是文化中國，然後是文革後期的中國，再然後是八十年代初開放的中國，再然後是九十年代越來越信心爆棚的中國。我最愛的中國是八十年代初開放的中國。

要讓港人的人心回歸，我看鑰匙就在八十年代初開放的中國。富強的巨輪輾得太快太有巨力，那個尚有人文探索精神的中國很快失去了探索空間，維穩至上的繁榮社會更不會容納隨著自由探索而來的變天風險。最後剩下經濟至上權力無限大的國家，和她的一個固執拒變的特區，在二十一世紀可以如何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