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耀潔還在生氣

羅四鴒：〈憤怒仁醫高耀潔〉，「端傳媒」，19.12.2016，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1219-mainland-gaoyaojie/

這篇發自紐約的特稿寫得真是好。劈頭第一句「90歲的高耀潔還在生氣」，她的神氣馬上活現。

我以為自己算是知道河南愛滋病疫情的了，卻是讀了這篇文章才初聞以下種種事：

-         1983年，中國一位血友病患者因注射進口美國的血液製品而感染上愛滋病毒；第二年，中國禁止進口血漿、人血白蛋白等血液製品，自行發展分離血漿與血球的技術，紅血球輸回獻血員體內，血漿用於製作生物製品。這是人為疫情的起點。

-         1995年，河南周口地區主管血庫的醫生王淑平對愛滋病疫情做過統計，是全國唯一的調查測檢。當時河南估計有400個血站，全國有10000個，保守估計，全國獻（賣）血人次約5000萬，以10%的感染率計算，通過血站感染愛滋病毒大概有500萬。

-         在1995年前後，河南省呼籲賣血，有這樣的宣傳語：「借你一點血，還給你錢。賣血對健康有好處，可以預防高血壓，可以治療高血壓。」當年，河南最窮的20%人口年均收入約700元，獻一次血漿，可以得營養費40到80元不等。

-         國內多年來登記愛滋病病人，感染者一人每月獲發150元，發病者200元。但是登記時不可說是賣血導致的愛滋病，要自稱是商業傳播或是性傳播。

以前在報章專欄寫過高耀潔醫生，痛惜偌大的中國容不下她的聲音。她為河南及全國各地的愛滋病人發聲，做了數不完的事。2003年，吳儀副總理到河南考查疫區，接見了她，河南省隨後向疫情最嚴重的38條愛滋村派出工作組和醫療隊。但吳儀也保護不了她 ── 任何公益工作只要屬於民間維權行為，都只能視為滋事。

高耀潔現居紐約。自今年7月開始，需有護工24小時照顧。她說，最好能死在回中國的飛機上。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6年12月24日，經修節

圖片來源：新世紀NewCenturyNet

在臨界點也不變?

2016年12月9日，退休前放假的第9天，大清早返辦公室，清理電腦內的檔案，到某一刻，忽然想『做』一本這樣的自選集：重讀過去在紙上、網上寫的東西，看哪些是用心寫的，用心寫時有沒有反映那些年，自己、醫療世界、香港…。

於是打開文件檔，最先入眼的一篇題為〈走樣〉，七年前為《明報》專欄寫的。當日剛從悉尼回來，想著那邊的醫院服務在如何改進，香港的醫院服務卻被結構性的問題纏著，舉步艱難。還想到，「香港各方面都有『走樣』之危。足球比賽可以假到這樣，球隊班主是誰都可以無人知；藥物安全風聲鶴唳，…立法會議的焦點竟是應否禁止講PK及其他粗言俗語…」

七年後今天，不少朋友慨歎香港不止走樣，更兼變形失序。香港真是來到新的臨界了。換一位特首是不是新的起點？

其他範疇非我所長，在醫療服務，我想問各位已宣佈和準備宣佈競逐參選的候選人(不許含糊其詞、陳詞濫調、帶人遊花園) ：

「在你心目中，公營醫療在未來十年面對最大的挑戰是什麼？你有什麼對策？」

附帶的問題是：「你從何形成自己對公營醫療未來挑戰的看法？怎樣知道自己沒有偏聽偏信？」

七年前在寫〈走樣〉那篇稿時，我還在九龍醫院和香港眼科醫院任「院長」，未上總部工作。時光真快，但香港變化更快。有人仍在緬懷過去，有人擂鼓吶喊未來，其實都沒有好好端詳現在。這一刻，水與蒸汽之間，臨界點是燙手的攝氏一百度，還可不變？

原載 《東周刊》「一葉一杏林」專欄，2016年12月21日，經修節。

圖片來源：http://www.bauhinia.org/assets/thumbnail/images/

今天有感

今天是退休前放假的第9天，大清早返辦公室，清理電腦內的檔案，到某一刻，忽然想「做」一本這樣的自選集：重讀過去12年在紙上、網上寫的東西，看哪些是用心寫的，用心寫時有沒有反映那些年，自己、醫療世界、香港。

下午有事行經中環遮打花園，抬頭見聖誕樹後面的大會堂，另一邊燈柱後面是從前的立法會。兩天後是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選舉。回歸20年，香港在變化，來到新的臨界點。

與朋友見面，坐下，未打招呼，他先說：CY剛宣佈不競選連任。我沒有什麼反應，心中奇怪，剛才停步拍的兩張照片，像預感今天是特別的一天。

大相簿

部門同事給我一份禮物紀念退休，是一本大相簿。原本我的要求是，如果同事樂意，分組拍照，每個人的臉孔配對名字，到我老來善忘時，幫助記憶。

他們以為我搞笑，但我是認真的。每個人的記憶模式是不一樣的，天生過目不忘的人很少，有些人並非過目不忘，卻能記憶少年時許多細節，如數家珍，我的老弟區樂民是其一。我的記憶由故事與時空組成，有同事奇怪我在議事時能追溯相關的前因後果，過去的脈絡，以為我記憶力強，其實這只是應用故事式記憶來工作。我有一方面的記憶力很弱，差到近乎病態，那便是記人名。

也不只是人名。一切稱號，地名、物品名稱，都是挑戰。念醫學院時，同學很怕解剖學，全身二百多根骨頭，更多的肌肉，每一個小孔，都有拉丁專名，但我覺得容易，因為命名有系統邏輯，而且可以在腦裡建造立體模型，那是空間記憶。令我痛不欲生的是微生物學，幾百種細菌病毒的名字與它們的特性都是硬資料，全無故事可言。

在這個部門崗位不到三年已經退休，平日忙於事而欠聯誼，百多名同事當中，有一半是我根本從未注意誰是誰，電郵上面的人名與走廊碰面的面孔未配對過，莫道是老來善忘，根本從未入腦！

好，同事花了心血，真的給我造了這本大相簿。它不只如我所願，把每個人的臉孔配對好名字，還把分組拍照活動變成親切的遊戲。

大相簿內有祝福語，我還未從頭至尾讀一遍，但留意到有些與「詩」有關。去年我重燃大學時期對現代詩的興趣，還在總部「心靈綠洲」試辦「午間詩語」聚會，這些與「詩」有關的祝福語，我會看作一種同感。

裡面有一首英文小詩，有閒適趣味，錄在這兒作記。

The days of toil and stress are long past,

The golden years of retirement are here at last;

With all the time to do what you like,

Smell the roses or take a hike.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6年11月26日，經修節

記不起

快將告退，著手收拾辦公室的東西。盤點之下，在一個盒子發現兩樣懷舊的東西，拍下照片作記。

「出土文物」之一是「線裝」的現代詩選，一套四本，內有從聞一多到袁可嘉33位詩人合共94首詩，這是大學圖書館的藏書，自己動手影印製作的，近40年前了！影印逐頁對摺打孔，以幼繩釘裝，手工很粗糙，但當年愛不釋手。

另一本是2007年4月在北京一條小街買的紀念品，手製的小牛皮筆記本，穿皮線打漂亮的結。內面是不分行的油面黄色紙，空白的筆記本像在邀請你在上面寫詩。

翻開看，卻見當日用來寫生活劄記，寫了四個月，斷斷續續才只十餘篇。

這些日子的片斷，十之八九今天已完全忘記。但當日為何身在北京倒還有印象。那是早年著作《當中醫遇上西醫──歷史與省思》，內地簡體字版得了一個圖書獎，與妻赴會領獎。

頒獎禮上，鄰座是我喜愛的畫家、作家陳丹青。筆記本有此一段：「頒獎座位在陳丹青旁，我說最近剛在讀《八十年代訪談錄》內他的那一篇。他問你讀的是繁體字版還是內地版，我說Oxford版。他說(內地版)差了1700字。他在致辭說自己的《退步集》得獎很可能代表了(國家)圖書館的寬容多於書本身的價值。」

這一片段，和其他的片段，都是很有意思的，甚至有點珍貴，例如記下與兒子的小小對話，如果不是偶然買下小牛皮筆記本，現在就沒有了記憶。

聯想到個人記憶、社會記憶、文化和民族記憶，頗有共通的地方：都常在被遺忘、洗刷、重塑，即使懷舊都有些想像成分。未重讀這段生活劄記之前，在我記憶中，還以為這小牛皮筆記本是當年歐遊從一個中世紀小教堂買的紀念品！

我不喜歡懷舊，但有機重拾記憶時，原來也是很好的感覺。

 原載 《東周刊》「一葉一杏林」專欄，2016年11月23日，經修節。

今天節氣是「小雪」

送與被送

我以為自己不喜歡被farewell，但來到此時，也是感覺良好。在辦公室則是我向物件farewell。為銷毀個人資料砸碎了兩部Palm，留下兩張再也派不上用場的CD-ROM。

談退休變成談詩

機構傳訊同事安排我與傳媒記者小敘談退休感受和去向。例行問題我答不出，既未有下一份工等我上班，連退休後環遊世界的行程也無，卻是談新詩和詩人的故事，他們還真會聽。完了竟然還有蛋糕合照，不承認有些少感動也不行。

收拾書包

著手收拾東西，因為還有三數星期便告別這個辦公室。心情？像畢業，告別學子生涯。這是秋來冬天不遠的時節，不期然想起兩句詩：「等得秋來冬又到，收拾書包好過年。」

這是一首打油詩，最初混淆了它與另一首小調：「小嘛小兒郎，背著那書包上學堂…」，其中都有書包，都是無心向學。

收拾辦公室的第一天就逢上人大釋法。這場宣誓風波，最初被視為新議員的「小學雞」表演，最終演變成一場馴悍記「大龍鳳」。「小」變「大」、「雞」生「鳳」，殺傷力不是說笑的。

兩個新議員小兒郎，可能登場太亢奮，哼起歌詞第一段「不怕太陽曬，也不怕那風雨狂…」，又或是第二段「不是為做官也不是為面子寬 / 只為做人要爭氣呀 / 不做牛和羊…」但過猶不及，相信要後悔莫及，很快便收拾書包回家去。

說回打油詩，它還有一個很文雅的版本：「春天不是讀書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有寒霜冬有雪，收拾書包好過年。」這也是很完整的想法，春夏秋冬各有不好好讀書的藉口。而且，「秋有寒霜冬有雪」很對應今時特區的政治情景。記者會上，中央官員臉如寒霜，下雪了。

在「秋有寒霜冬有雪」的日子退休，心情微妙。或者多年之後，在醫院病床上，老先生向探訪的青年義工話當年：那年十一月，秋意遲來，來時就遇上「釋法」…。

收拾東西時，因為撿拾的姿勢不小心，觸動腰背舊患，一切動作都只能是輕輕的慢動作了。我輕輕想著「收拾」兩個字，真有意思。「收」的相反是「放」；「拾」的相反是「棄」，「收拾」的相反詞卻不是「放棄」！

中央正著手收拾特區的麻煩局面。要好好收拾的話，我認為三者不可缺：保存、整理、丟棄，須恰當地平衡。

這還未至於是殘局。若弄到要收拾殘局，那一定更是寒風凜冽的了。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6年11月12日，經修節

一剎那(不)衝動

第五屆特首選舉明年3月舉行，選舉委員會（選委會）分組界別選舉的提名期由11月8日開始，為期一周。醫學界組別有30席。

我想過参加分組界別選舉，可以列舉五個值得嘗試的理由，但是關心我的親友也能列舉五個很好的反對理由。

参與現實政治是蹚渾水，近年香港的現實政治尤其齷齪狹隘，令人望之而卻步。新世代政治有時能夠掀起一點「清新」的期望，但很快就「被齷齪化」，有時更是「自我齷齪化」，難堪得很。或者這是一個過渡時期的現象：在政治舞台上，無論角色是「表現忠誠」或「表演反抗」，都有生硬的階段，不時更荒腔走板。

醫生處事一般比較謹慎，應該沒有荒腔走板之危，但若是真的關心香港醫療，關心香港未來，則應該粗中有細，對事不對人。我看現屆政府有兩件事是做得對的：出招調控樓市和恢復建醫院的長期規劃。

然而，這兩方面都尚有未知數。樓市「辣招」看來敵不住因人民幣貶值而南下的大量資金；在醫療，醫院的長期規劃並未配以穩定的長期撥款方程式，日後會否有硬件但無錢運作？

關於醫療，我最希望下屆政府做的事情有兩樣：一是開心見誠，與市民討論如何讓醫療服務可持續發展。要真切地檢視收費、人手和政策。

二是檢視老人康復、社區照顧和善終服務，全盤思考，尤其是與末期病者相關的法律與政策配套。

醫學界選委30人，誠願他們能為香港醫療和香港未來盡心。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6年10月29日，經修節

一步跨出去

非常精釆的一張照片：《明報》攝記捕捉到「胡官」穿過狹小的閘門一步跨出去外面的空間。這也是他在人生這一刻的動作！一足在地一足提高，如果不跌倒就會跨進另一個天地。

我自己也在快將一步跨出去的人生一刻，看到照片就有共鳴。

茶盤邊的字

渡海泳的風險

維港渡海泳在2011年復辦，今年首次有泳手遇溺，執筆時一死一危殆，光是看新聞也令人着緊。

有評論說，參賽人數一年比一年多，今年共有三千名泳手，非競賽的優悠組就有二千四八人，救生員人數應再增加。 主辦單位則認為，參賽人數雖是多了，但他們是分批下水，一百二十名救生員應屬合理比例。

風險是一個比率的概念，比率含有分母和分子。假設在現有的條件下，泳手遇溺的風險是一百萬分之一，如果某一屆參賽人數五百，出事的機率便是二千分之一。三千人参加，機率便是一千分之三。如果累積十屆共二萬人参加，機率便是五十分之一。

二千分之一，風險甚微。五十分之一，感覺上卻有點危險。

當然數不完全是這樣計，過去沒出事，每一屆獨立計算，仍是相當安全的。

然而還有一個分母問題。人數年年上升，参加者的「業餘」程度也會上升。「體能足、訓練夠」的泳手早就参加了，新参加者的體能和泳術是否能夠應付？

現時規定，泳手必須能在四十五分鐘內游完一千五百米，才可參賽。賽事由鯉魚門三家村公眾碼頭出發，終點是鰂魚涌公園碼頭，賽事全長正是一千五百米。

依我看，參賽資格應該檢討。一個人在泳池內依自己節奏游一千五百米是一回事，在海中比賽游一千五百米是另一回事。海有水流，水流較急時，可能要出二千米的力才能去到對岸。参加者越是「業餘」，越容易受現場氣氛感染而興奮加速。在熱鬧環境保持合適自己的節奏，要有非常自覺的定力。

基於這兩因素，收緊參賽資格以提高安全系數，應是合理的風險管理。

也有參賽者提出，每一批下水的人數應該減少，例如分年齡組別，每批限一百人左右，雖然整個賽事時間會因而延長，但為了安全亦值得考慮。

我每周有游泳，但每次只游幾百米，完全不是運動型，永遠不合資格參加渡海泳，但覺得這是很好的大型活動，希望它堅持辦下去。

原載 《東周刊》「一葉一杏林」專欄，2016年10月26日，經修節。

輕微本土的夢

重陽假期裡做了個夢，夢裡又返回布朗校園，在石柱磚牆老建築裡聽講座。研討室的拱形窗放下了窗簾，主持的教授播放一卷香港的紀錄片。紀錄片的顏色很淡，近乎黑白，光影顯得特別有層次。攝影角度並非懐舊感慨那一類，剪接得從容，冷靜而不冷漠。我心想，這有點人類學field work的味道。

紀錄片是訪問各式各樣的普通人，有人在餐廳接受訪問，有人在街頭。有一段在老區的街舖，「前店後居」那種，大叔大嬸坐在路旁一張張小木凳。受訪者談著自己怎樣生活，描述身邊的社會。沒有現場收音，紀錄片是以中英文字幕片斷交代訪問內容，外加英語和普通話旁述，簡潔乾淨地介紹受訪者身分。

播完，二十多位觀眾有興致地討論這個紀錄片project。我畢業離校已久，不屬於他們的圈子，身分應算是外人；可是眾多觀眾之中只有我一個是來自香港，我像是屬於紀錄片內的世界，他們倒像外人了。

我聽了一陣討論，發言說：「這紀錄片拍得很好，也很有心，但似乎欠了一點：從頭到尾聽不見一句廣東話。」

他們有點愕然。我補充說：「也不是說，非要有廣東話不可。我只是覺得，如果有，它會比較authentic。」

主持人耐心回應，解釋卻有點抽象難明。我嘀咕：人在想著什麼，生活中擔心什麼，盼望什麼，不能全變成旁述indirect speech啊！

醒來也想到香港。近年來，香港社會像是一套巨大的紀錄片？真實的聲音被編導，被攝錄剪接，被敍事，被調查研究，被實驗總結，全是各種indirect speech。

研討完結離開大樓，穿過校園的中央草坪，到大街外，滿街車和人熙來攘往，卻無論如何也想不起車子泊在哪兒。早上來時，街上清靜，校園沒有多少人影的。

最後找到了車，待開車離去，卻立即失控。原來軚盤被校園猖獗的偷車賊偷了，換上一副大小不符、難以操控的道具軚！

這樣一個輕微本土的夢來得奇怪，寫稿以記。

原載 《信報》「醫三百」專欄，2016年10月15日，經修節